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码头的灯火

 文／周天明

人类从茹毛饮血中走出，打着石头站起，经过母系方式繁衍，进入洞窟寄居、钻石取火、训耕育种，这一点山越人比中原人恐怕更甚，否则不会发生中原共主屡征“蛮夷”的战争。 

衣冠南渡虽带来了中原文明的星火，但因南渡人口毕竟有限，难以改变山越地区一地一方言的现状。这一点永康话尤为突出，外地人调侃：“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永康人说永康话。”

永康人是山越人的杰出代表，不但延续了古越人正直、刚毅、血性、好义的传统，而且善于变通，勤劳、智慧、创造、经学济世，以致“府府县县不离康”，推动着文明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

按照永康地名行家应宝容先生于1997年编著的《永康姓氏志》，三国至五代期间，永康的姓氏有陈、胡、应、吕、王、徐、赵、孙等8个。至清代旧志载录有姓氏123个。至1985年姓氏调查统计有姓氏343个。可是查当时存有的244宗家谱（家谱、家乘、族谱、宗谱统称家谱，下同），无一例姓氏来源追溯能与中原脱离得了干系，譬如陈、胡追溯的源头是周代封于陈国的伪满，郡望颖川和安定；吕氏追溯的源头是姜姓，自河南迁来，郡望东平和河东；应、周追溯的源头是姫姓，郡望汝南。那么问题来了，原来的山越人到哪儿去了？

自从黄帝征百夷功成，在石城山铸一鼎，昭告天下“真金作鼎，百神率服”，神州一统业已实现。接着大禹治滔天洪水成功，亦在会稽会盟，铸成九鼎，代表九州一统。这鼎代表国家权威，神圣不可侵犯。

从近代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吴越文字与中原文字属同一个系统，说明早已融入中原文化。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一部分，经过两汉400年的文化融合，到东汉后期，平原地区已是越汉不分家。而像永康这种连通浙西北与浙东南孔道，且手艺人到处闯荡的生态，更比那些纯处山谷地带的越人容易同化。加之孙权建立吴国的过程，也是不断讨平山越的过程，至晋统一中国时，本地山越人的汉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

中国的谱牒原为帝王和士大夫们所垄断，作为区分亲疏远近，以决定他们所享受特权的工具。由此产生的弊端，曾到过永康，并留下《泛永康江》千古诗篇的、梁武帝时的尚书令沈约一针见血指出：“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

直到宋代以后，谱牒方普及到民间，修谱的目的，与魏晋南北朝为了谋取直接的政治经济利益迥然不同，主要在于团结宗族，帮助后辈了解祖先，教育后辈发扬祖先孝悌、勤俭、学而优则仕等传统，以光大门户。北宋欧阳修的《欧阳氏图谱》与苏洵的《苏氏族谱》，为南宋以后的家谱撰编创造了标准模式。从此家谱成为与国史、方志并列的，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大厦的三大基石。

永康的谱牒同其他地方一样胜不胜数，大凡有建村的姓氏，或分迁另立的姓氏，都会千方百计谋求立谱。从宋以降的千年中，少说也有几千宗。可是由于沧海桑田，世态更迭，不少谱牒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近30年来，很多家谱得到了恢复，进行续修。但还有些因湮没或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2017年版《永康市志》号称，现存图书馆、档案馆、或民间散藏，有据可查的永康各姓氏宗谱有768部，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现实已不复存在。

从现存的明清家谱中可以看到，南宋后的谱牒内容大大增加了，除欧苏创建的序、图、表、传外，还增加了历次修谱旧序、封官的诰敕、祖像及赞、传记（包括墓志铭、行状、寿序、小传）、家法族规、艺文、祠堂图及祠产、墓图及墓田、宅基图及有关契据文书，甚至翻刻的《朱子家训》《朱子祭仪》等，这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南宋以来，程朱理学占了上风，随之朱熹所制的《朱子家训》便流行开来，成为各家族教育子孙的范本载于谱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各家的家法族规虽然不尽一致，但总的不外乎教诫族人要敦祖睦族，要尊长爱幼，要遵纪守法，要勤奋上进，要忠君报国诸内容，具体视该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有侧重。

    胡则这样的官宦家族家法族规就比较全面且严苛，一共有五篇。

行善篇。家道盛衰，皆系于积善与积恶而已。何谓积善，居家则孝悌，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何谓积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尅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诚则致祥，狡则致祸，自古以来未有伪而得善者。凡我子孙永宜蹈矩，有犯此禁者责之于庭削其名于谱。

修身篇。正人君子，淡泊明志。为人应以忠孝仁义为上，当以家国为重；先忧后乐，鞠躬尽瘁。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人情之戾莫不起于争，大谋之乱莫不起于争，自古以来未有争而不忿，忿而不争者。凡我子孙永宜戒斯二者，以成一团和气。

勤业篇。族中子弟当各勤生业，士者攻其学，农者力于耕，工者专于艺，商者蓄其贷。毋学赌博以废事业，毋酒色以乱德性，毋摇唇鼓舌以生是非，毋游手好闲以荒岁月，毋玩法而犯刑，毋浪费而破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劝学篇。为人者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即使冥顽，纵有开悟之时。夫何但知争讼奢靡为事，而不教子读书，此有家者之大患也。当以争讼之心，为教子之心，以奢靡之费，为读书之费。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孝悌篇。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子孙敢有忤逆父母，气凌尊长者，亲房不得恂情。恩莫大于父母，情莫切于兄弟。

俞溪头俞氏家法族规也相当严厉，一面办书院、开塾馆，要求子弟必须上学，无钱的常产资助，且对取得不同层次学历的进行不同奖励；另一面对族人严格管理，发现有触犯族规的严惩不贷。乾隆年间就有两次共9人被以犯窃或不孝而削行籍，况且这被削行籍的都还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为了教育子孙行孝悌，大陈陈氏家族还将50句150字的“大陈孝三言”家训铭刻于屏上，摆在祠堂中厅昭告众人。周氏家族则以周敦颐的《爱莲说》为座右铭，崇尚“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要求清清白白、坦坦荡荡为人处事。

华溪野竹杨氏家族则是另一种情形，该族的家谱不载帝王封诰，不载科考功名，不载历代官宦荣耀记录，只载历代修谱序，以及大量墓志铭，处士传，或耆老行状。光涉及处士的传、状、铭就达24篇之多，牵涉士子24名。处士是古时指有德又有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 男子隐居不出仕，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得出的选择。他们的家规明确规定：“谱牒之作以明宗系、联族人，非夸耀显庸，以张大其族。后世以谨名分，崇爱敬为先，一以略浮文，敦本实为务。吾宗乃清白之后裔，以清白传家为本。”

家庙即祠堂是敦祖睦族，教育励志的又一种载体。遍布永康城乡的家庙体现了人们对祖德的感恩，和对子孙繁荣、家族兴旺的厚望。在封建社会，为了有利联宗活动，各大姓氏在城内建有总祠，而各村即建有宗祠，房派下还建有特祠，有富裕家庭还建有家祠。“芝英大，祠堂多”，这是流行于永康民间的口头禅，据统计，芝英8个村拥有各种祠宇竟近百座，其中应氏祠堂72座。至清末，永康全县有总祠、宗祠280多座，特祠、家祠700多座，总计达千座。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尚存500多座。

这些祠宇绝大多数属清代建筑，少数为明代建筑。城内的徐震二公祠、吕棋五公祠、高川周华三公祠、楼氏总祠、郎氏宗祠，农村的后吴吴氏宗祠、胡堰街的胡氏宗祠、儒堂头的喜亭公祠、山西的惠峰公祠、金川的松柏祠、岩上街的绍常祠堂、岩下街的草墅周总祠、金江龙应氏宗祠、下柏石陈氏宗祠、象湖里李氏宗祠等，这些祠宇建筑宏伟，占地均在1000平米以上，中轴线上多数建有前、中、后三厅，四柱抬梁斗拱，雀替马腿，雕梁画栋，精美绝伦。不少祠宇还建有古戏台，顶部饰以藻井，朱漆油画，光彩夺目。

祠堂是合族子孙举行祭祀、议事、文娱活动、喜庆宴会、及课授的主要场所，承载着精神哺育教化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祠堂逐渐淡出人们视线。随着老城改造，城内的祠堂除徐震二公祠等少数得以保留外，其他大多数祠宇已拆除。处在农村的也因疏于管理而落败。

近些年来，中华传统文化逐步回归，保护文物得到重视，祠堂的修复和利用又提上议事日程。后吴村最先利用古祠保存完好的优势，每年举办后吴文化节活动，推动新农村建设。园周村最早修复特祠，挖掘周琦名人，利用石城山黄帝文化做大旅游文章。周岩方凭个人力量买下桥头周“仁曦”公祠加以保护，最后奉献国家。各村利用祠堂作文化礼堂，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祠堂正以全新的面貌重焕生机。

 202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