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观文

刘万成

      人写文章如同绘画绣花，需要宁静与雅致。不论怎么码字，形成什么风格，褒贬啥玩意，在下都以为散文是最好的文体。

       话说三遍淡如水，文章千古有源头。文学体裁虽可细分为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花样，但散文却大体须有，小体则无。一般除诗歌、小说、剧本外，其余皆可谓之狭义散文。散文最人间、最世俗，也最切近人的生活与灵魂。学而习之者，不亦乐在其中乎？

       曾有大家言，散文乃中国特有品种。然放眼古今中外的散文，从孔子语录《论语》、道家哲学《庄子》，到无韵之离骚《史记》，从苏格拉底谈话、培根隽语、卢梭忏悔，到左拉控诉，却无一不可称之为散文。先秦诸子百家，都以散文著称；唐宋八大家，也皆以散文入列……这是何故？窃以为因了散文是情感、智慧和思考兼容并蓄，不为时文，不为文而文，且有真知灼见的独到表达。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古今散文大家之为文，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又因古时统治黑暗中屈原著《离骚》，孔子著《春秋》，左丘明著《国语》，孙子著《兵法》，韩非《说难》而《孤愤》，便有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等，实则祖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之见解。李卓吾在《水浒传•序》里说：“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而由此回溯至商代，本是统治文告的《尚书•盘庚》告而有文，诸如“予若观火”“若网在纲”“若火之燎于原”以及“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等等，表达近似口语，比喻形象生动，则多被视为中国散文的发端。

        先秦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不乏谏论散文，有时胜过雄兵百万。像《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堪称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集萃。后世如宋代文豪苏轼的作品，则明显受了《庄子》的巨大影响。

       但散文不为时作，不无病呻吟，却是因了古代统治集团的丑恶面目逐渐暴露。那时的黑暗现实促使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于是《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历史散文作品，便应运而生、独占鳌头。墨子从不主张文学，讲究朴实无华，并创立了说理、议论“三表”，即：一、考察历史，求证于古事；二、揣测民情，了解现实；三、检查结果，观察实际应用。这与现代新闻纸所载的散文已很接近。荀子是儒学大师，学识鸿博渊深，散文朴实浑厚，说理透辟，取譬精警，实乃地地道道的学者之文。其介乎骈体与散文之间的赋文对话形式，对后来汉赋的影响很大。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其文峭刻严峻，择剔世情，隐微深入，明代茅坤言其文章：“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人说寓言说理，乃是韩非子的拿手好戏，而我却觉得韩氏文笔似乎借鉴了《孟子》“引人入彀”的论辩技巧。

       秦朝太过短命，文学上也没有划时代的功绩可言。若说散文大家，被腰斩于市的那个李斯倒能坐上头把交椅。他的一篇《谏逐客书》让他赖在秦国没走，至今众所熟知。文中广征博引史实，驳斥嬴政逐客错误，而让千古一帝忍气吞声地把“逐客令”给取消了。撇开李斯的功过不论，单是文章的致用价值，他劫数似乎得了墨子“三表”精髓。

       两汉散文，大体可分三类：赋文；政论；史传。赋的价值不大，“逞谈辩、摛文采”盛极一时，其代表作有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扬雄《甘泉》《羽猎》《长杨》、班固《两都》、张衡《两京》等。尖锐揭露黑暗，借吊屈原以自吊，那是《吊屈原赋》的作者贾谊。文中对话洋洋洒洒，全是对骄奢淫逸的夸张描写，估计对肉食者的教育作用并不是很大。反映和批判腐朽现实上，早在西汉初年枚乘《七发》里，便已具备可贵的文学精神。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盐铁论》，前后相互关联六十篇，记述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乃古代散文中极为罕见的鸿篇巨制；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瞶之感。史传之文，自有《史记》《资治通鉴》可资借鉴。此外，东汉王充的《论衡》，也不可不读。

       散文到了唐宋时，与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相区别，整体上形成了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为代表的散文流派。那是中国传统散文发展的里程碑，后世像元、明、清历代散文作家，也将“八大家”的散文作品作为自己“取径研习”的主要范文。从此至今，中国散文作家不计其数，可谓人皆能文、满天星斗，但在学养和格局上，可与诸子百家、两汉散文、唐宋古文乃至明清散文相提并论的却不多。

       书信正如鲁迅所说，它是作者“自己间接的注释”。至于我等无名小辈读书习文，自得其乐，倒不妨多读一点古代书信。

        古代书信乃“艺文之末品，政事之先务”，这大概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书信的基本看法，如战国时的乐毅《报燕王书》。两汉的书信散文比先秦丰富多彩，如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东汉班昭《为兄上书》、东汉郑玄《诫子书》等。到了被鲁迅称为“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人们不再仅仅强调书信的实用价值，而是“文藻条流，托在笔札”，逐渐重视书信的文学特点，书信体散文便随之趋于成熟。比如，北魏曹丕《与吴质书》、东晋王羲之《遗谢万石书》、东晋末至南宋初陶渊明《给子俨等书》等等，皆可窥全豹于一斑。这种书信偏重抒写个人思想情感，抒情更加放言骋怀，文采刻意雕琢修饰，诸如陶弘景、吴均、鲍照等人，以自然山水为描写中心的书信的文学性更强，影响更大。唐宋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骈体文体统治文坛的局面被打破，书信写作内容日趋繁富，艺术表现日臻完美，作家辈出，名篇林立。延至明清至民国时期，多有精品佳作，比如林则徐《致潘芸阁河帅书》、林觉民《寄妻绝笔书》等书信散文，蜚声文坛，光耀后世。

       巴尔扎克认为，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我看，作家若不能与自然对话，就必然短腿并浅识。如若借鉴古代书信散文的真诚表达及写作技巧，留意生活，厚积薄发，想必可以回避骨质疏松、不寒而栗、无病呻吟，甚至形散神也散的闲扯弊端。

      文无定则，无根自浮，除了拥有根据地外，散文还须单纯而富有营养。汪曾祺先生曾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有酒学仙，无酒学佛。”无事回眸中国散文传统，似乎觉得自己很像一只蜕变为鼠的猫——眼看自己的粮仓也跟着空了，所以我写的那些散文，也几乎全都输在了高格散文作家的学养、情怀和格局上啦。

（原载2002年9月《西部文艺》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