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有梦书当枕
文/陈增印
宋人陆游称自己的房间为“书巢”：“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今人季羡林，书多到须专人编目，单是核对一遍，就是一项耗费时日的大工程。冯友兰之女宗璞，累世所积，家里似乎成了一座图书馆，“恨不得把它们都扔出去，剩下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对照古人的“汗牛充栋”、“坐拥书城”，联系季老的无奈何和宗璞的“凡尔赛”，我等即使有个三两架杂书，也只能算是“家徒四壁”了。
小时侯，对书的认识，仅限于一本《毛主席语录》。父母都是文盲，家里多置杈耙，少有“书香”。到了初中，我们成了附近生产队的香饽饽，一有那些技术含量不高但又特别耗费工时的活计，比如背土填坑、拔草捉虫，都联系我们来干。平时上课，也没有统一的教材，无非就是“三机一泵”，“八字宪法”，周扒皮如何，帝修反怎样。只有语文老师，找了一些文革前的《文学》课本，朗读里面的小说。《饲养员赵大叔》、《小二黑结婚》、《错斩崔宁》、《岳飞枪挑小梁王》，等等。老师念得眉飞色舞，我们听得如醉如痴。犹如一座神秘的宫殿，向我们轻轻地开启了一条小缝，透露出里面的奇幻和瑰丽。从此，我就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读书。那时的许多书，无法确定是否“有毒”，疑罪从有，所以在交接时，也像交易毒品似的，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人看到！”我那时对书的沉迷程度，用“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每天早上起来，鼻孔被油灯熏得黢黑。父母看到我如此的“用功”，盲目地欣慰。
上高中了，“书荒”状况依然如故。有一次，锁闭多年的图书室因为漏雨要搬家，就找了几个学生去帮忙。一个师兄，不知是因为好奇还是什么的，趁人不注意，随手拿了一本胡乱揣在怀里。往外走的时候，刚好碰上工宣队管校的张师傅。他一慌，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居然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大伙儿一看，全都脸色大变：无巧不巧，偏偏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过来人都知道，那本书，当时就是一个禁忌，谁都不敢沾惹！那个师兄一下子懵了。于是大会批小会斗，轰轰烈烈闹了好几天。
秋假到了，生产队让我和柱子去看花。棉花地里搭个窝棚，白天轮流吃饭，晚上睡在里面，防止有人偷花。巡视之余，正好看书。可村里能借到的书都让我看完了。于是，就把村里发的《毛选》一至四卷读了一遍又一遍。里面的道理看似通俗，但每次琢磨，总有新的收获。偶尔遇到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语录”，感到特别亲切。借助页脚的注释，了解到许多的历史典故和事件背景，我的眼界为之大开。
1977年底，高考恢复。隆尧一中300多名应届生，选出5个参加“练兵”，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地区教育局从各县选取学科权威，紧急编写复习提纲。历史、地理正好选中我的两位恩师。因为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压根儿就没有学过“历史”和“地理”，严重缺乏资料，所以学校给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两位老师带着我们两个学生，赶赴石家庄，从省图借出相关书籍，住在邻近的招待所里择要抄录，回来编成提纲，发给学生背诵。老师翻查圈点，我们负责誊抄。夜以继日，我的手指先是让笔硌出一个坑儿，然后红肿，最后形成了一个硬疙瘩。好容易抄完了，老师带我们去逛街。走到新华书店跟前，只见一条长龙，从店里一直排到大街上。一问，原来新到了三本书：《唐诗选》、《宋词选》和《古文观止》。两位老师毫不犹豫就站在了队尾。我也跟着排队，买了一本《宋词选》，一套《古文观止》。
不怕您笑话，在此之前，我光知道有毛主席诗词和郭沫若、柳亚子、赵朴初的诗词，根本不知什么叫唐诗宋词。打开《宋词选》，逐页读来，口角噙香，不禁惊讶世上竟有如此美妙的文字！不长的时间，书脊竟被我翻成了凹进去的半圆，封面和书口，摩挲得面目全非。
1978年7月，高考如期而至。被耽误了十来年的人们，师和生，兄和弟，志在必得者有之，撞大运者有之，摩肩接踵，一齐涌向考场。结果出来，我这个对高考全无概念的人，居然超过了北大在河北的录取分数线。事后想来，应当是我读过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书“显灵”了。是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大学四年，我的借书证，恐怕是周转最快的。借了还，还了借，恨不得把以前欠的账，加倍补回来。路过北京，我总是利用中转签字的间隙，探寻北京的书店。哪怕是买不起，饱饱眼福，也是一种享受。先生们授课，往往旁征博引。引用最多的书，自然印象最深。偶尔发现它们出现在某个书店的架子上，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下子知道了下落，光等着条件许可，前去“认亲”。
一次逛到琉璃厂古旧书店，心想，既然是旧书，那就是二手货甚或N手货，指定便宜。抱着捡漏的心思进去，避开身份高贵的线装书，直奔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铅印书。一套《庄子集释》，四册，1961年出版，定价四块多。我想，如果一两块钱的话，我就咬咬牙买下来。一问，六十八块七！老天，干脆把我卖了吧！我不动声色地放回去，再故作挑剔地在书架前转悠。实际上，就像穷小子面对百万富翁的独生女儿，自知无缘，视线不敢稍作停留。后来才知道，琉璃厂的书，都是当“藏品”卖的；张口就是天价，值不值看谁说了。
教书30余年，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养成了一些特殊的癖好。工作上，总喜欢在课堂上给学生读书，荐书。某篇文章，学生听着好了，往往连书借去，辗转传阅，十九丢失。面对学生无辜而歉疚的眼神，虽然对那些书牵肠挂肚，也要拿出师长的气度：“没关系没关系，以后看书还来啊。”私下盘点了一下，丢失的书已占我全部藏书的五分之二。肉疼是肉疼，可是一上讲台，又是故态复萌。后来听说有人在自己的书架上贴张纸条，上书：“书与老婆，概不外借！”心里暗暗吐槽：可怜那些书，落到一个守财奴手里，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2004年，曾收到一个沉甸甸的邮包，打开一看，是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清代训诂学的巅峰之作。里面有信：“陈老师，我是您的学生。上学的时候，我常常借您的书，还‘弄丢’了好几本。今年，我考上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师恩难酬，就买一本书送给您吧……”
在生活上，也有一些怪僻。比如，我一个人吃饭，总爱在旁边摊开一本书。一顿饭下来，只感到书的香，却不知饭的味。老婆孩子干涉我，我就自我解嘲：“古人还以《汉书》下酒呢。书嘛，就是要吃到肚里，烂到心里。”再一个臭毛病就是喜欢“卧读”，一看半宿，常常忘了关灯。李清照曾云：“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对于爱书之人来说，在阅读中慢慢进入睡眠，是最为幸福的事。没有负担，非关功利，只为喜欢，只为愉悦，于物我两忘中，渐渐沉入梦乡。这种滤去了浮躁和喧嚣，只余单纯和自在的清梦，何等的惬意！
当然，由于劳累程度不同，身体状况不同，有时候不及阅读，已然沉沉睡去。但有一个前提，枕边必须有书，否则就像忘了什么大事似的，死活无法入眠。再后来，大脑偶或缺氧，躺得平了容易眩晕。超市购买的丝绵馅的枕头，一枕就瘪，绝不适宜。后来以书垫枕，始得高枕无忧矣。
近年来，不断有朋友出版大作，我也喜获不少赠书。一位作者在扉页上写着“增印老友垫枕”，我忍俊不禁。他够谦虚，说自己的著作只配“垫枕”，可他哪里知道，我真的喜欢以书垫枕；只不过，为了取读方便，垫的都是最喜欢的书。 【作者简介】陈增印，笔名曾殷，河北邢台人，1982年大学毕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喜欢读书、码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