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一生

读安妮•埃尔诺《一个女人的故事》

孙虎林

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妮•埃尔诺的小说《一个女人的故事》以冷静简约的笔调，勾勒出一个女人的一生，是献给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的简短而痛苦的“安魂曲”。

痛彻心腑的诀别

小说一开始，作者开门见山，几乎不带感情色彩地写道。“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医院的老年病房。”这段新闻简报式的客观叙述似曾相识，令人不觉想起加缪小说《局外人》的著名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只不过，加缪存在主义观点的介入，使得这个开头富有丰厚的哲学意义，而绝非一味渲染主人公的冷血。埃尔诺的平静开头，则是初闻噩耗的情感冷凝，有着母亲弥留之际不在身边的深深愧疚。

果然，接下来的文字，埃尔诺以凝滞迟重的文笔，一一叙写母亲的身后事。敛容穿衣，整理遗物，注销户籍，殡仪馆诀别，举行葬礼，护送母亲灵柩返回故乡。有条不紊地叙述中，几近麻木的灵魂痛苦地悸动着。送走母亲后，痛定思痛，这才感觉到一种地老天荒的孤苦凄凉。作者写道，“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无论身在何处，心里都总是很难受，常常以泪洗面。当我从沉沉的梦中醒来时，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真的去世了。”看到母亲用过的箱子、提包、钱包，睹物思人，黯然泣下，痛彻心腑地感触到“她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种椎心泣血的痛苦，女作家张洁感同身受。她在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曾深切倾诉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所不同的是，张洁文笔绵密细腻，埃尔诺字短情长，二者均真挚感人。两位女作家爱母心切，拳拳之心诉诸笔端，留下了足可传世的亲情力作。埃尔诺更是真情宣示，“我要继续写我的母亲，因为她是我生命中唯一重要的女人。”在此，寻常人生的生离死别，催生出一部言简意丰的杰作。

爱恨交加的母女关系

在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中，母女关系总是微妙多变。亲密时浓甜如蜜，疏远时冷涩如霜。这一点，就像张爱玲与其母亲欲语还休的相处，也像诺奖作家耶利内克小说《钢琴教师》中女钢琴家与母亲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也许，这种撕裂的亲情，源于同为女性的性别禁锢与身份对决。

小说中的“我”是独生女儿，母亲对“我”不可能不爱。但这种爱却总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监管。因为，母亲是强势的。在家里，“她是权威的化身，她是法律。”果然，“在青春期，我和她决裂了，我们之间只有斗嘴吵架。”看吧，“我们之间又使用特殊的语气说话了，那种永远的恼怒和不满的语气。不知情的人会错误地认为我们是在争吵。”下一句画龙点睛，尤为传神，“在世界上的任何语言中，我都能辨认出母女之间的这种说话语气。”随着日新月异的身体发育，母亲总是带着挑剔的眼神，冷眼细察女儿身上的丝丝变化，而且带着明显的反感。她总以为，这一切隐藏着极不安全的因素，怕“我”因此追逐异性，荒废学业，更怕我因对性的好奇而意外怀孕。争吵常常源于该不该出门，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等问题。对此，“我”极为反感，心中恶意顿生。“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她死掉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因为，“在某些时刻，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作是一名阶级敌人。”但有时候，“我忘记了和母亲之间的一切不愉快。”“我既确信她是非常爱我的，又意识到一种不公平：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看看，这就是作者笔下真实的母女关系。这是母女之间爱与被爱的矛盾，是放飞身心与行为约束的矛盾，更是女性之间性格重塑的冲突。充满了反叛与愤怒，绝望的情感裂变与价值错位。好在，“我”后来成功地扶正了母女关系，“在二十岁以前，我总认为，是因为我，母亲才变老的。”这是步入中年的“我”的忏悔，也是对母爱的重新省察。

母亲一生要强独立，父亲病逝后，年老体衰的她来到女儿家生活。但这里不是她的家，“她等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一方面接受她，但另一方面又排斥她。”母亲为此闷闷不乐，甚至生气，她感到自己老不中用了。她说道：“如果你们要不给我找活干，我只有走的份儿了。”甚至极其自尊地宣言：“得让我付我的住宿费。”就是这样一位好强独立的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却不幸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日渐丧失记忆，活得尊严全无，这是怎样的无奈呀。结尾，作者写道：“她比西蒙娜•德•波伏娃早8天去世。”在此，作者将母亲之死与著名作家、思想家波伏娃之死相提并论，实乃神来之笔。这种以小衬大的叙述，有力地渲染了母亲离世的悲剧意义。从而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某种史诗性的社会学意义。

耳目一新的自传风格

作者安妮•埃尔诺被誉为“新自传文学的女王”，她成功地突破了自传书写这一古老文学体裁的固有樊篱。诺贝尔文学奖给予她这样的授奖词。“她凭借勇气和冷峻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及集体限制。”代表作《悠悠岁月》更能体现这一特质。埃尔诺创造的“无人称自传”，用旧照片来反映时代变迁的创作手法，在艺术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采用第三人称指代“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他人回忆，从而让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变，引发大众内心的强烈共鸣。

不过，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作者交替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娓娓道来，使得文本呈现出亲历者的自然真切与旁观者的冷静观察。作者深知这一点，“书写我的母亲并不是容易的，因为我认为母亲没有故事。”母亲实在过于普通，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她出生在诺曼底一座小城郊外，病死在巴黎地区一家医院的老年病房，平平淡淡，仅此而已。纵然如此，基于对母亲的挚爱，她还是希望以文字的形式铭记母亲。“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这种说法新颖别致，反哺之情溢于言表。在这本体例不长的传记小说中，作者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撷取点滴往事，以点带面，聚沙成塔，还原出一个母亲鲜活生动的一生。

书中，埃尔诺的情感是节制的。但字里行间，无不隐显出对母亲的感念之情。用笔简省，惜墨如金 ，却又字字传神，情真意切。埃尔诺笔下的母亲形象不是精雕细描的工笔人物画，而是形神兼备的灵魂写意画。她极简主义的创作风格，无形中疗愈着当下快捷浮华的世道人心。一卷读罢，意兴盎然。关于生命，关于世情，关于时代，关于社会，这本朴实无华的小说一一囊括其间，令人神思悠悠。

“生活并不能支配什么，它不会自己书写自己。它是沉默的，无形的。书写生活，就是要尽可能地接近现实，而不是发明或改造。就是要把它镌刻在形式里，镌刻在句子里，镌刻在词语里。”这段话，可以看成安妮•埃尔诺的创作法则。因为，埃尔诺秉持的正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她以清醒克制的笔触，探究母亲的出身，接近母亲的性格、优点和弱点，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曾经充满活力和独立的女人步入老年后残酷的生存现实，真实再现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从这点说来，《一个女人的故事》是一座女性主义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