秦商鞅变法时，搞军功爵制。前八级的升级，是在战场上杀一个敌人，把头（首）提回来就升一级。因为拼一个“首”就可以升一“级”，所以“首”也叫“首级”……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商鞅变法是进步的，合乎历史潮流的，并且给予了商鞅很高的评价。然而在古代，商鞅并没有受到普遍的认可……

首先，在《史记》里，司马迁对他评价很低，认为他“刻薄寡恩”。其后，班固可能也受到了该影响，认为商鞅是“衰周之凶人”。到了宋代，苏轼则对他的评价更差。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里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是苏轼偏偏不信，提出质疑，认为“此皆战国时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商鞅没有行王道，而是选择了霸道。那么问题来了，商鞅为何要行霸道呢？其实按照商鞅的本意，其最高的理想是实行“帝道”，即是所谓的尧舜禹之道。其次是“王道”，即所谓三代圣王之道。再次才是“霸道”，即所谓的齐桓、晋文之道。何以知之呢？我们不妨还原历史场景，回到商鞅觐见秦孝公的时候。

公元前361年，商鞅这个时候大概30岁了。此前他一直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做“中庶子”，可是这时候公叔痤已经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为了向梁惠王推荐商鞅，不惜让梁惠王杀了商鞅。可是梁惠王根本没把商鞅放在眼里，连杀都懒得杀，并认为公叔痤老糊涂了，商鞅因此也就安然度过了一劫。

就在这个时候，秦孝公想要壮大秦国，向各国发出了求贤令。他在《求贤令》里说道：“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听到这个消息，商鞅在心里笃定这是一个有为之君，跟着他肯定能成大事。于是在嘴里蹦出三个字“西入秦”，就这样，商鞅满怀理想来到了秦国。

商鞅来到了秦国以后，结交到秦王的宠臣景监，由于景监的引见，终于见到了秦孝公。但是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商鞅一共和秦孝公谈了四次话，开头谈得并不投机，直到第三、四次谈话时，才有了转机。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尤其是第一、二次谈话。

很多学者认为商鞅前两次谈话只不过是为了揣摩秦孝公的心思，是投石问路，第三、四次谈话才是真实意图所在。可是，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根据史书的记载，前两次谈话“未中旨”，到最后一次才“语数日不厌”。这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将这四次谈话一一分析，看能不能找出点蛛丝马迹。第一次，秦孝公接见商鞅，商鞅提出了“帝道”，希望秦孝公能够顺乎自然，垂拱而治。可是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这次会谈也就不欢而散。第二次，商鞅进而提出了“王道”，可是秦孝公还是不感冒，史书记载“未中旨”。

这一次又没有切中秦孝公的心意，那么怎么办呢？儒家讲究“得君行道”，即只有得到君王的支持，才能一展自己的抱负。商鞅也深谙此理，所以选择了退而求其次。于是在第三、四次时提出了霸道和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得不亦乐乎，并将座位主动向前挪，以便靠近商鞅，听得更仔细一些。此后多次接见商鞅，也就是所谓的“语数日不厌”。

商鞅当时其实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的，这在《史记》里有记载。尽管司马迁不喜欢商鞅，但不喜欢归不喜欢，司马迁还是极有职业操守的。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堪为“信史”典范。

在《史记·商君列传》里是这么记载的，“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通过这段话，商鞅的态度和秦孝公的想法展现的淋漓尽致，可惜后人读得不仔细，忽略了其中的“微言大义”。

我们不妨对之仔细分析一下。其实在商鞅的心目中，不只是希望秦国实行所谓的霸道和强国之术的，而是希望通过实行顺乎自然的帝道和顺乎人心的王道来驾驭这次变法。其实商鞅还是有远见的，我们只以为他好“形名法术”之学，其实他对于黄老之学、儒学，以至于会通诸子百家的杂家之学都有所“好”。如著名秦汉史专家林剑鸣在《秦时稿》里就认为“商鞅对战国时各派的理论主张均有所涉猎。”事实上，商鞅向很多老师学习过，很多学者认为他曾经向鲁国人尸子学习过。

而《汉书·艺文志》就将尸子列于“杂家”，而“杂家”的特点就是“兼儒墨，含名法”。向如此博学的老师求教，商鞅的学识可见也是渊博的，因此他做事情是有远见卓识的。这就从他四次分别向秦孝公说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可以看出，他的学问根底之深。

此外，我们读一读《商君书》（今存24篇）就可以看出，其实商鞅的主张都是“霸王道杂之”的。从《史记》里的记载，尤其是“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可以明显的看出商鞅的无奈和遗憾。可是他还是妥协了，他不妥协又能怎么办呢？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各国国君无一人采纳他的主张，只能自嘲道：“累累若丧家之狗”；孟子也是游说诸侯，可是晚年不得不与“万章之徒退而序诗书”；荀子更是如此，虽然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后也落得个客死兰陵。

商鞅明白，即便是再好的主张，如果没有君王的支持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不得不妥协。况且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比秦孝公更开明的君主了。尽管自己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和“王道”，但考虑到礼坏乐崩的现实，处于大争之世，退而求其次，“杂霸王道”是最好的选择了。商鞅之所以能够一展抱负，在秦国顺利地开展变法运动，就是因为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可是变法必然要触犯那些旧贵族的既得利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么，就不变法了吗？不，必须要变，还要大变。最好是能够改天换地。商鞅坚定自己的理想，努力让平生所学造福于民，结束这个混乱的世道。这就意味着他将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了秦孝公，秦孝公在的时候，这些守旧势力还不敢造次，但是孝公一死，商鞅马上就遭到清算，车裂而死。这就使得商鞅这个历史人物着上了悲剧色彩，另我们唏嘘！

秦孝公可以说是一个明君，对商鞅来说有知遇之恩。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秦孝公在临死的时候要将自己的王位禅让给商鞅，而商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呢？史书上明确记载了秦孝公要将王位禅让给商鞅。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翻阅典籍，回到那个年代，在蛛丝马迹里探索历史真相。

这个故事记载于《战国策》，在《战国策·秦策一》说到：“秦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关于这段历史事件的记载，很少有人怀疑。如果您不相信，我们就以史料说话，在历史事实面前，是胜于雄辩的。那么，秦孝公为何要这么做呢？我们发现，当初秦孝公发布《求贤令》的时候，就诚意十足，“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我们当初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看来，绝非如此。

秦孝公胸怀大志，终其一生，都在坚持变法，从未动摇过。正因如此，在其老迈之时，感觉到自己行将就木的时候，就要把王位传给足够信任之人，能够让变法大业继续下去。

既然秦孝公真有诚意，那么商鞅为何干脆地拒绝了呢？因为商鞅明白，秦法已经推行了二十年，“秦民大悦”，老百姓是实实在在得到了变法带来的利益的。况且变法能不能够继续推行下去，绝不是靠传一个王位能够解决的。

作为变法运动的总设计师，商鞅高屋建瓴，他看得很清楚。他坚定地认为变法运动“顺乎天，应乎人”，一定能够成功；其次，如果自己接受了王位，秦国宗室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到时候，秦国大乱，二十年变法之功将毁于一旦，这是商鞅绝对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商鞅坚决不接受禅让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现在想想，商鞅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我们知道，在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这时候被商鞅得罪的秦国宗室乘机发难，欲杀商鞅而后快。秦惠文王面对这种局势，只能杀商鞅以堵住悠悠众口。可是他也明白，商鞅变法并没有错，因此，他虽杀了商鞅，却没有废商鞅之法。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疑问。秦孝公将王位禅让给商鞅，是不是当时有这种禅让思潮呢？是的，绝对有，秦孝公是个明君，又不傻，是绝对不会心血来潮的。在战国中后期禅让思潮曾一度流行过。首先，这种思想源于尧舜禹之时，儒家把这一时期称为“大同”社会。之后进入了三代，“传子而不传贤”，即所谓的“家天下”，儒家把这一时期称为“小康”社会。尽管禅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儒家理想的社会一直是“大同”社会，因此，一直有一种“禅让”情节。

在《论语·雍也》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看看古人的解释，刘向在《说苑·修文》说：“当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意思很清楚了，孔子在这里虽然是称赞仲弓的才干，却也有“选贤与能”的想法。在孔子之后，墨子也有此想法，如《墨子·尚贤下》赞美尧舜禅让，“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子明确提出“尚贤”思想，并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此外《左传》、《国语》等典籍也有“尊贤”、“明贤”的主张，但一般只适用于天子以下和选择太子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将天子之位直接禅让给人的主张。

但是，到了战国中后期，情况就不一样了。

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大部分是儒家的经典，大致成书于子思到孟子之间，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分化。有《唐虞之道》一篇，单看名字，大概就能猜到其中讲了什么。

这一篇专门讲“禅让”的事情，多数学者认为《唐虞之道》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其中明确提出“禅也者，尚德受贤之谓也。”此外，还有上博简《容成氏》一篇，其中说到：“三代以上，皆受贤不受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前后适成对比”。《容成氏》还举了古代二十多位上古帝王“皆不受其子而受贤”的例子，那么可见“禅让”之风确有其事。我们知道，古代学者常常通过先王来表达其政治理想。

如果说以上材料仅仅是一种主张，还缺乏事实的说服力。那我们就不妨举事实来说。根据《吕氏春秋·不屈》记载，“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当然惠子拒绝了梁惠王的“禅让”，但理由并不认为禅让有什么不妥，反而认为“以国与人犹尚可”。

此外，在燕国也发生了禅让事件，史称“燕王哙让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这次，子之接受了燕王的禅让。今人梁涛认为“禅让乃是当时大环境的产物，有非常复杂的动机和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纵横家的鼓动外，更重要的还是选择一位贤明之君让自己的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燕王哙将国家禅让给子之，引发了燕国内乱，自己也身死国亡，此后禅让之风走向低潮。但这无论如何也说明当时确实存在过禅让的思潮和事实，尽管这种理想破产了，但依然值得我们尊敬，而不是嘲笑。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秦孝公欲将秦国禅让给商鞅，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商鞅称赞，他确实有远见卓识，没有接受禅让，否则很难说，秦国不会发生和燕国一样的悲剧。如果真那样，七国中，谁将一统天下，可就是个谜了。

秦孝公是个有为之君，只是太急于求成了。如果不依他的想法，那么变法之梦终将成为泡影。秦孝公想要显名于天下，不想“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哪个帝王不是这样呢？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惹得民怨沸腾；乾隆“十全武功”，使得大清日薄西山。这些帝王只想成就自己的伟业，哪管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

由于秦孝公想要快速见效，成就一番霸业。所以商鞅不得不妥协，放弃了最高的理想：帝道和王道，即便是杂霸王道以用之也没有实行。这就注定了这场变法是一场悲剧，即便秦国以落后民族打败山东六国，统一了天下，最终也落得个二世而亡。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1980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现居北京，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当代著名诗人、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

冯志亮先生是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冯志亮先生现担任华夏易经研究会副会长兼北京分会会长，中华儒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青年发展促进会荣誉会长，东方孝道文学院荣誉院长。冯志亮先生还同时担任时代文学杂志社总编，中国名家杂志社荣誉总编，中国炎黄文化报文学总顾问，中国文化新闻报编委会副主席。冯志亮先生兼任中国姓氏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华北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传统礼仪促进会理事。冯志亮先生同时兼任北京汉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燕南艺术学院终身教授，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中国诗词协会终身会员，中国诗歌协会会员。

冯志亮先生还是挪威国立艺术家协会外籍会员，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荷兰皇家文学院高级学术顾问。冯志亮先生的历史文学作品曾多次刊载于中国文联创办的《神州》《中国魂当代名人专访特刊》《中国当代文学家》《北京文化》等期刊。曾被中西文化联合会授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AAAA级宣讲人”荣誉称号。

2013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厚葬微信微博》，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零四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