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回忆录）

 张. 道. 子

我从坐上临汾回永和的班车上，脑子里就一直在盘算，下车后怎么走过永和的那条长街，走进学校大门。

因为，小小的永和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和杜先超去北京告状去了，群众和同学们都眼巴巴地等着你，你如果灰溜溜地回来，务必影响大家的情绪。所以，我回到永和的精神状态，决定着下一步群众的发动程度。如果领头人都萎萎缩缩，挺不起腰板，那群众和同学们又怎么跟你起来干。

所以考虑再三，决定：下车后，我一个人喊着口号游行。于是，就一路在想应该喊那些口号。从临汾到永和，当年因路不好，要坐八、九个小时的车，早上六点发车，下午四点以后才能到。到了永和以后，我下了车出汽车站拐到街上后，就一个人迈着正步，喊着口号，由北向南，穿过大街，向学校走去。当时，喊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反击，二月逆流！”，“镇压群众，罪责难逃！”，等等。

一是要能表达当时要说的话；二是要有节奏。因为，要适合步行前进。后来听说，同是晋南地区的吉县造反派的陈凤鸣就一个人游行过。我喊着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正步进了学校。立即就有张卫岗等同学迎上来接我，我进了楼下初中班的教室，同学们很快就塞满了教室。

于是，我就给大家讲：我去了北京（实际上没有去），中央已经表了态：“二月逆流” 错了，是带枪的刘、邓路线，首都红卫兵司令部十万人在北京游行，要求打倒谭震林。山西军区的张日清也犯了路线错误，王清英在太原万人大会上揭批张日清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

027的孟力和军分区的杨力耕都犯了错误。临汾街上到处帖的大标语：打倒孟力！打倒杨力耕！全国形势大好，只有永和还是一片死气沉沉。所以，希望同学们赶快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

我真真假假地给同学们动员了一番，同学们热情很高，要求迅速恢复组织。并给我说：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八位同学住在学校搞调查，非常支持我们。于是，我很快找到他们，这八位同学水平很高，看问题的高度也远不是我们能比的。他们正在起草一个关于永和文化大革命情况给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的报告。

报告的开头是：刘格平、张日清并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下面主要是永和县的两派群众组织形成过程以及永和县武装部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所犯严重路线错误及造成的严重后果，等等。在他们离开永和前，把这份报告抄写出来，贴到永和大街上。

这虽然对上来说，不可能起到什么大的作用，但对于处于水深火热的被镇压状态的永和造反派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于永和的形势起到了逆转的作用。因为，永和是小县，永和人一般没有见过世面。

加之，南开大学的名牌效应，他们支持造反派，无疑对于永和人民认同造反派有极大帮助。同时起了帮助作用的还有山西医科大学的学生刘兰祥，他是永和阁底人，在省城是红总站山医大的头头。由于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后来转向支持兵团、红联站，红总站从反对张日清的角度反对“二月逆流” ，我们是“二月逆流” 的受害者，所以，他回到永和就支持我们。

我到太原还去找过他，并在他的宿舍住过一段时间。南开大学的同学们离开永和赴延安后，杜先超也从临汾回到永和，于是，我们就一方面准备恢复工农兵团的活动。

此前，永和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早已恢复活动。恢复工农兵团的第一项活动，我们就组织准备炮轰武装部副部长、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占龙。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我们於七月下旬的晚上，一晚上将炮轰杨占龙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永和全城。大标语有“炮轰杨占龙！”、“坚决打倒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杨占龙！”、“打倒带枪的刘、邓！”、“杨占龙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等等！

那时候，写大字报和大标语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现在的许多书法家，就是从那时候写大字报、写大标语练出来的。大标语一开始是先在纸上写好，然后，拿到街上刷浆糊贴。后来，就干脆直接先把纸贴到墙上，凑手拿大刷子在纸上写。干净，利落！

炮轰杨占龙的大字报、大标语一贴，就引起了大辩论，街上每天都有人辩论。辩论的焦点与主题与临汾城里一样，也是军队是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队内部存在不存在带枪的刘、邓路线？应不应该打倒杨占龙？等等。二. 八派经常在街上辩论的有两个大个子，一个是药银山，一个是李梅双。药银山是文化馆的干部，瘦高个子，文化革命结束后，调到地区运输公司。

我八十年代评经济师，职称考试专为我们那一批原来学俄语的人准备了俄语考试，有人给我说，药银山当过俄语老师，我就跑到运输公司跟他借俄语课本。他说：在家里。后来，他骑自行车专门跑回河西村里给我拿来俄语课本，助我过了外语考试关。李梅双也是瘦高个子，脸堂黑黑的，好像是农资公司的干部。他俩的共同特点是辩论起来没完没了，纠缠劲头挺大。

李梅双退休后住在临汾，我在广场打太极拳时，还经常与他谈天说地。这人很细心，爱作笔记，记心也好，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当时，太原湖滨会堂举行全省落实中央七月会议纪要会议，会议通知：必须有两派的代表参加，永和县革命委员会通知我去参加会议。我看见权根锁想去，就派他去了。

在永和同学中，我有一些生死之交的朋友，如李洪林、权根锁、冯德让、张应奎、冯廷山、霍玉禄、薜云山、霍俊奎、陈万昌、刘路群、吴政、柳合智等等。我们之间也经常吵架，但谁也不记恨谁。在恢复工农兵团的过程中，发现与原来的工农兵团相比，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是要求加入的组织很多，原来的组织其成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如，永和中学当时就成立了“红色风暴战斗队”，这是一批以初三学生为主，大串连回校迟的学生。当他们回到学校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早已成立，他们既不愿意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更不想参加冯占京的“五. 一六红卫兵”。

我认为，这是一批可以争取的力量，于是，我就做工作，主要是做头头薛云山、白洋成、高梁生等同学的工作。薛云山毕业后任县计委副主任，白洋成毕业后在村里当赤脚医生，高梁生毕业后在村里开拖拉机，后来又自己买了汽车。他们都与我是同一条后川里人，薛云山是川口村人，我路过还在他家吃过饭。

他的妻子任金梅后来学得一套标准的杨式太极拳。经过几轮艰苦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同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与“红色风暴战斗队”组织合并，名称虽然还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但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与调整，把“红色风暴战斗队” 的领导也全部补充进来。

第二是领导核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张巨温老师已经调到地区。所以，经过各方协商，决定在原来的工农兵团的基础上学习太原红联站的做法，于1967年9月14日成立了永和县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革联”。这已经载入了《永和县志》。

领导核心当时定为：司令：张树斌、副司令王光田、晋宝玉、杜先超。在庆祝“革联” 成立的大会上，还表演了由各下属组织选送来的文艺节目。记得，当时的主持人是初中同学高林梅，她个子不高，但说话流利，嗓音很好，当然，说的都是永和普通话。演员有杨对生等人。会议还请来了隰县造反派和蒲县造反派的文艺宣传队前来助兴。蒲县宣传队的队长是孟云龙，毕业后到临汾市政公司工作。

那一年，他还通过杨尚昆的儿子，就是给邓小平照过像的杨绍明请来了穆铁柱，来临汾搞球赛。许多人争着与穆铁柱合影。李英锋那么大的个子，照相上竟然比穆铁柱低一大截。孟云龙之所以能与杨绍明有来往，是因为杨尚昆在文化革命中被打倒以后全家在临汾住了多年，杨绍明当时是临汾动力厂的工人。“革联”成立以后，要求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公开为工农兵团平反，并承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为此，我们还在县革委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好多群众都来支持。特别积极的有木业社老工人郑德秀两口，同学吴春生的父亲和母亲范海棠，服务公司的常顺珍、郭双花，畜牧站的李道宁等等。郭双花也是个命苦人，从小没了父母，后来婚姻也不幸，她后来调到临汾三八商场。还有民政局女干部袁惠茹。袁惠茹是湖南人，是原东北某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丈夫原是东北某部军官，因1957年打成右派，被迫假离婚。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娜哪与小弟远调永和，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孩子不受影响，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档案如影随身。

所以，当时的永和对她仍然采取了不公正对待。特别是她不拥护掌权派，而支持“革联” 派，所以，几遭批斗，但她顶的挺硬，从来不服软。她的口又快，别人又说不过她，“二. 八派” 也拿她没办法。后来，听说她回了湖南，我想应该是她们夫妇复婚了。再后来，听说她已经去世了，我每每想起这位大姐的崇高形象就热泪盈眶。永和对她太不公正了。

后来加入“革联”的有林场以白文贵、任福珍为首的造反派，其中有刘黄生、刘玉柱、许振学、雷志民、景玉华、朱维生等人。刘黄生后来在永和酒厂当厂长，企业倒闭后，到太原开公司。刘玉柱回了村里，许振学后来到了农机公司，雷志民后来到李家崖生产队当了队长，景玉华后来调到临汾纺织厂，朱维生两口调到临汾三八商场。当时，加入“革联”的还有以任学奇为首的城关小学的红小兵。任学奇后到临汾地区中国银行任过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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