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县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会上讲了庐山会议的情况，讲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材料，联系沔阳实际，揭露了沔阳县大大小小“彭德怀”，如在大会上首先揭发了一名县委副书记和两名部长以及县委机关的一些科级干部。
政法战线首先是我被指名道姓地抛出来，并上纲上线揭露了我的四种言论：
一是攻击“大跃进”。说大跃进是吹牛皮，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粮是发高烧说胡话。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全民大炼钢铁”砍伐树木搞土高炉是破坏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是劳民伤财，是瞎胡闹。说沔阳搞的什么“滚珠轴承化”、“木轨化”等完全是脑子发热，幼稚可笑，不知浪费了多少物资和钱财，百姓敢怒不敢言。
二是攻击“人民公社”。毛主席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好”。可是叶某说：人民公社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不就是区委会加百分之十等于人民公社吗?就是原来的区改为公社后性质就起了变化，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可以向各大队提留生产总值10%作为人民公社公积金和公益金。其实这个公式我还是从文件上看到的，当时我还没有这样高度概括的水平，只不过是认为概括得十分准确而“鹦鹉学舌”罢了。三是恶毒攻击总路线，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说总路线好，什么东西买不到，糖果火柴都要票，百姓的肚子吃不饱。这时即便是县委首脑机关食堂每天早餐也是麸皮掺细米熬成的稀粥，那么，就别说其它小单位更不说老百姓了。但是，他们绝不允许别人说吃不饱，说了，就是对总路线、对社会主义的污蔑。以致形成人人说假话，不敢说真话，造成后来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当时荆门、钟祥、京山三县是荆州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地区，成为有名的“荆、钟、京事件”，县委书记都被撤职。
四是说中国的内部肃反运动是犯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55年夏天沔阳首批内部肃反运动，就在当时沔阳中学(学生放了暑假)校园内集中开展，那时我在公安局任政保股副股长，也被抽调出来参加肃反专班工作。
（二）
当时全县干部集中，对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家庭出身成份以及社会关系问题，来一个大检查、大交待、大揭发、大批斗的群众运动。
一哄而起，大轰大嗡，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有些在旧社会有政治历史问题者，有投河自杀的，也有上吊自缢的，还逮捕了一些人。
以后又接连搞了好几批。肃反专班办公室延续了两年(第一批搞完我抽回公安局机关了)，不过比首批搞得谨慎多了，也未随便抓人，主要是通过外调、审查干部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我是办理首批内部肃反案件的参与者。从参加运动起我就认为那种不顾政策的搞法不妥，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调查审讯、谈话，一些人原来所说的什么“反革命集团”、“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敌人派进来的反革命分子”、“特嫌分子”等等都不是事实，而是“逼供信”的产物。
有些干部的历史问题，参加工作时已作交待，有档案可查。运动中被逮捕的干部后来全部释放了，恢复职务，是党员的还恢复了党籍。
因此我认为肃反，花了大量人力、财力，损害了干部尊严，损害了党的形象，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是犯了苏联肃反扩大化错误。这是完完全全的实话，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人民的“弥天大罪”。
此外，还有许多平时的闲聊，也上纲上线，把鸡毛蒜皮的事也要与反党反社会义联系起来，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会批，小会斗，白天写反省，晚上批斗。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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