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七十年》连载14
崔兆森 口述 公晓慧 整理
编者的话
崔兆森的岳父用一把老算盘把四个女儿都培养成了会计。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算盘渐趋退出历史舞台，从“ 技艺”迈向“ 记忆”。崔兆森的老伴和她的姐妹们，也成为计数产品更迭的见证人。
20 世纪50 年代，我上小学那会儿，学校里非常重视珠算教育。每逢珠算课，我就一肩挎着书包，一肩挎着算盘去上学。每次上珠算课，教室里可真够热闹。四五十个学生一起打算盘，整个教室都是噼噼啪啪的声音。那时候，在我看来，算盘神奇得不得了，不论多么复杂的题目， 都不在话下。
在计算器尚未普及的年代里，算盘可谓一枝独秀、领尽风骚。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还学过一支社会上广为传唱的男声表演唱歌曲， 叫《我的算盘好伙计》：我的个算盘/ 好呀么好伙计/ 唱起那个歌儿来/ 脆呀么脆滴滴/ 从早我一直忙呀忙到晚/（ 白）喂！同志你就听吧/ 劈里个劈/ 啪拉个啪/ 劈里个啪拉劈里个啪/ 算出个丰收的好消息呀/ 好消息吔嗨/ 大家都欢喜！我当时还强烈建议班里文娱委员贾亚光组织排练这个节目。
我岳父有一个牛角珠子的老算盘，现在收藏在我的博物馆里，他的四个女儿都是会计，与这个算盘不无关系。我的老伴李蓉排行老二， 上过济南市商业系统的会计培训班。从会计班结业之后，她一开始在济南一家烟酒站工作。靠手中的老算盘，她每天对账目进行汇总、复垓，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后来，我到了蚌埠部队，她随军去了蚌埠外贸局从事统计工作。1985 年，我转业回济南后，她又跟了回来，去到省工商银行计划处。这些年来，无论辗转到哪里，她都带着父亲那把老算盘。她的大姐李萍也是个算盘使用高手，她还曾夺得过全省银行系统珠算大比武的冠军。大姐打起算盘来，手指像变戏法似的上下翻飞，算盘被打得噼里啪啦响，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算盘固然神奇，却难以逆转落寞之势。我的老伴也成为计算用品改朝换代的见证人。一开始，她用的都是传统大珠算盘，之后算盘越做越精细，“ 体态”越来越玲珑的同时，还有了“ 半智能”的自动归位按钮。大约在20 世纪90 年代，老伴的单位里有了计算机，键盘与算盘并用的场景非常普遍。后来简便小巧的计算器“ 横空出世”并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 算盘”，再后来，大家都用电脑做账之后，她就没怎么再碰过算盘了。
仿佛一夜之间，算盘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到现在，它竟成为濒临消亡的“ 老物件”。2008 年，珠算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 年12 月，中国珠算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遗的成功，让算盘这个已然淡出生活实用层面几多载的老物件重返视野。这让不少人倍感纠结：在科技迅猛的今天，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算盘？与此同时，公众也开始考虑，我们该如何打好保护传统文化的算盘？人们努力地探寻着对算盘活化传承的现实路径。在教育产业中，“ 珠心算”风生水起。孩子走进了他们未曾领略过的算盘世界，不光见识了算盘的实在模样，还在心里“ 刻画”上一把算盘，用算盘心算加减乘除运算。虽然这对弘扬珠算传统文化来说，实属杯水车薪，但也着实精神可嘉。
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光算盘丧失了大规模应用的土壤，计算器也日渐式微，走下坡路。生活中，我老伴要算个账的时候，也已很少用计算器了，而是随手摸过手机，使用上面的计算器。后来，我把两代人都使用过的老算盘放进了博物馆里。2015 年一天，我中学时代的王建宗老师把他父亲王英（ 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教授）使用的一个计算尺和他当年在省委政策研究室时使用的一个计算器也送到我的家庭博物馆里。盛放计算器的皮夹子里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记着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这是当年王建宗老师用来计算全省年经济增长率的。
（《家庭博物馆里的中国——我家七十年》 崔兆森口述 公晓慧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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