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幸 福

       每个人都说要幸福，但每个人都说自己不幸福，可是到底要怎样才是幸福呢？从来就没有人定出一个有上限的标准。纵观世情，幸福只能是相对而言：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不幸，不过一般的说来，幸福应该是符合需求的满足感和心情的感觉程度，并不如没有饭吃的人，有了饭吃即感到幸福那样简单。

       古人对幸福有过很多论述，有以物质为幸福者，有以精神为幸福者，也有以物质和精神相兼者，要说的话基本都已经说了，似乎都不中肯，故现在一直还在争论着。

       叔本华说：“亚里士多德将人生的幸福称为来自三个方面，那就是自外界得来的幸福，自心灵得来的幸福和自身体得来的幸福。”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在这里他并没有说什么是幸福，只是说获得幸福的三种方式。第一种“自外界得来的幸福”，指的应该是环境、机遇、时运、社会因素、国家制度等，成就了他的幸福所需。第二种“自心灵得来的幸福”，指的应该是道德的修养、美好的人格、善良的气质、端正的品行等，使他获得社会的尊重，由此产生的各种荣誉。第三种“自肉体得来的幸福”，指的应该是身体的健康、寿命的短长、智慧的高下、才能的大小，是天赋因素得来的幸福。

       叔本华并不完全赞成这三种说法，在此基础上，他纠正地提出三种：一是人格，即人的品质；二是人有些什么，即财富及他的占有物；三是别人的评价，即名声和荣誉。这三种与亚里士多德的三种实际没有多少区别，不过叔本华将两人的观点结合起来作了较清楚的解释。他说：“所具有特权身份或出生在特权世家的人士，即使出生在帝王世家，比起那些具有伟大心灵的人，相对于他们的心灵来说，永远是王。”（《叔本华文集·生命的划分》）他并引古希腊门采多鲁的话为依据：“从我们内心得来的幸福，远超自外界得来的幸福。”这是他对人格即心灵得来的幸福的肯定。

       从这一点出发，叔本华对后面两种作出否定性的批判。他认为“人有些什么”和“别人的评价”，只是因人而异的扮演不同角色。大凡世界事物，都有点“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的情形，所以人生正如舞台上的演员，演悲剧时是悲剧的样子，演喜剧时是喜剧的样子，是意识的存在，属于感官上的嗜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所以他说：“生命的主体因素，对人生的快活和幸福来说，远比客体因素更重要……一个具有良好心灵和性格的人，就是在贫乏的环境中也能怡然自得，而一个贪婪、充满嫉妒和怨恨的人，即使他是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生命也是悲惨的。具有知足常乐个性的人，他拥有高度的理智，别人所追求的那些快乐，对他来说，不但多余，而且甚至是一个负担和困扰。当苏格拉底看到许多奢侈品在贩卖的时候，他不禁说：这个世界上我不需要的东西还真多。”（《叔本华文集·生命的划分》）

       按照叔本华的意思，财富和物质的占有，名声与荣誉的获得，都只是感官上一时的满足和幸福，唯有平静欢愉的心态，健全的人格，美好的心灵，了解生命，洞彻事理，活得有尊严，有面子，才是真正的幸福。

       可是叔本华虽然赞赏人格美是人最理想的幸福，但他却只是比较而言；从个体生命而言，他认为无论哪种方式获得的幸福，本质上都不是幸福，只是人有意地将他视为幸福罢了。

       他的理由是：做一个人格完美的人，这不是人性本身所渴望的，只是在社会的和道德的契约上的一种强颜欢笑的产物，因为人格美是排除物质的，没有人能说喝西北风就是幸福，故人格美只是一种光环，不是幸福。关于“别人的评价”，那仍然是“心灵美”体现出来的虚名，虽然披上了华丽的外衣，只是有了好的看相，时过境迁，也许一钱不值，何况名与利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只是一个空壳的名，没有物质支撑，很快就会灰飞烟灭。所以名也是获取某物的阶梯，正如渔者的钓鱼，美的食饵才有可能钓到大鱼。

       获得幸福的三种途径，最有力量、最能吸引人的，当推“人有些什么”和“占有物的多少”。因为有了财富和更多的占有，除了诸多享受如探囊取物般心想事成，即使是不道德的，可以使他成为道德；不名誉的可以使他变成名誉。由于对财富的渴望是符合人性的需求，因此“世人皆熙熙攘攘，如享太牢，如春登台（老子语）”，趋之如赶集一般，这便是财富的力量。

       人因为每一种表现都充满欲望，各方面都进步了，只有这一点还停留在原始的阶段，也是社会致乱的根本原因。一物满足之后，又求他物的满足，每一物的获得，都需要付出艰苦的代价，多得多付，少得少付，其中还包含着道德问题。而物质的贪欲，往往正是道德的缺失，即使能源源不断地获取，也必须会有源源不断的牺牲，这种无止境的欲，虽有用不完的财富，却没有人生的真正幸福。

       西方曾有宗教上的禁欲主义，认为只有禁欲，才能使世界祥和平静，甚至为此还杀过不少人，但终于失败了，仍然返回到了纵欲主义。而且社会越进步，越发达，那个国家里的人民就越自私，越贪婪，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的根基均缘于此。因此叔本华绝望了，也很悲观。他认为人类的贪婪是无可救药的，在整个欲望中，只有目的的追求和争夺的快感。他在谈到人生的痛苦时说：“举凡人生，皆消耗殆尽于欲望和达到欲望这两者之间。欲念在根本上即是痛苦。欲念达到，旋即成为一种饱和，目标瞬息即逝。占有一件东西，便使这件东西的刺激感消逝。于是，不是欲念和需求以新的形态又重新燃起，就是寂寞、空虚、无聊这些东西迎头袭来。”所以叔本华认为整个人生受欲望的支配，只有一个一个的痛苦接踵而至，而真正的幸福也在欲望的狂热中消耗殆尽。

       其实欲是所有生命的本质，因为有生命的物种，都有追求生命圆满的欲望。植物的根茎总是往肥沃的土壤里钻，枝叶总是往有阳光的地方延伸，它们虽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但它们有欲的特性，故沃土多植物，瘠土多沙石。

       有知觉的动物更是如此，因为它们有活动能力，并知道欲与自身的关系，所以食物充足的地方，有利于生存的地方，就动物众多；食物缺乏的地方，不利于生存的地方，就动物稀少，甚至没有，这就是沙漠里为什么没有老虎和狮子的原因。

       不过低级动物虽有追求生命圆满的欲望，但它们大多都出于自然之性，一旦获得满足，不饥不渴，欲望就消失了，便悠闲自在，一切都放下来，这对它们来说，应该是一种幸福。由于它们容易满足，不愿动脑筋去思考什么，所以它们的智慧只是原始的本能；又因为它们不会用阴谋诡计，故它们的德性永远是固定的。因此，它们除了生存受到威胁或为饥饿的驱使才去搏斗和厮杀，其余的时间都是从容而平静的。我们的肉体是猛兽很好的食料，如果它们吃饱了，只要我们不惹事，它就绝对不生事，所以动物界除了种族之间常有的斗争之外，内部却是和谐的。

       人类是高级动物，并自诩为“万物之灵”，可是却是地球上最残暴、最贪婪的物种，因为有智慧，有思维，追求生命的满足更甚于他物。人每时每刻都在计算着如何拥有世界的一切：有了衣食，则想着如何穿好吃好。穿好吃好了，又计算着如何增多，如何更好。物资满足了，便求精神满足、儿孙满足、家族满足……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世便产生了掠夺和杀戮，最终的结局便是强者生存，弱者灭亡。整个人生天天如此，这么活着，自然也就枯燥无味了。

近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很赞赏动物的生活态度，他说：“动物只要不患病，吃得饱，便是幸福快乐了。人呢？本来也应该这样，但在现代世界却并非如此，至少有许许多多人是不幸福的。”（《罗素文集·走向幸福》）他还引用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为证：

                                                                          “我见过的一张张脸上

显出斑斑懦弱，点点哀怨。”

       罗素不是要人变成动物，那是没有趣味的人生，他批判的是人性的极欲与贪婪，因为欲，连动物那样的幸福都没有了，这是人对自己犯下的特大错误。人类这种极欲的原因有三种：一、人是动物，本性上是有极欲的；二、因为欲冲淡了精神的追求；三、自我价值的膨胀。所以人一生都在无止境的物欲中，虽然创造了物质文明，却掏空了精神文明，因此世界变得越来越糟，几乎丧尽了人间那些最好的美德。诸如自然方面的有：生态失衡、水土流失、气候反常、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人事方面的有：人心叵测、贪欲横流、残暴嚣张、寡恩薄情、互相掠夺、少廉寡耻，背信弃义、不忠不孝……在这样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人若还能有幸福，也只是极少的幸运儿了。

       极欲是我们幸福的障碍，不欲则攸关生存，同样的不幸福。那么要怎样的人生，才能获得幸福呢？我以为不过于用平常心看世界最为稳妥。所谓“平常心”就是一种从容的态度，对欲而言，就是能得即得。不得则不得，如范仲淹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达到这种境界，需有一颗恬淡的心——即清心寡欲。

       “清心寡欲”用现代话说就是理智的节欲。这句话虽是老生常谈，要做到却极不容易，比如那里有许多金子，尽人都去争夺，自己如果不去夺一点，总是放心不下。去了，是遂了自己欲的愿望，没有什么可说的；不去，是强迫自己放下心愿，便要产生痛苦了，这样的节欲是不幸福的。《列子·汤问》篇中有一则寓言：“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皆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

       荣启期是一位隐士，穷到只能身披鹿皮，腰缠草绳，却能快乐地鼓琴而歌，他这超常的乐观主义都是从他自身的满足找来的。因为他不去追攀优于他的人，这样就减少了忧虑和怨恨；他从自身找出优于别人的佳处，这样就增添了他精神上的自豪和快乐。他又能看透世情，知道人间贫富是世之常事，生死是自然的规律，有了这一层认识，所以他能心胸宽阔、鼓琴而歌了。这种豁达的人生观，虽然有点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意思，其幸福感却是真实的，故连孔子都赞许他。所以无论何人，总有些许过人之处或自慰之事，能将这过人之处或自慰之事引以为豪，引以为荣，便是财富，便是幸福。能做到这一点，人对理智的节欲，就没有什么难处了，也就时时事事有幸福在身边。

       这种节欲的思想，自古以来我国圣贤就提倡不休，虽然事功不著，却一直被人称为美德而存在，可谓是我们的国粹。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意思是只要坚持自己的心灵美德，就是吃粗饭，喝淡水，用手臂枕着睡觉，也有快乐在其中。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意思是颜渊每天只有一竹筒饭食，一瓢菜汤，住在破烂的屋子里，别人都觉得他太穷了，但颜渊仍坚持他的理想而感到快乐。

       儒家思想是入世的，他们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完美，事业上的成功，他们的理想是普罗的，幸福是“道”的实现，而不是物质与肉体的享受，这同亚里士多德的“自心灵得来的幸福”差不多，是一种殉道的精神。但这是一种理想的幸福，其本质同“欲”一样，因为有追求就有痛苦，整个过程却是牺牲幸福，而这一点恰又是众人难以割舍的。所以儒家思想是功名主义，与物质主义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若从人的个体而言，仍然是在欲的痛苦中，算不得节欲的幸福。

       不以欲为追求幸福的唯一因素，而且将他形成一种理论系统，在我们中国，当推老庄思想。它虽然历代都有人批判，认为这种消极的思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物质文明和人类的进步，这的确是毋庸置疑的。但从理性的角度而言，对极欲的破坏与节欲的保守，经纬上也不能作一刀切的否定，特别是物理人事上，做到适可而止，比那极欲更为惬意，也是常见的事；既然能惬意，自然就临近幸福了，所以节欲虽实行者少，但为大家所认可的却多。

       老庄的思想核心是“任自然而无为”，就是什么事都听从自然的安排，不要人为地去干扰它，强迫它，这也很合孔子之道，“素乎富贵，行乎富贵；素乎贫贱，行乎贫贱”。老子的节欲观，一根据自然规律，人的财富是不能永远拥有的，《老子》二十三章说：“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意思是狂风刮不了一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狂风暴雨是谁发动的呢？是天和地。天地产生的东西都不能永久存在，何况人所追求的东西呢？这是；老子对物质存灭的看法。二、他认为物质是造成人心不纯的根源，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十二章）也就是说人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之中，不但搅乱人性，道德沦丧，也弄得人心惟危，故明智的人但求饱暖，不求声色娱乐。三、人与物质的关系，他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意思是名誉与身体相比，哪一个更亲近？生命与财物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得到与失去相比，哪一个更有害？过分地贪欲必有重大的消耗，太多的积藏必有太多的损失。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有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并能长久平安。这是要人珍爱生命，不要被物质所奴役。

       老子的节欲观是按照自然规律而说的，也就是说只能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进行欲的活动，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带来反面的效果，不但没有幸福，而且还会产生灾难。

       庄子是老派中的重要人物，也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关于节欲，他是从物极无用的观点来说的。《庄子·养生主》篇中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意思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所知道的事物却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事物，对生命来说，那就危险了。知道生命有限、事物无穷还这么去做，那就只有危险了。这是从生命上否定对物质的极欲。其次他认为人对物质的享受也是有限的，《庄子·逍遥游》他借许由的话说：“鷦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小鸟到深林中筑巢，所占用的不过树的一枝；偃鼠选择大江大河去饮水，充其量也不过喝满肚子。这两段话说明人的极欲，即使所获甚多，能享受的却甚少，生命有限，却劳而无用地奔波，不但没有人生的幸福，反而徒增烦恼。

       老庄思想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在物质主义膨胀的社会，是不容于世的。因为人们只能看到他的穷，看不到他另一面的佳处，所以无人会感到他们有什么幸福，只能是当事者的自娱自乐。但在丧失理智的物欲中，人们累了，有时也会想起他的一些好处，觉得极欲劳心伤体，误却多少实际幸福，一生就这样过去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老庄思想两三千年来，仍若隐若现地存在，亦可见其价值。

       当然，人的幸福也不是靠节欲就有的，而且节欲只是一种选择方式，大抵还在于各人适应的心情，有的以忙碌为幸福，有的以闲逸为幸福，是不能统一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制度、国家势力、道德教育、公平正义，然而这是政治上的事，不是非政治家能说得好的，所以我们只能从自身上去找一种幸福的模式。

       日本十世纪的兼好法师，他对人生幸福的定义似乎可以借鉴。他在《徒然草》一百二十三段中说：“为无益之事徒耗时光，堪称愚人，亦可谓僻违（违理）之人。为国为君，应为之事甚多，余暇已无几。想来人生必要操心之事，一食、二衣、三居所。人间大事，莫过此三者。不饥、不寒、不侵风雨，闲静度日，便是至乐。但人皆难免患病，若疾病加身，苦痛难忍，故医疗不可忘。前三者及医药四项，缺则为贫，无缺则为富。于四项外别有所求，便成贪。若四事节俭，则无人感不足。”

       以我个人的看法，兼好法师的态度堪称最适合一般人理性的物欲观。比如一个农夫，他的幸福在那一块田地里，播种完了，便不作他想，悠悠地吸着烟，慢慢地喝着茶，或看蓝天白云，或看远山翠绿，这么闲静地过着，我不知他是不是幸福，但那样子却是令人羡慕的。

       所以我觉得，人若能像兼好法师说的那样活着，世上的物质也就充足了，人类也就和谐了，随处也就有幸福存在，老子所谓“知足常乐”，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