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次几个单位联合的批斗会上，有一个工农出身的女干部，看到别人都参加批斗，她文化水平低，又没有什么事实材料可批，又怕人家说她不积极，实在无奈，就脱口而出：“你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搞糟了，你是不是国民党，你答复!”。
她的话一出口，全场哑然!认为她提的不是个什么意见，又好笑，又不敢笑。
于是我用“口吃”的语调答曰：“我…我…我是国…民党…要…要…打…打倒的共产党”。
我把共产党3个字的音调说得很宏亮。
严肃的批判大会，引起了一阵哄笑。
主持批判会的官员大声吼叫起来：“叶培元!你胡说八道，你不老实”。
我愤然答道：“什么叫胡说八道。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不许侮辱人格”。
会场上变得非常寂静。会议主持者显得十分尴尬，只好宣布休会。
（二）
我就这样大会套小会，小会套大会，批来斗去，一直斗了18天，终于告了一个段落，并允许批判对象回家休息一天再到机关来(那时干部都住在机关集体宿舍)。
18天突如其来的批斗，家里人都听到了传说，知道我在机关挨整。
精神疲惫、面容憔悴的我回到家里，看到年迈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那时少雄4岁、少英2岁)那寒酸而悲凉的神态，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引起了老娘、妻子和尚不懂事的少雄、少英也一齐哭起来。
本想放声大哭，把胸中的愤懑和委曲在亲人面前倾泻出来，但当时不是单家独户居住，而是一个大屋住着许多户人家，只能躲在小房里抽泣。
（三）
运动结束后，受批判的人，统统在县委机关大院菜地里劳动，如栽菜、施肥、浇水、锄草等农活。
一面劳动，一面随时准备接受专案组传讯，核对材料，签字画押。
过了一段又把我们这批人弄到县城附近的小南大队劳动，一直到春节放假。
1960年春，被批判的这一伙人都相继作了各种不同结论，根据上级关于“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指示精神，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极少，有的结论是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的给了党内警告、严重警告等轻微处分，有的调动了工作，大多数仍回原单位原职务工作。
（四）
我的结论是：不属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属于个人主义错误，不予处分。每个人都由纪委(当时叫监委)发了一个结论书。我仍回县委组织部搞支部教育工作。
到1962年，中央有个新指示精神，对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只搞到县委这一级干部，县级以下干部主要是正面教育，原来作了结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要一律平反，处分一律取消。
也就是未划为分子的，未有给任何处分的，凡是受了批判的人，都要原批判的单位领导出面，把他们请回来，开个会，讲明原来的批判是错误的，原来的材料，组织上负责销毁。
此时我已调离了县委机关，仍然回来开了一个会，加了一次餐，看了一次电影，就这样把几个月来的批斗、反省、劳动等以及心灵创伤和政治上的影响，用这样一餐饭、一场电影、一个小会解决了。
简直是把人的政治生命、人的尊严当儿戏。现在回想来，实在是冷酷无情，令人不寒而栗。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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