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扁担

文/金阿根

      我家虽然搬迁了好几次，至今依然保存着父亲用了大半辈子的那根扁担。父亲用这根竹扁担，挑过悠悠的岁月，挑过艰辛的日子，挑过一家人的生活，挑过对儿女的一片温情。

      父亲在农活上绝不是个好把式，不愿好好侍弄庄稼，一有机会就出门做生意。但他不像我爷爷那样，爷爷若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父亲无非是小商小贩，春夏*贩卖小鸡小鸭，用竹扁担挑着从各家各户收购来的家孵小鸡，或孵坊里批发来的小鸭，挑到余杭海宁等地，行走在桑树丛中水田路上，吆喝着＂萧山大种鸡苗禽要买哦？＂＂广东潮鸭苗要吗？＂秋冬则在村上收购黄鳝，挑着两篓黄鳝到杭州奎元馆知味观供他们做鳝丝面。不过从来没看到他赚多少钱，家里经济依然那样拮据。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饥荒，我们一家八口生活难以维持温饱，父亲拖着浮肿的双腿，用做小生意积攒的一点钱，到长山、新街镇上挑回蕃薯萝卜让家人充饥，总算勉强度过了难关。

     1960年，我被保送去杭州卫校读书，一个从来未出过门的15岁乡村孩子去省城，正如＂红眼鳑鲏出外洋＂，＂刘姥姥进大观圆＂。那时的杭州卫校位于大学路，若是让我自己去报到，恐怕大半天也找不到，何况棉被帐子等许多行李也扛不动。父亲说大学路在盐桥菜巿桥一带，那地方他很熟。让母亲拾掇好生活用品，默默地挑在肩头，走到县城北街弄，乘15路公交车到杭州龙翔桥下车，又挑着我的行李找到学校，在双层床上为我铺好被子挂好帐子，放好面盆牙膏牙刷毛巾，还领我去看了教室又看了食堂，到下午才千叮咛万嘱咐后离开学校。后来得知，为了省下几毛钱车费，他是从南星桥码头过渡船到钱塘江南岸的长河江边码头，几十公里的回家里程，靠双脚走回去的。在我学习期间，尽管家里揭不开锅，但他每月来一趟杭州，按时给我送来10元零化钱。那时候的10元钱可以买不少杂粮呢。

      1964年我应征入伍，新兵在东门干校集中，父亲扛着扁担天天来看我，他是准备把我的行李挑到火车站。其实我们没有多少东西，被包一背就出发，何况他不知道部队哪天走，我劝了好几次他不听，结果自然扑了个空。1966年12月我回家探亲，父亲买了甘蔗、桔子、菱角等水果和土特产，母亲把藏在黄沙罐里的鸡蛋统统煮了茶叶蛋，把两个旅行袋塞得鼓鼓的。父亲怕我扛不动，用扁担挑着一直送我到杭州火车城站，把东西放到车厢行李架上，列车开动的铃声响了，才恋恋不舍地拿着扁担下了车。我知道，父亲还以为我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恨不得直接送我到山东部队里。可我已经在部队锻练了两年的小伙子了。

      196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乡，父亲不知道哪里打听到确切的时间，那天天未亮便候在萧山火车站。当看到我从车上下来，便不声不吭挑起行李就走在我的前面。望着他明显衰老的背影，我心里涌起一阵愧疚。别人在复员前几天买了大包小包不少孝敬长辈的东西，而我带回的是两纸箱的书，还得父亲帮我担回家。每月那几元津贴，除了寄给家里，剩下的那点钱统统买了书。

      我在县城工作后，在机关当干部，在工厂任厂长，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了分配的住房，父亲不时用扁担挑上刚收获的土豆、南瓜、新鲜蔬菜和自家母鸡下的鸡蛋，给孙子孙女尝鲜。每当看到家门口竖着父亲那根扁担，我的心头涌起一股暖流。那时55岁的母亲已经离世，妹妹们都已出嫁，小弟也在部队服役，而父亲孤独地守望着乡下的老家，在房前屋后种植些农作物，心里还牵挂着儿孙，怎不让人泪水盈眶。父亲对我这个长子的疼爱，暗暗关心着我的事业和工作。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少为自己考虑，多为职工着想＂。几十年下来，我在社会和群众中留下＂靠硬＂的美誉。分房子加工资谦让，厂里小车从没私事动用过，得到的承包奖和奖给厂长的出口创汇奖分给各部门，算是对父亲的叮嘱一种回答。

     父亲离开人世没给我留下半点财产，我只是把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扁担从乡下的老屋拿到城市的家里。我觉得这根扁担是父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是我终身享受的父爱。都说“父爱似山，母爱如海”，每当见到这根扁担，一股暖流便涌上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