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瓦窑堡政治中心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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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瓦窑堡政治中心

神话故事

瓦窑堡的传奇，引入百姓中。传奇瓦窑堡原名望瑶堡。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城西中原山是坦荡如砥的平川，这里住着一个勤劳善良的小伙子，他的名叫大山。他家贫如洗，靠打柴卖草为生。西天瑶池王母娘娘的小女儿看见了他，并爱上了他的勤劳和善良，私自下凡和他结为夫妻，恩爱异常。他们两成亲还不到百天，王母娘娘派天兵将小女带回天庭，活活拆散了一对恩爱夫妻。大山眼望瑶池，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慢慢就变成一个大土堆。那土堆一天向上长一大截，到了第七天，竟长成七楞大土山。王母娘娘得知此事后，怕大山长得接上天，便抛下一面铜镜，把大山压住。从此大山再也不往上长了。但是，倔强的大山还是终日眼巴巴地望着瑶池，盼望夫妻团圆。于是，人们把这里叫做望瑶堡。这座大山也就叫中原山，又因它有七道塄，又叫七楞山。后来，因当地烧砖瓦，陶窑多了起来，人们一传再传，将望瑶堡就说成了“瓦窑堡”。“瓦窑堡”传奇，富有劳动人民创造少砖瓦，陶器而得名，富有传奇神迷色彩的传说，给人们多几分想象感，以及人类恋爱浪漫色彩，为这个古老的城堡平添了几分魅力。

元初的瓦窑堡，南北长而东西窄，横卧龙虎山东端。东面南河环澜，岸接平川；西靠龙虎山、七楞山(中原山)，层峦叠嶂；北濒秀延河，悬崖峭壁，四周群山环绕，南河、秀延河交汇而形成滩涂，临河砌堤，逐渐形成了城郭。明、清时期，原来的旧城堡，经多次整修，至清雍正年间，已形成了陕北一带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贸易发达。同治年间，回民义军入境与驻防在瓦窑堡的清军相抗衡，烽烟不断。同治七年(1868年)，义军攻占瓦窑堡，年底降了清王朝。此时的瓦窑堡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几乎变成了废墟。

1935年初，郭洪涛来到安定县冯家梢鄢，代表陕北特委主持会议，召集陕北红1团主要干部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李仲英、李宗贵、薛毓瑞等参加，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和作战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郭洪涛告诉大家，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已调动高桂滋的84师到陕北，部署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他要求红1团做好迎接红26军来陕北的准备工作，开始新的战斗。

1935年2月5日，西北革命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陕北特委、陕甘边特委联席会议，在安定(今安塞县)周家硷召开。会议根据谢子长和刘志丹事前讨论的方案，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红军和游击队的指挥。郭洪涛参加筹备并出席了会议，担任了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协助代理书记崔田夫积极开展党和政权的建设。

1935年5月上旬，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在秀延县玉家湾召开祝捷大会，庆祝西北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大会宣布：刘志丹任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高岗任前敌指挥部政委。

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后，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转战八百里，横扫敌人，解放了六座县城，取得了辉煌胜利，陕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在此期间，郭洪涛领导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所属各部门游击在安定县境内，先后驻扎在玉家湾酒店坪、阳岸、董家寺一带，后迁至栾家坪的齐家河村，又迁至李家岔的白庙岔、王家崖。1935年6月，负责“围剿”陕北的敌84师高桂滋部，再不敢以一个营分散驻守据点或单独行动，驻永坪的一营敌人逃入瓦窑堡。端阳节后，郭洪涛率领后方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和各训练班，迁驻于永坪。

西北工委进驻永坪后，命令刘志丹带领红军主力攻打瓦窑堡，刘志丹了解敌情后放弃了攻城的计划。城内外人民群众多次要求解放瓦窑堡，赵通儒三次向西北工委请缨，要求发起围困战，以解放瓦窑堡，最终得到郭洪涛等的同意，由马明方代表工委下达了命令。受命后，赵通儒将自己率领的一小部分地方武装组建为西北红军警卫团，在赤卫军配合下，对瓦窑堡敌人发起了围困战，困守瓦窑堡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由于警卫团是由地方武装组建而成，装备极其简陋，缺乏枪支弹药。在围城进行到紧急关头时，永坪红军干部学校的受训学生毕业，下一期学生尚未招来，红校有200多支步枪闲放着。赵通儒到永坪交涉，借60支步枪，不带一粒子弹，声明赶红校下期开学归还。刚开始红校不同意借，赵通儒遂找到郭洪涛，再三说明情况，获得同意。郭洪涛在赵通儒开的一个借条上亲笔签署了同意借给的意见，亲手交给赵通儒。赵通儒将60支步枪运回瓦窑堡，当天晚上就发到战士手中，到瓦窑堡城下去袭击敌人。这批武器对解放瓦窑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0月2日，瓦窑堡敌人在我军民的围困下，陷入无粮无援的境地，又震慑于西北红军取得劳山战役的巨大胜利，仓皇逃出瓦窑堡。陕北军事要地瓦窑堡获得解放。当天下午，郭洪涛和陕甘晋省委及后方各机关进驻瓦窑堡。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于十月三日由延川永坪移驻于此，瓦窑堡遂成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和总后方。

中央红军入住

陕甘晋省委进驻瓦窑堡后不久，就听到中央红军来到陕北的传闻。榆林桥战斗获胜的当天，正在前方的郭洪涛受命与程子华前去吴起镇迎接中央。他们从道佐铺出发，当天就到了甘泉县下寺湾，见到中央红军派来寻找陕北红军的贾拓夫。当李维汉和中央机关也到达下寺湾后，郭洪涛向李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两支红军的创建发展过程和现状，以及正在进行的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同志还在被关押等情况。李维汉于11月2日带郭、程去见张闻天和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汇报，对陕北和红15军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们到陕北就是到家了，有了根据地，有了立足点了。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对陕北是有特殊贡献的。”

10月19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及中共中央机关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经短期休整后，于10月底经保安东进。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在甘泉县下寺湾村听取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汇报，随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下同)，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鸿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决定毛泽东率第一军团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指挥前线作战；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设于瓦窑堡，负责管理前方供给、兵站及军委委托指挥的军区、军分区。

1935年11月7日，洛甫、博古、罗迈(李维汉)、董必武、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抵瓦窑堡。市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数千人至南门夹道欢迎。

当地党组织欢迎，民众，学生排队迎接中央红军，红军穿得很破烂衣服，就在南门上那个坡坡上过来来，最整齐的枪拿绳子绑着。

根据陕北省和瓦窑堡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要一个月内筹粮700石，缝制衣服是3000套，要筹到8万斤蔬菜（注1）。保证了中央红军到来住房和食粮蔬菜，冬季服装。

西北办事处

中央机关到了瓦窑堡，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迅速得到了休整，迅速恢复国家机器，很快的开展工作，加快革命的发展，进一步壮大红军提供了非常扎实的组织、物质各方面的保障。

11月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任命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此后，军委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动员武装部和军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局相继成立。军委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北，副部长白如冰。军委卫生部部长先后由黄克诚、姬鹏飞担任，政委先后由吕振球、刘惠农担任。军委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戴季英。新兵训练处处长周士第，政委黎林。军委第一局局长由张云逸兼任。军委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军委第三局局长王浄。军委第四局长宋裕和。

同一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决定成立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任主任，副主任聂洪钧。

1935年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正式成立：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下同)。决定西北办事处为陕甘晋苏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其最高领导机构为主席团，由博古任主席，下设财政部(林伯渠任部长)、土地部(王观澜任部长)、国民经济部(崔田民任部长)、教育部(徐特立任部长)、司法内务部(蔡树藩任部长)、劳动部(邓振询任部长)、工农检查局(罗梓铭任局长)。翌年一月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交际处(伍修权任处长兼秘书长)。

西北办事处成立后，陕甘晋省撤销。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马明方任主席)、陕甘省(王生玉任主席)、关中特区(秦善秀任主席)和神府特区(乔钟灵任主席)。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中共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和中共神府特委(杨和亭任书记)。

1936年5月，陕甘省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入陕北省和陕甘宁省。

1935年11月12日，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在瓦窑堡成立，刘少奇任委员长，高长久任组织部长，蔡乾任文化教育部长，朱学辉任国家企业部长，管瑞才任社会福利部长，刘群仙任女工部长。嗣后，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在瓦窑堡召开，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全体人员莅会，讨论和修改工会章程，起草《工会选举法》，决定将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改为陕北省总工会委员会(同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合署办公)。

193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接续江西停办时刊期，出刊第241期。

同月，原苏区中央局改称西北中央局，书记洛甫，下设宣传部(洛甫兼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白区工作部(张浩任部长)、组织部(罗迈任部长)，履行中央职责，领导全党工作。

三边特区以定边、安边、靖边三县的苏区为辖区。谢唯俊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慕生桂任副书记。1935年11月27日，三边特区所属的西靖边县警卫一连连长宗文耀等发动叛乱，三边特委书记谢唯俊等遇害，三边特区的组建工作中断。

直罗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前线出发转道安塞于十二月十三日秘密抵达瓦窑堡，中央军委亦随之迁入瓦窑堡下河滩。瓦窑堡遂成中国革命的红都。

神府特区以神木、府谷、佳县、榆林的苏区为辖区。1936年1月，中共神府特委成立，杨和亭、张秀山先后任书记。同年4月，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又改称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乔钟灵任主席，王聚英、刘兰亭、强晓初、王明月任副主席。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神木、府谷、佳芦、榆林、佳北等县苏维埃政府。

瓦窑堡自古以来在陕北就有“天下名堡”之说。从1935年11月7日到1936年6月21日，瓦窑堡不仅是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党中央于1935年12月在此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从而使瓦窑堡名载史册。党中央和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分三批来到陕甘晋省委所在地――瓦窑堡。1935年11月5日，王首道、贾拓夫、刘向山等同志奉命带领红一方面军部分队伍先期到达瓦窑堡，执行党中央决定接管西北军委保卫局，制止错误肃反。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同志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从甘泉下寺湾出发，经安塞、安定茅坪村等地到达瓦窑堡。周恩来于12月8日到达瓦窑堡。12月13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从富县东村出发，经甘泉、延安、安塞等地也来到瓦窑堡。

1935年12月，北平发生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吹响了抗日反蒋的号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苏区后，面临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为了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党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张闻天居住的田家大院石窑洞内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形势与党的策略方针和军事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等13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就第一个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央对华北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同时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接着，毛泽东发言。他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张闻天在会议总结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确定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上。

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并吞全中国”。《决议》指出最广泛最高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强调要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富农、民族资本家以及白军官兵的政策，确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中央党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中央机关干部，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各部部长，中央党校学员，附近的县委书记等400余人参加。毛泽东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

瓦窑堡会议是在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面临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对其他革命武装力量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指出要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把扩大红军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红军的战略任务是“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会议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是党在极其困难而复杂的情况下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瓦窑堡会议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纠正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为此，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10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为直接目的，加紧侵略华北，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1935年12月初，直罗镇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便在鄜县套洞原找来熟悉杨虎城与十七路军情况的中共陕西省委原军委负责人汪锋面谈，详细询问十七路军的情况。12月5日这天，毛泽东连写两封信，派汪锋前往西安分别面陈杨虎城和他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临行前，毛泽东一再叮嘱汪锋，对杨虎城要多鼓抗日士气，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的口号是“西北大联合”。杨虎城阅信后，深为毛泽东以国事为重的大义及坦诚的态度所感动，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政治主张。经过毛泽东及中央一系列工作，使杨虎城终于坚定了建立西北联合阵线，共同抗日的思想。此后，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合作关系。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过传递信件等方式，与东北军张学良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教育被俘东北军官兵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红军还举办了“解放军官学习班”（亦称“白军军官连”）。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亲自讲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抗日救国方针。经过教育，不少军官纷纷加入“抗日同盟会”，个别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早日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并且提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了适应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 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总之，“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加速扩大红军。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20位红军将领，在瓦窑堡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意首先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国人民的抗日先锋，与日本侵略者作战。

3月16日，李克农到达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了洛川会谈的情况。3月20日－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详细研究了同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和李克农一道同张学良会谈。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从瓦窑堡启程前往肤施。

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城内的基督教堂内举行会谈，次日凌晨4时结束。双方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中共中央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建议，表示赞赏。断然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这是我党政治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抗日先锋军

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后为了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新组建的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和地方游击队留守陕甘根据地。为保证东征主力的军需供给，由周恩来兼任后方办事处主任。他对东征部队的编制、干部配备、兵站和医院的设置、被服军鞋的供给及渡河舟船和民工征调都作了周密的安排。

关中特区以陕甘边南区的苏区为辖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县。中共关中特委成立于1936年1月，贾拓夫、汪锋、习仲勋先后任书记。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习仲勋、张邦英。1936年3月，关中特区改由陕甘省领导。同年5月陕甘省撤销后，关中特区划归陕北省领导。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使陕甘革命地踏上了迅速发展壮大的新的历史阶段。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