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立世 学行师范
——读朱希敏著《朱廷立传》
金 戈
朱廷立，通山籍迄今以进士出身而获官品最高者，亦是唯一以著作《盐政志》被收入《四库全书》的通山学人。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传说，至今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故乡子弟。并有实迹供后人景仰的是城中凤梓山中的“侍郎洞”（会仙洞），以及城东的儒学学宫（又称圣庙，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青年时多次心怀崇敬参观过此两处遗址，大都是走马观花，留下的亦是浮光掠影，仿佛是其耗时经年募捐修建的学宫前的一尊无形雕像，知其人而不知其然。然而，读完朱希敏先生所著《朱廷立传》，却让这位距今470多年前的明代三品大员，身披文绮绯袍，头戴五梁乌纱，足著白底官靴，面色凛然，目光炯炯，一身正气地款步走来。他崇儒劝学尚德、为政清廉勤勉，在一位谋一域造福一方；他以德服人治属，督学博采众长，居一地开一局影响一众。他刚正不阿，以王阳明为师，以致良知，格物穷理言讼；他体恤民疾，以杜甫、苏轼为镜，以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视事。他以赤诚交友，不分贵贱，却肝胆相照；他从不负皇恩，屡遭贬谪，仍失志不渝。
一
传记文学的拓荒者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的结构美学，有着独特的见解和理论睿智。他认为：结构主义虽然存在着质疑声，但之于传记文学，通过审慎的语言运用，形成自身的结构和语义系统，而能使之独立于历史之外，达到与传主的最大近视值。由于语言罗织的结构必然形成的不同风格，适宜于传记家心目中精神意义的传达，从而，既真实地表达传主也表达了传记家自身。为此，《朱廷立传》用传主的心路历程作为全文的结构经度，并贯穿始终，实现了以文体的语言结构促进和推动了对文本的构建作用。
心路是“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现实具象。由此而构建了传主的思想体系，从而为人物的塑造夯实了坚实的儒学基础。朱廷立拜同时代的一代大儒、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为师，并以“知行合一，省其身、修其职，明德亲民、激发良知、止于至善”影响宦途、指导人生。王阳明的心学学说其核心在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他有著名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的论说佐证并得以立言行世。这种间于儒家“中庸”和道家“无为”的学说，虽有唯心的局限，但其普惠济世的现实意义，深得当朝学人和后辈学子的推崇。作者看似从史料中随意撷取，实则是用心良苦的铺陈，从容地勾画出朱廷立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和运用的经纬脉络，囊括了人物生命轨迹大部分内容，为全书举旗定向，亦为人物命运的沉浮跌宕找到了性格依据和宿命注脚。大凡作品的篇制结构如同内容的容器，内容的历史厚重感理所当然地因容器的大气而得以更好地彰显。古人的传记由于篇制结构的缺少，导致只是一堆材料的串联，没有丰腴的体态，从而无法立起传主的形象，表达的也只是一时的情思和写作此时的思考，没有发展，对作者自己只是个轮廊，当然对读者也就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影子或影像。只有对传主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才能写出一个客观真实的传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廷立传》正是有了心路历程的结构基石，从而，依托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理论（由于在非物质的心理事实与物质的物理实事之间存在着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哲学家阿恩海姆语），巧妙地规避了对人物生活环境实践经验体验的缺失，较好地完善了传主的人格塑造。他每到一地必留下崇儒尚德的印迹：诸暨任上，他三见王阳明；两淮巡盐，数度留连甘泉山书馆；巡按巴蜀，修葺杜甫草堂和夔州三贤祠；乡居八年更是募建县儒学学宫。凡此种种，作者通过慎密稽考，呈现在后人面前是一位满腹经纶、荦荦大端的学人形象。
二
朱东润先生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的序言中声言：“因为要忠实于传记文学，我没有权力把他写成超人，他是时代中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都与他的时代息息相关”。梁启超也认为：我理想的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
由此可见，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中，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时代的编年史。作者正是以在朱廷立心路历程的经度上，尽可能地收集和挖掘更多的史料，充实创作纬度，编织出他宦海沉浮的人生座标，希图通过全面的时代描写，来给传主的生活一个全景式的交代，也以此来弥补迷失人物资料上的欠缺。通过对时代的描写与关注，来挖掘传主人格中的变化，从而达到更为客观的表达。
明嘉靖帝朱厚熜，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声誉，前期他力革时弊，推行新政，政治上集异纳谏，整顿朝纲；经济上严肃法纪，减赋轻役；军事上整军戍边，清除外患；文化上兴利除弊，空前繁荣，有“天下翕然称治”、“嘉靖中兴”之谓。而在统治后期，则由于国家承平日久，逐步丧失了进取之心，尤其是受方士道士盅惑，尊重道教，好生长生不老之术，至使爆发“壬寅宫变”，险些死于宫女之手。从此，嘉靖帝在用人上“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更是误用奸臣严嵩专国二十年，朝纲紊乱，边事废驰，导致嘉靖29年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不断冦边，乃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至此国力日衰。朱廷立宦海沉浮的命运与历史朝代的兴衰息息相关。为官诸暨和两淮巡盐时，他踌躇满志，革新除弊，承一代新风开一域新局，置狱鼓、立诫石，理政编《盐政志》、治家辑《家礼节要》，以革新者立世，以济世者扬名。没有朝廷的清明政风，想必也没有朱廷立宦途初期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从诸暨知县到巡按四川只用了九年时间。而且他所创立的规章制度，也大都得到了皇上的褒奖和世人的膺服，乃至流传至今。然而，国祚民安，世衰臣微，当朝纲不正之时，便是贤臣的厄运之始。朱廷立为官后期的磕磕绊绊，就是朝廷衰败，世风日下的例证。作者不仅仅单纯地从表现人物出发，而是兼顾着平衡时代与传主之间的关系，而达到形成对当代有益的思考。
三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论文章或绘画的笔法时言道：“至其论赞，则淡淡数语，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其意是通过寥寥几笔将人物的情态吐露出来。如果用“颊上三毫”的辩证法考量和解构《朱廷立传》，无疑倾注作者的家国情怀和个人景仰，纵贯情感维度，才为后世呈现出了一个具有历史厚度又有情感温度的家国师范。
家国情怀寄托在有形的劝学办学、建章立制上，充分表达了朱廷立崇儒尚德的为人之责和忠君恤民的为政之道。同时，充分彰显了他清廉俭朴，励精图治的为政抱负，治政先治人，治人先治学的儒家思想，以及独行特立，革故鼎新的鲜明个性。作者通过考证数十卷谱乘、典籍、史志、文书；遍访传主治属地和家族遗存实物资料，尽最大可能全面、公正、客观地记录了传主波澜起伏的一生，为地方文史研究和研究明史，提供了真实丰富具有存史意义的历史资料。
个人景仰则表现在无形的情感表达上。朱廷立忠君爱国，爱民爱家，更深沉地挚爱脚下这片土地。除了有形的遗存，作者更多的则是从传主的诗词酬酢和交友事友中得以体现。朱廷立现留存于世的诗词近千首、文集数十卷三百余篇，亦是通山学人迄今留存著作最多者。文分序、书、记、论、传、其他六类；诗词有五绝（律）、七绝（律）、排律、六言诗、古风和填词八种。作者根据人物心路的发展走向在书中引用部分诗作，以诗言志，诗寄情的方式，精准而细腻地表达了传主始终如一的精忠报国的政治抱负和不同时期浩然清朗的心路历程。将传主的山水情、家国情、故人情、未了情融汇在字里行间。尤其是酬酢之间，诗作涉及近百家姓氏的新朋旧友，将无形的情感之线，满载贤良厚德漫漶成一片爱的海洋，怎一个情字了得。使一个既具有渊博学识，又有宽厚仁慈温度，且有个性魅力的家族长者欲然纸上。
众所周知，传记不好写，更不好评。原因虽有多种，但至关重要的是：既定史料、稳定结构和大众评价，限制了作者自由想象和发挥的文学空间。向右易于形成史料堆砌而令人读来索然无味；向左则似是而非，成为粉饰太平的颂歌。而《朱廷立传》用心路为经，以史料作纬，用客观令峻的笔触，透过字里行间，作者遵循传记创作规律，匠心独运，心怀对历史人物的深深敬仰，肩负为后世树标立范的使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尽管由于受制于自身太过追求完美的情感作祟，前半部语言表述略显拘谨，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后半部渐入佳境；同时，受时空和史料的局限，人物的情感刻画略显简约。当然，创作原本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以上所言毕竟瑕不掩瑜，较好地摒弃了传记写作的两大弊端，真实地还原历史，刻画了一位具有传统学人风骨，个性茕茕孑立，敢于谏言正纲，善于谋断事国的士大夫形象。感谢作者的辛勤劳动，为我们提供一部不可多得、足可流传后世的传记佳作，坚信一定会成为励志明道，奖掖后学的著作范本。
作者简介：
金戈，通山籍，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资深媒体人。业余文学创作，涉及多个门类，迄今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文艺作品百余万字，获奖十余次，出版中篇小说集《谁是赢家》。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社科联委员、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三届咸宁市高层次人才，曾任多届咸宁市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