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汉族,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巜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0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巜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西海固文学个案短评五题(下)
牛学智
健康而明朗的文学形象
——关于尤屹峰散文诗中“春”的主题
《飞泻的诗雨》(阳光出版社2020年版)是阳光文库“塞上散文诗丛”之一,捧读这本沉甸甸的散文诗作,脑中不免会勾连许多关于文学的话题。文学到底是什么,首先会袭上心头。当然,尤老师的散文诗并不关心这个貌似重要实则空洞的问题,这问题纯粹是我等这般文学读者的老生常谈,一册在手,不追问几句就不足以做出界定似的。其实,除了高校讲台,文学活在每个热爱文学的人的心里,真诚的文学创作实践者恐怕不太考虑文学史怎么结构文学、怎么命名文学,乃至怎么样的文学才是值得传授的知识的。否则,世界上大概只需一种或几种文学模型就够了,哪用得着那么多文学载体或平台呢?更遑论数以万计的创作者呢?
但是,读完这本散文诗集,文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还是如鲠在喉,不回答都不行。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这样几个小问题,即老老实实写出自我生活体验,诚诚恳恳记录下半生生命体悟,算不算好的文学?阳光灿烂地面对现实面对社会,明媚晴朗健康单纯地经营一个个充满憧憬充满美好期许的句子,算不算基本的常态化的人生厚望?
当我们不得不面对一首首一篇篇一本本荒诞的、神秘的,却又是凿空的、虚无的主题时;当我们不得不解读一节节一段段一章章历史的、民族的,却又是虚张声势的、故作高深的形象时,我想,明朗的、单纯的,甚至多少会被人误解的健康的、阳光的文字和意境,不但是文学,而且一定是基本的文学底色。
当然,阐释这些基本道理,还得从尤老师的这本散文诗集本身说开去。尤老师这个集子的作品由四辑组成,分别是“春之梦”“生命的思绪”“春风摇曳故乡的思念”和“摘一滴雨露,喂养干渴的心灵”。最早的篇章写于1991年,最新的完成于20年后的今天。其间作者脚板可谓跨过了千山万水,心灵亦是遍尝人间酸辣苦咸。有高中待业下乡“打坝”的苦涩,有初为人师面对一张张稚嫩脸庞的腼腆;有跨过黄河辗转南北就职的陌生,有入乡随俗被迫改变乡音适应新环境的无奈与迷惘。 凡此种种,从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到花甲之年儿孙绕膝的半老头儿。他是真真切切走出《平凡的世界》,又踉踉跄跄穿梭在《红楼梦》似的大观园里的人了。或许他是那个倔强不服输的孙少平,又或许他是那个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似真似幻的刘姥姥。从穿着打满补丁衣裤的农村青年,到执鞭杏坛桃李满天下的城市特级教师,他该有多少心酸挫折需要倾倒给年轻后生呀,他该有多少励志故事令人振奋啊,可是,没有。他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絮絮叨叨的祥林嫂,逢人便说“我真傻……”,或者“假如……”;也没有把自己适当地束之高阁,用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世故圆滑的刘世吾口吻,把任何事都用处惊不乱的“就那么回事”搪塞过去。
他依然心仪春天,依然感动感念于春天新生命的萌芽、万物的苏醒。春天作为象征,也就如此统摄了“春之梦”这一辑并成为了旗下15章散文诗作的主题而存在。文字背后,可以清晰看见他急匆匆赶路的摸样,有对春之即将逝去的挽留、春之绚烂的拥抱、春之已经逝去的忧伤。他深知古人为什么“惜春”、为什么“悼春”,他也明白廉价赞美的肤浅,所以他的“春之梦”,只写给历经艰险而不气馁的自己,唯有自己或者和自己一样经历的人,方觉春天意味着什么。至于接下来的几辑,究其实质,也都无不是在春的灵魂指引下的回顾、回忆、牵引和充实。所谓“生命的思绪”,并没有多少人生哲理可谈,他倾心的仍是春的气息对自己的冲荡,以及季节轮回中,春是怎样以奇妙的手段转化为深沉、凝重、悲壮的过程,《消逝》中的慈母,正是以意义兑换的方式回到了当下现实,读之,令人潸然。
同样,后面两辑对故乡的思念,对自己人生历程的眷顾,差不多都是在春特有象征体系中得到延伸和滋长的结果,读来不只是情意绵绵,更重要的在于他对刘勰《文心雕龙》所开启的文学活力传统的复活。许多时候,我们所讲的“中古转化”,多半停留在对“天人合一”等“道气”的模拟上,尤屹峰却反其道而行之。行文中没了那些玄玄乎乎、神神秘秘的“佛系”人生,给读者构成强度感染力的是他散文诗中一以贯之的对春的深度转化与生成。这就接近刘勰利用四季轮回结构文艺的起承转合,却又突出文艺超功利性——注重像春天的花蕾将要绽放时,春天的花苞将开未开时的感受,那是一种新奇、新鲜、未知、憧憬所特有的审美张力。而这个东西,正是只有文学表达才有的对人的朽垮之躯、枯竭之躯、衰老之躯的修整与再造。缅怀而不颓丧,凭吊而不虚诞,惜别而不堕落,牵手而不冲昏头脑。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了,文学究竟该是什么?我理解,那些沉陷于神秘结构、秘传知识框架和自造神话经验的文学表达,其初衷一定是为着记录人该有的常态、该有的厚望、该有的健康和该有的阳光明朗,或者该有的春天而来的。那么,简单朴素、明了疏朗、直接率真,或者干脆,我们无所遮掩,真切地说出我们纵使历经千辛万苦,纵使狡猾诡辩,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活着时活出个人样活出个新鲜和朝气,一定是而且必然是文学的基本底蕴。纵使文学有千万种变异,总归有那么一点孩子般春天般下意识露齿微笑的面孔的吧!那么,我们就没有道理说《飞泻的诗雨》太正面、太诗意、太抒情,恰恰相反,它正是我们内心深处虽然千百万呼唤,却终因这样那样的世俗考虑被迫搁浅了的童稚般春天般无意中露齿一笑的形象。
2020.11.05银川
诗写得潇洒并不全在修辞的考究上
——读谢瑞的诗
读谢瑞的诗歌作品,我有特别的阅读感知。
首先,在诗语选择上、诗句构造上和诗行的整体布局上,谢瑞的创作思维是“反截句”的姿态,尽管他的有些诗比所谓“截句”还要短。这样一种语言理念,他的诗,必然是某种群体的或阶层经验的感知凝聚,而不是通常意义上个人化、私人化的词语游戏。就是说,诗的情绪传达一直是压倒技术技巧的。
比如《给一个人的信》。这首诗放大了看,几乎是近三十多年来个体的情感经历史。诗把意象的经营转向了对典型事物的聚焦。
诗共6节,第一节以电影院为典型公共场所,银幕上的情节对应着银幕外的蹩脚模仿;
第二节以村庄、麦田和小溪为大典型环境,小树林是两人幽会的场所,幽静而甜蜜,但小树林只生长“流氓和垃圾”,作为诗意象征的情感体验也只能因语境的错位而流产了;
第三节,诗人打破城乡对峙的二元思维,试着接近城市脉搏的同时,另一参照主体却缺席了,“我们”没法和他们一样幸福,情感悲剧蛰伏在身边,时刻准备叫嚣;
第四节,在刺耳的噪音中,个体的发声能否被另一个心灵个体听到或领悟,诗人持深深的怀疑态度;第五节镜头回到具体生活环境,“我”一个人的散步,充斥着无奈与自嘲;第六节,两人无可选择,只好交给漫长的时间,感受比“白天还长的黑夜”。
从密集而精致、空洞而嚎叫的词语修饰中,挤掉臆想的、梦呓的、虚拟的和虚情假意的个体内在性体验的水分。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性而存在,但每个人的诗阅读却又不能不与社会性生活划清界限,在这一对尖锐而痛苦的悖论中,谢瑞通过拟群体意识的流动,给个体与社会搭了一座浮桥,我们因此而感知到了诗高于社会学、经济学的能量,因为他的诗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生活流失的城市变迁史,人作为意义生活主体,该怎样抉择,也就清楚了。
《给那些黑暗中注视着我的眼睛》《与谁书》《与故乡书》等等,这一类诗所造成的话语革新功能,就是对油腔滑调的“灵感体”、苍白空洞的“幽默体”和插科打诨的“哲思体”、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的“自度体”以及浑浑噩噩主张诗写诗人的“天才体”的总体颠覆。
其次,语言观决定一个诗人的价值取向,谢瑞的诗有明确而坚定的价值诉求,基本指向个体危机及其救赎机制。
《在路上Ⅰ》:“我的内心∕长满了处境卑微的草∕这不影响∕一些不分季节的欲望∕跟在失去方向的风后面∕瞎跑”。承接谢瑞前一种诗歌,在社会阶层分化中,不再是城与乡的对峙,而是“我们”与“他们”的对峙。掠过诗的诗语表层,能看到诗人所坚持的东西,对盲目个人主义者的深刻质疑。
谢瑞的“广场”,是个体的我参照困惑的所在。因为没有广场这个公共空间,个体的我无论怎样纠结,都很难被确定为真正的困惑和真正的艰难。“他昏昏欲睡”的时候,是现实与他的梦距离最远的时候,谁懂他?无所指、无由所指的“远方”,何其欺骗,何其荒诞。读这样的诗,才让人神经收紧。
谢瑞的诗,只能放在当下社会分层中去读,他诗意的张力方可显现。这个张力,是他对几乎能看到的大多数流行诗歌价值的颠覆中,才一点点彰显出来的。这里面没有刻意的辞藻雕琢,没有诗歌技术主义所常有的浮皮潦草的毛病,亦没有“截句”所钟情的诗在写人的玄乎邪乎。他的诗所有的是对普遍性的忠实与专注,对汉语表意功能的流畅呈现和对当下社会分层中个体危机的反复研究。
这一切,得益于他对个体感知的艰难论证,确定的价值判断和内在于该价值判断的从容句式、常用诗语与不表达不足以平息的内心冲动,是他结构其诗歌的差不多全部用心之处。读他的诗,倘若你是他所期待的命运共同体,你体验到的是诗作为一种文化预期的酣畅与潇洒,吁求认同是他诗的终极诉诸;万不是疙里疙瘩曲里拐弯,然而到最后却是一头雾水的无病呻吟,或分道扬镳——当然,这些东西也被认为是当代诗歌“应该回到自我内在性”的一种审美本分。
2019.6.26银川
面对李不诗集《与沙为邻》
特想说几句话
我知道诗歌世界里很热闹,这是与这个世界不经意间传达给外界的信息十分不相称的。
在读李不诗集前,我准备称他为诗人,或者至少觉得他是这个世界里相当坚硬的一分子。
可是,认真拜读完老同学李不(原名李伟)的二百多首诗作,我放弃了这个现在看来真有点轻佻与唐突的称谓。原因是,他的诗不是我认知的那个诗歌世界里的形象,应该也不是人们经常喜欢叼在嘴上说来说去的那些诗歌。读他的诗,使我陷入了沉思,不,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有几次,我甚至试着想把自己从身份共同体、方言共同体、生活经历共同体中完全删除,然后,彻底换一个角色来读他的诗,结果是,仍然被他的诗击中。注意,我说的击中,并非指他的诗作多么符合诗歌理论或文学史中,作为知识经验特地标示出来的几条或几十条标准,而是他的诗写的就是我或和我一样的我们自己。我们这批曾经被挤压、侧身于体制边缘的“70后”,而今已然人到中年。我们也曾不无夸张地指责过“80后”“90后”乃至“00后”。那时候我们像模像样以长兄乃至父辈的角色,俯瞰过他们。觉得他们的许多尖叫、叛逆和不合规矩,乃无病呻吟;认为他们的许多悖谬、睥睨和离经叛道,乃少年独上高楼强说愁。其实,李不的诗作,才系统地呈现了我们这帮老朽一直多么的不堪,甚至落魄、无助与无奈。
正视并解剖我们这代看起来虚张声势实则落荒而逃的底细,是李不诗歌最尖锐的声音。
我们一度把自己幻想成顽石,模仿我们前辈或者前贤的摸样,在文学中标新立异,想在诗歌中造出一个迥异于前代的自我,于是我们服丧失式地学着海子大写过“今夜,在德令哈我不想人类,只想你”;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拟上高处,比划着荷尔德林的口型,肆无忌惮地发誓“诗人何为?”。结果,我们引出了即使是思想史不见得能解决好的命题,身份危机、价值危机、意义危机,乃至个人的活着、活得个人,等等。到头来,我们其实连一课小草都不如。我们拼命地匍匐、起劲地练习表情,甚至玩命地削尖脑袋,但是,时代塞给我们的也不是我们用人类替换下来的那个你,更不是拽着稀疏的头发就能离开地面的那个“个人”。我们仍然一身普通的皮囊,并没有道成肉身的迹象,所谓“沙攥不成一个拳头,拳头只打局部/一盘散沙,数量还是太少”(《与沙为邻》)。当然,我们也很会变通,总能找到为自我的理由,蛮狠地放出过许多狠话,跟鲁迅比过骨头,也十分不幸,其结果是“锻打只是我这一生/对自己卑微的交待”(《锻打自己》)。
如许这些,难道仅仅是时代原因吗?当然不是,可我们并不这么想问题,或者,我们只是习惯了通过推卸自我责任来想问题,“如果今夜乌云遮蔽了天空/你就是一个躲在黑暗中的人”(《你是一个躲在黑暗中的人》)。
李不的诗甚至超越了我们这代人,他无情地留下了这个时代同类对命运的死磕,堪称这个时代的思想证词。
当然,我们曾经热衷于“底层文学”,乃至形成了不小规模的“底层叙事”。可是,底层叙事中的底层文学,从它上升为“苦难美学”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同类实际仅仅是作为消费对象而存在,他们身上、心灵上和精神上附带着、背负着过重的包袱,那是一个叫传统秩序或传统美德的东西。不消说,同类人的命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他们被告知,至少还有羊群、蓝天、白云,甚或还有诗与远方。那么,忍忍吧,跪着或磕头又算得了什么,这是文化传统主义者一般的态度。李不的诗却一扫如此文化气,揭开了厚重道德铠甲,还原了同类中一个个具体的个人。
不信,请看看完整的《没有一棵草不想有尊严地活着》
那些柔弱的草,风往东吹它倒向东
风往西吹它倒向西,稍微硬一点的
被风摧折,刮得不知去向
树上的叶子遇到寒流,一片片落向尘埃像城市里扫马路的,捡垃圾的
将头埋得更低
像我的乡邻,学会低头,才能活下来
天不下雨,粮食欠收,向天磕头
外出务工,老板欠钱,向老板磕头
他们也有最硬的办法
就是爬上高楼、塔吊或脚手架
草一样飘下来,将一个头磕破
《没有一棵草不想有尊严地活着》是这样,《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小张返贫》等等,更复如此,都指向了诗歌乃至大多数文学写作中,难以决断的是与非。
行文至此,也该打住了。只是,绕来绕去,我特想说的几句话似乎还没有说出来。什么话呢?其一,李不生在西海固,写诗也在西海固,目前为止,还没有离开西海固的任何迹象,那么,问题来了,他的诗歌是不是西海固风格的,甚或是不是文学西海固的?其二,文学西海固,意味着诗歌必然会大幅度文化地域化,那么,李不诗歌究竟是什么文化?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并非一两句话能阐明。但基于我多年来的观察和研究,图省事,可以不用过多旁征博引得出我的结论。我的结论不难从前文得出,李不的诗歌是反地域文化的地域诗歌,亦是反西海固文学的西海固文学。何以如此?一是在解剖我们这代人整体命运、整体思想状态中,他已经解构了以各种地域文化而存在的形形色色我们的符号,使我们成了一时代特殊的群体。但我们的知识、经验和审美习惯却仍一直以地域性而生长。地域性与个体性,便成了我们的魔咒。前者是我们的胎记,后者是我们的期许。胎记不容易消除,因而真正的独立还任重而道远。二是李不的诗歌以与同类命运相戚与共中,终结了城乡分野的文学表达,所以他的诗基本上没有二元对立,也没有道德伦理倾诉,有的只是个体如何自处,群体如何自处的追问与关怀。
显而易见,诗到了这一地步,已经十分接近现代性思想气质了,这注定是寂寞的,也注定不是属于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世界的。至于很有可能被一些读者,包括诗人自己——诚如前言后记诗人的夫子自道那样,认为这样的诗歌表达,仅是人到中年的某种“看淡”与“洒脱”,因而以禅意或佛系来理解来写作,我个人的浅见,恐怕是误入文化传统的歧途。
2020.11.25银川
作者:(750021)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新风巷8号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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