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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遇险

偷袭瓦窑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直罗镇大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瓦窑堡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依山而筑，从山上到山下都有坚同城墙，山在城里的一半叫米粮山，在城外的一半叫龙虎山。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都设在瓦窑堡，俨然是座“红色都城”。

193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建立“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地点设在城内北侧的米粮山上，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全校分为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以上下部，40人，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第二科主要训练营、连下部，225人，科长周士第；第三科主要训练班、排干部，约800人，科长周昆、政委袁围平。

1936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瓦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网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甘肃地方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造新根据地，扩大陕北苏区。

红军主力西征，后方空虚，围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一个骑兵营，听说中共中央准备撤离瓦窑堡，而东北军又尚未进入，便想乘机劫掠一些物资。6月21日下午，国民党骑兵营在营长张云衢的带领下，勾结一些地主武装近千人，从安定县方向偷袭瓦窑堡。当时瓦窑堡除了不到100人的警卫通信连和保卫队担负警戒外，只有红军大学有一定的武装力量。红大的学员中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军政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但是他们有的没有枪，有的只有短枪。

接到敌人来袭的消息，周昆立刻率领第三科学员出北门御敌。他安排了少数人员在大路上阻击敌人，计划以主力占领北山制高点，控制全城。然而没想到袭击瓦窑堡的敌人大部分都是陕北人，很熟悉地形，他们避开红军主力，沿大路利用树林、沟坎、山腰死角隐蔽前进，一下子突入城内。

发现敌情

6月21日是星期天，当天上午红大的学员们大都在休息，去逛街了。红大一科的学员莫文骅是个出了名的儒将，酷爱读书，即使在长征路上，他也舍不得扔掉书籍。这个周末他仍像往常一样留在学校里看看书、预习讲义。中午时分，学员们也陆续回到学校。下午4时许，一科政委罗荣桓突然神色紧張，气喘吁吁从外面跑来，顾不上喘口气就急忙挥着手对大家说：“快做好准备，马上出发！”莫文骅平时在一科学习，战时随三科行动。当他赶到校部时，才知道三科的人员已全部出发上战场了。

莫文骅带着警卫员到了北门城楼，看见杨尚昆、林彪、罗瑞卿等正在那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此时，他们已设法与城外联系，寻找援军，而毛泽东还在城中休息，城内已没有正规军，中共中央领导人身边只带着几个警卫员。杨尚昆急忙派人去叫醒毛泽东主席，准备撇出瓦窑堡。莫文骅一心想快点找到三科归队，于是急出北门往前赶。

出城1公里左右，快过河时，莫文骅突然看到一个穿女军服的士兵，形迹。可疑，心中正在狐疑，左侧走过来两个老百姓模样的人，暗暗向他们打招呼摇摇手，示意他们不要前进。莫文骅暗暗感觉情况不妙，难道敌入已撇开我前方的火线主力钻进来了？于是他急忙往回跑，赶回北门城楼报告敌情。罗瑞卿接到莫文骅报告，一时拿不定主意，让他再次侦查清楚。莫文骅又带着警卫员回到发现形迹可疑之人的地方，发现多了10多个人，隐蔽在树林里。由于有一定距离，一时看不清前面的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警卫员大声喊道：“哪里的？”对方不知道是没听清楚，还是什么原因，并没有回应。当警卫员再次高声发问，对方才回答“保安队的”（保安队是当时陕甘宁根据地的地方武装）。莫文骅等人心存疑虑，小心翼翼地靠近。当他们快接近树林时，突然一排子弹射过来，同时传来“抓活的！”的喊声，果然是敌人！莫文骅等人迅速反应过来，沿着弯弯曲曲的河边边还击边往川撇，敌人的子弹不断从身边、头上飞过。莫文骅一口气跑回城里，上了城楼，杨尚昆忙问：“怎么样？”莫文骅指着河边回答：“那些人果然是敌人，追着我们过来了！”

掩护转移

在敌军的攻击下，外围防线已被突破。枪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激烈，并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毛泽东住的窑洞位于街中心的一个大院——田家院，前后两排窑洞，张闻天住前排，毛泽东住第二排，大院外还有几间平房，是周恩来和张云逸居住。此时，正在休息的毛泽东被枪声吵醒了。周恩来催促毛泽东赶紧撤离，这时张云逸骑马来到。他见到周恩来立刻汇报：“前边打得很激烈，敌人已攻进街巷……请您和主席先走，我殿后。”周恩来回到院子里，神情十分严肃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可以走了！我先到前面去。”

从毛泽东居住的院子回来，周恩来在前，参谋陈友才等人在后。来到十字路口，周恩来向街道两侧观看，见一些墙垣、门洞等处，我军的散兵线观察哨成梯次配备地隐蔽着。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对陈友才说，还要往前布置，要安全控制这条南北通道，并保持接触，待撤出南门之后，再分出一半兵力，迅速向后翼前进，进行战斗警戒……这时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已从住处向十字路几方向走来。西北方向，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大作，互相冲杀的声舀也已隐约口耳闻。周恩来站在十字路口一侧，向陈友才打了一个手势，十几名红军战士立即沿着街道两侧迅速向前运动，占据有利地形。张闻天、毛泽东等一行刚到达十字路口，突然从瓦窑堡西门攻进来的一股敌军突破了红军防线，边冲边向十字路口射击，子弹不停的在众人身边飞过。

陈友才见此情况，立即率领一个班冲上去，打死、打伤几个敌军，敌人暂时被打退。待张闻天、毛泽东等人走出瓦窑堡南门时，周恩来还在城内指挥战斗。这时，张云逸带着几个人飞马来到周恩来面前报告说：“红军大学和保卫队已经撤出战斗，沿山沟向保安方向转移，敌人已经占领西门，现在正向城内推进……”周恩来说：“毛主席他们已经向南门撤离，我们也该撤了。”然后转身对陈友才说，传达下去，不可恋战，要尽快脱离接触，掩护转移。

这时天色已入黄昏，夜色朦朦，毛泽东一行人沿着山沟的小道南撤，沿着城墙向南门方向寻找队伍的莫文骅遇到了毛泽东一行人，于是他决定放弃寻找队伍，跟随其后，为毛泽东主席一行作殿后掩护。走着走着，忽然看见红石峁山上有十几个敌军，身背长枪，正往山下走。保卫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机要译电员顿时紧张起来，立即枪上膛、刀出鞘，准备与敌人厮杀。这时，周恩来从后边赶来，立即压低声音告诉大家：“暂时不要接火，利用夜色快速前进，迅速摆脱他们！”周恩来立即令陈友才带领一个班，进占山沟右侧的高坡，隐蔽观察，进行警戒。另一方面尽力掩护队伍悄声快速前进，不要惊动敌人。张闯天、毛泽东、周恩来、莫文骅一行人迅速前进，顺着沟底小路，在路边的荆棘、荒草、野蒿的掩护下，很快就脱离了险境。当莫文骅掩护毛泽东一行安全进入警卫连的警戒线内后，这才松了一口气，心中暗暗敬佩毛泽东在如此危险紧急的情况下照样从容淡定。

第二天，周恩来急调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回援，把瓦窑堡团团围住，林彪带人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想看看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但瓦窑堡的敌人据城同守，红军又缺乏重武器，攻城困难，只好退往保安，瓦窑堡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注1）。

注1：《1936年中共中央瓦窑堡遇险》2019-07-22 10：48：19 文史春秋 2019年3期，彭武。

纠正肃反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2月前，陕北存在着地域隔绝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拥有红26军；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领导，拥有红27军。2月5日，双方经过协商，在安定周家崄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2月21日谢子长逝世后，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两个苏区联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

同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上海临时中央局先后派原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朱理治、原中央组织秘书聂鸿钧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一说中央代表团)，领导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负责处理陕北党“右倾”问题。

代表团听信郭洪涛等人的“情况汇报”，认为陕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认为陕北形势和全国一样，正处在“伟大阶级决斗的前夜”，革命力量已超过反革命力量，要求陕北红军“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

1935年9月7日，红25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豹子川，程子华被吸收为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成员。代表团下令取消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刘志丹等陕甘、陕北红军负责人排挤出主要领导岗位。

正值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的紧急时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者主观武断地认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者是“右派”、“反革命”，从而进行了为时两月的肃反运动。九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并派人分别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

10月初，劳山战役刚结束，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遂以指挥北线作战名义调刘志丹回瓦窑堡。刘行至安塞县真武洞时，路遇赴前线传达命令的通讯员，从陕甘晋省委给前线的指示信里看到逮捕红26军和陕甘边领导人名单，他亦名列其中。为使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致丧失，他依原样将信件封好，嘱咐通讯员送往前线，自己星夜驰至瓦窑堡，以图说服省委制止肃反。6日凌晨，刘志丹刚进入省委大院，即遭保卫局逮捕。前线遂将高岗、习仲勋、杨森、杨琪、刘景范、马文瑞等高级干部秘密逮捕押至瓦窑堡保卫局，并将红26军营以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领导干部及一些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200余人杀害。

刘志丹等60余人关押于西北保卫局(原汇川通商号，今安塞县副食公司院)。保卫人员给他们戴以重镣，爬宽不盈尺砖壕，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手段昼夜审讯，索取口供。

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苏区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引发了陕甘、陕北红军与红25军间的误解，陕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从赤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等人反映的情况获悉陕北正在肃反，且处于步步升级之中，于是派罗迈、贾拓夫带一个连队和无线电台作为先遣队找寻陕北红军和刘志丹。罗迈等在甘泉县下寺湾遇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郭洪涛、程子华，得知刘志丹等关押于瓦窑堡，随即通过电台向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指示王首道(中央保卫局长)、贾拓夫(中央军委总政破坏部部长)、刘向三等先行到达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以防止事态发展恶化。1935年10月30日，王首道一行到达瓦窑堡，传达了中央命令，接管了西北保卫局。

在解决了陕北地区的“肃反”错误问题，中央红军在甘泉道镇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于11月6日，毛泽东站在，大雪纷飞雪，皑皑白雪覆盖地土台上讲话，首次使用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词，更明确了长征的历史意义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

毛泽东首先说：“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在雪中慷慨激昂地说，“长征胜利结束了，敌人围追堵截的计划破产了！”战士们坐在雪地上聆听着，他们经过了艰苦地跋涉和战斗，虽然衣衫褴褛，身体疲惫，精神却十分振奋。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它将载入史册。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雪地讲话”第一次对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

“长征途中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我们党的正确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了谁？依靠谁？长征作出了淋漓尽致的回答。”

“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些，我们的许多同志在长征途中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留下来的同志是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考验的。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当万。”毛泽东认为，由于从长征过程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到达陕北的幸存红军摒弃了中央苏区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反而比长征出发前更为强大。

“长征精神，光照千古！”“两万五千里长征万岁！”战士们在雪地上喊出了震彻长空的口号，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心的信念和对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今后，我们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毛泽东还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各界都掀起了抗日热潮，应当建立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成为瓦窑堡会议上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并于当天下午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景纯、赵启明、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高岗、朱奎、王居德、王家娃(刘志丹警卫员)等18人。

西北中央局组成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罗迈、郭洪涛为委员。委员会审阅了戴季英(西北保卫局局长)提供的案卷，并进行广泛调查，认为刘志丹等不是“右派”、“反革命”，强加的罪状不能成立。1935年11月26日，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第二高小召开平反大会，洛甫主持，博古、邓发、张浩、朱理治、聂鸿钧、戴季英及党务委员会成员和陕北部分干部参加。王首道宣读《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刘志丹等人是无罪的，应予以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刘志丹在会上发言：这次肃反是错误的，同志们受了委屈，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是非，正确处理的；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更希望受委屈的同志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会上由王首道宣读中央《关于戴季英、聂鸿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议》，决定给戴季英以最后警告、聂鸿钧以严重警告处分。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后，听取了王首道处理肃反事件的汇报，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12月中旬，关押人员全部释放。

确定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在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面临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会议在讨论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时，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会议还对党的若干政策予以必要的改变，如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白军政策、富农政策、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政策、华侨政策，从而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保证了党在新形势下，在及其复杂的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瓦窑堡会议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注1：《中共中央安家瓦窑堡》西部网讯(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联播》记者刘康王英淇)。经济市场盘点关注，2020-04-01 21：35。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我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