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亮月港品牌，续写海丝商旅
江智猛
对于海洋，人类从远古开始，就充满着求知的欲望，充满着探索的热情。历史一页页翻过，我国人民漂洋过海，从事商贸、文化交流的海上交通路线，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海岸线漫长、港湾岛屿众多、海域面积辽阔。《山海经》描述到“闽在海中”,伴海而生、因海而兴、拓海而荣的福建居民有数千年悠久的航海传统,拥有底蕴丰厚的海丝文化载体，多元的海丝文化舞台。从昙石山时期海洋文化的起源，到唐宋元明清，福建的福州甘棠港、泉州刺桐港、漳州月港、厦门港五大港口，接力赛般地成为中国的海上门户。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上半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国家开辟了一条经吕宋，渡过太平洋，直达中南美各国再跨过大西洋，最终达到欧洲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它的起航港，正是漳州月港。
一、月港旷世芳华
漳州月港，一个“海舶鳞集、商贾咸聚” 的闻名巨镇，一个几乎给古老帝国带来无上荣耀的商港，可谓是全球化初期的映海明月。它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是明朝中后期“海上丝路”民间唯一合法的始发港，闻名全球。月港从宣德（1426年）悄然而起，景泰前后（1450年），到成化、弘治之间（1465～1506年），逐渐发展，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年）步步繁盛，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穆宗取消海禁，在月港设立“洋市”，“四方异客，皆集月港”，大批海商抓住历史机遇，出海闯荡世界，劈波斩浪、纵横四海，以世界为市场，视大海为舞台，过台湾、下南洋、闯东洋、泛西洋，开辟18条国际航线，足迹遍及东西二洋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主宰东南亚地区民间海上贸易，促使“僻处海隅，俗如化外”的漳州月港，贾肆星列，腴丽天下，成为“闽南一大都会”、“天子之南库”的国际化港口。在外国人眼中，月港俨然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一）
当历史回到六百多年前的明朝初期，为了防止方国珍、张士诚旧部逃亡海上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了防范日益突出的倭寇问题，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下令撤掉泉州、漳州等处的市舶司，厉行海禁政策，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次年，再次颁布禁海令，重申沿海居民必须遵守法纪，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下令撤除澎湖巡检司，“尽徙屿民，废巡司而墟其地”。 随后，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福州、泉州等对外通商港口逐一被关闭，商船进出受到严厉的查禁。当时有些民间海外商船，为了冲破官府的“海禁”限制，继续开展海外贸易，而多方求索。他们无意之中探得月港自然条件隐蔽，可以做为商船停靠和装卸货物的港口，而且距九龙江出海处只十几公里航程，没有驻扎巡查“海禁”的官兵，就选择该处做为对外走私交易据点，因此这一地区迅速成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当时不仅民间存在着广泛的走私活动，就是政府官员、军人也参与其中。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下蕃，交通外国。”嘉靖以后，由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一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他们兼有武装，“亦商亦盗”。这些海商集团，在没有国家政府作为后盾的情况下，依然执掌着东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因而，他们便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以月港作为暗中对外通商的港口。据史料记载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月港，居民数万家，沿街“贾肆星列”，港口“贾舶鳞次”，“水犀火浣之珍，琥珀龙涎之异，香尘载道，玉屑盈衢”。群众生活富裕，“方珍之物，家贮户积”、“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成为“藉舟楫之利，以腴丽甲天下”的南方“小苏杭”。 月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朝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贸易商港”。
月港“货贝聚集”。从华安、平和、漳平甚至江西境内，无数的货物顺着九龙江支流聚集月港，等待出洋。带着浓郁异国情调的商品同样云集于此：有雕刻得十分精致的犀牛角，有磨洗得又白又亮的象牙，有洁白如雪的燕窝，就连寺庙里燃烧的烛香，也带着异国的檀香味。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当时抵达月港的海外国家物品，包括暹罗、柬埔寨的苏木、胡椒、象牙等，都是中国人十分喜爱的，吕宋则盛产银子。所以从月港出口的货物，若销往暹罗、柬埔寨等西洋国家，就以当地的产物相抵；若销往吕宋，往往换回大量银元。据《东西洋考》 “陆饷”统计，当时从月港进口的货物有116种，大多是海外的土特产，如番被、番藤席、黄腊、冰片、草席、番纸、番镜、火炬、粗丝布、西洋布，还有各种皮货，如沙鱼皮、獐皮、獭皮、马皮、蛇皮、猿皮，以及各种矿物，如金、锡、铅、铜、矾土等。尤其是白银，丝绸之路在将中国以丝绸为主的商品大量销往海外的同时，为中国输入了大批白银。据国外有关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从漳州月港运到马尼拉，再由大帆船转贩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每次中国商品到达之后，当地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用白银交换中国丝绸等商品，形成了110里长的“中国路”。连当时的秘鲁国王都感慨地说“中国可以用南美来的堆积如山的白银盖一座皇宫”。此外，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糖品、果品，也深受海外民众喜爱。从月港出去的物品有100多种，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砂糖、纸张、果品、铁器等。尤其是漳州窑瓷，欧洲设计，漳州生产，来样加工，中西合璧，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型”瓷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克拉克”瓷，它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很受欧洲上流社会青睐，比如青花大盘经常是一盘难求。近年来，中外水下沉船考古及遗址出土文物都见证了漳州窑贸易，如打捞龙海“白洋礁一号”沉船发现满载漳州瓷器，国家水下考古队从“南澳一号”古沉船打捞出10000多件瓷器中8000多件为漳州“克拉克瓷”。
万历年间是月港发展的黄金时代，盛况空前，“四方异客，皆集月港”。往返商旅，相望于途。明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载：“泉漳商民，贩东西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福建航运业，出现了“富者出赀，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或“富者出赀，贫者出力，懋迁居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每年仲夏至中秋，风汛期间，由月港发船的商船，多达200余艘，少亦六七十艘。明朝周起元《东西洋考·序》载：“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奇珍，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易金钱，岁无虑数十万。”月港的繁荣，给明政府带来巨大的关税收入，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税额不断上升。《福建省志·财税志》第一篇，《财政收入·关税》载：隆庆六年(1572年)“开设舶税，仅数千金”，万历四年(1576年)“饷溢额至万金”，万历十一年(1583年)“累增至二万有余”，万历二十三年(1594年)，“饷骤溢至二万九千两”。从此以后月港商税收入保持在3万两左右，月港因此有“天子南库”之称。
（二）
月港海外贸易的兴盛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对外开放的月港，促进了港口经济的繁荣。月港的停泊点，散布于北岸的嵩屿、海沧、石美、玉洲、澳头，南岸的屿仔尾、海门岛、浮宫、海澄月港、石码、福河以及港口外的大径、卓岐、浯屿和中左所等。月港附近的玉枕洲、海沧、福河、石码、浮宫、屿仔尾、大径、卓岐等，多为“北船”（航行于温、宁、沪、津）和“横洋船”（川走台湾、澎湖）的停泊发船点。中国月港为当时海上外贸进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按照史料记载，每年从月港出发的商船，多则二百艘，少慢七八十艘，17世纪初，达到三百艘，月港出港货物一年数万吨。首先是码头星罗棋布，“据遗址考察，明清时期月港溪尾不足1公里的海岸就设7个码头，即饷馆码头、路头尾码头、箍行码头（又名中股码头）、容川码头、店仔码头、阿哥伯码头、溪尾码头。”（《漳州市志》 卷五，《港口码头·月港码头》）其次是港市的繁荣。根据黄仲义先生《月港商市遗址》记述，如今有据可查的就有7个港市：县口市、港口市、旧桥市、新桥头市、芦沈港市、下尾街市、南门外市。特别是在豆巷村港口市店面伫立、商贸咸集，分别有珠宝行、棉布行、杂货行、丝绸行、豆饼（豆箍）行、药材行、丝线行、铸鼎行、纸行、米行、鱼行、糖行、茶行等十三行业，据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元亨考证清代广州“十三行”这一名称就来自月港十三个行商。至此月港商市“铺商、店贾、牙侩，摊贩”迅速增加，钱柜、交引、寄附铺、总房、柜坊应运而生。当时这里的茶楼、酒馆以及服务性的行业，生意繁忙，经营也多样化，店与店之间挤挤挨挨，首尾相连。在月港的街道、码头、店铺、寺庙，聚集着操各地口音的八方来客，其中不乏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多达上千人。月港居民几乎家家有店面，家家做生意。《海澄县志》描述当时月港盛况为：“寸光尺土，埒比金钱，水犀火浣之珍，琥珀龙涎之异，香尘载道，玉屑盈衢，画鹚迷江，炙星不夜，风流鞍于晋室，俗尚轹乎吴门”。明龙溪举人张燮撰写的《东西洋考》，详尽记载了月港商舶前往东西洋诸国的航程、针路、山形水势、气象潮汐及海洋贸易的盛况为“农贸杂半，走洋如市，朝夕皆海，酬醉皆夷产”。
（三）
富足的月港，在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倭寇、税吏、朝廷派来的宦官或鱼肉百姓，或打家劫舍，无法抑制占有月港遍地财富的欲望。为了加强月港的社会治安管理，嘉靖九年（1530年），政府在海沧设立安边馆。 三十年（1551年）在月港设立靖海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福建巡抚谭纶把靖海馆改为海防馆，设海防同知驻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漳州知府唐九德建议将龙溪、漳浦各割一部分成立海澄县，经福建巡抚汪道昆、巡按王宗载报请批准后，嘉靖四十五年置海澄县。
十七世纪初，西方殖民者的东侵，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海外贸易。葡、西、荷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东南沿海。 嘉靖年间，葡萄牙侵占我澳门，天启年间，西班牙侵占我台湾北部。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侵占澎湖，二年后又侵占台湾，并屡次侵犯福建沿海地区。他们在海上大肆抢掠商船，甚至杀害我国的商人及侨民。明末西班牙殖民者屡在吕宋屠杀我国侨民．有一次惨杀我国侨民达二万多人。侵略者还限制华人入境，限制华船入港，限制华人经商，吕宋是月港海外贸易中转站，西方殖民者的野蛮行径，直接危害了月港的海外贸易。《天下郡国利病书》载：“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海澄县志》写道：“洋船多被劫掠，月港洋市仍趋衰落。”
明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横征暴敛也加速月港的衰落。明末，财政危机严重，屡加月港税额。政府规定，商人进行海外贸易，可向政府领取“商引”、交纳“引税”。船只要交纳“水饷”，船上的货物又要交纳“陆饷”，此外还有“加增饷”。正税以外，商人还要遭贪官污吏的勒索和掠夺。福建税监高采任职十六年，被撤职回京时，行旅“辎重塞途”，“富可敌国”。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下，“五方之贾，稍稍掉臂，不肯入澄”。
明末的战乱和“迁界”也破坏了月港的对外贸易。天启六年（1626年）郑芝龙起兵反明，三次攻占海澄，月港成了战场，顺治三年（1646年）郑成功起兵抗清，直到郑军收复台湾，前后十多年，月港也成为两军争夺之地。连年战乱使月港“家室俱破”、“年谷屡荒”，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不稳定，月港的海外贸易也就停顿下来。
月港在长期的战乱和“迁界”的冲击下终于衰落下去，但继之而起的是厦门港的兴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厦门正式设立海关，从此，厦门港取代了月港的地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商港。
二、月港辉煌业绩
翻阅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这段厚重的历史，月港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地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衰退时期最为繁荣的港口地区，月港承上启下，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特殊的民间港口贸易形式、丰富精美的贸易输出商品、杰出的海商人物代表，在中国和世界海洋贸易交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缺失的角色，填补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程的空白。在中国海洋贸易史上很难再找到这样风云际会、影响深远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月港时代不仅是闽南的，还是全国的。
1. 月港开创了我国民间贸易先河
月港结束了宋元及明初期维持近1000年的朝贡贸易，使明清时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极大促进中国海洋贸易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从宣德元年（1426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月港海外贸易“以民为本、创新求生”的民间自我变革，打破原有的封建朝贡制度与海洋贸易体系，实行民间海外自由贸易，具有民间与官办海洋贸易双重性质，促成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高潮，以合法的民间贸易港的身份侪居名港之列，在“海丝”链条上独一无二，书写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最耀眼的一页。
2. 月港开创了中国的白银时代
月港开启中国与世界白银时代，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从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一半以上。据罗杰斯在1586年致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的信中说：“每年有30万比索银元从月港流入中国，而今年超过了50万比索”；在1598年特洛致腓力普二世的信中又提到：“来这里贸易的中国人每年带走了80万比索银元，有时超过了100万比索。” 史学家全汉昇描述到：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货币有一半流入了中国。大量番银流入，极大地刺激了国内货币的流通，扩大了交易市场。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大规模的进口白银改变了明朝原有的货币体系，明王朝也就只能向世界货币市场和国内掌握着大量白银货币的商人妥协了。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令全国百姓可以交纳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白银作为流通主币得到朝廷官方认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增长，迅速催生了中国闽商、粤商、潮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等的崛起与兴盛，奠定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月港贸易改变中国传统的币值计算方式与计算单位，从“银元”重量计算向“银圆”币值计算转变，并以白银作为通用货币换取实物，释放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功能，使得中国老百姓从沉重的徭役赋税中解脱出来。月港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白银货币时代，推动了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并使白银逐步成为世界流通货币。
3. 月港开创了中国海外贸易全球化
漳州月港作为1567年“隆庆开海”后明朝唯一开放的合法港，直接推动中国与美洲及欧洲之间贸易，前后历时250年、横跨两大洋（太平洋、大西洋）三大洲（欧洲、美洲、亚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标志。当时月港拥有18条往东西洋的航线，与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 如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等，并常抵日本、印度。月港海商还通过马尼拉这个中继站和南洋群岛的其他地方，直接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进行广泛交易，并从而与美洲发生了贸易关系。月港海上贸易北上到达琉球、日本、朝鲜，南下到达东南亚各国，西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欧殖民国家进行环球贸易，到达拉丁美洲，第一次将中国商品的贸易范围扩至拉美和欧洲。该航线持续了两个半世纪，是世界大帆船航海史上运作时间最长的一条国际贸易航线。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国别之多，都是世界罕见的。
4. 首创民间海外贸易管理机构
随着月港的海外贸易迅速崛起，出现了“货物通行旅，资财聚富商，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的繁荣景象。明政府为了加强对海商的控制，嘉靖九年（公元1531年），根据巡抚都御史胡琏的建议，把巡海道移驻漳州，并在月港东北10多里的海沧澳建立安边馆。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复于月港建立靖海馆，以“通判往来巡辑”。隆庆、万历年间，为了征收商税，加强管理，才把海防馆改为督饷馆，馆址在“县治之右，即靖海馆旧基”。 明朝政府不仅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制订了一些管理法令与条例。
当时商税的征收办法：月港海商的税收制度由从前的抽份制改为饷银制。这种商税共分水饷、陆饷、加增饷3种。以上3种税都是货币税，从贡舶贸易抽分实物税到征收货币税，这是中国关税制度的重大变化，反映出明代对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封建海关管理制度由此产生并发挥长远的影响。
5. 掀开世界大航海全球贸易
闽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有三大变化：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明代的月港、清代的厦门港。月港在“海丝申遗”时空链条中不可或缺。从时间上看，月港上承宋元时期的泉州“海丝文化”，下启清代广州“十三行”、厦门“五口通商”，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港口。从地理上看，漳州月港处于上接东海和黄海，下连南海的重要位置，处于中国“海丝”的中南部，在中国海洋贸易地理空间不可或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漳州月港是由中国物产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欧洲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这两大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唯一时空纽结点；漳州月港不仅承载着闽南人民的海洋文化基因，而且保存着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重要记忆。月港遗存众多、样式独特、内涵丰富、保存完整，生动地展现了古代“海洋丝绸之路”在明中期到清初之际海洋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进程和风貌，深刻反映出东南沿海海洋文化的特质及海洋社会的发展传统，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在东南沿海区域的生动体现。
6. 建立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市场
番薯、花生、马铃薯、番茄、菠萝、玉米首次从月港输入到江西乃至山西、河南，丰富我国农作物的种类，使农耕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月港的发展，促进了漳州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快速发展，纺织业、制糖业、造船业日益壮大，漳州城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成为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同时，漳州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漳州的茶、糖、水果等农产品及加工制品，以及纺织品、陶瓷器等手工艺品，通过月港远涉重洋大量行销海外。所以，月港的兴盛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雇佣关系，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形成。1567年的月港“隆庆开关”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一个大转折点，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7. 月港孕育出众多的海商英杰。
随着月港的兴起，涌现出许多在全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的海商、航海家和海洋先驱，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业绩。他们视大海为舞台，以世界为市场，过台湾、下南洋、闯东洋、泛西洋，几乎主导了东南亚的贸易市场，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使闽南文化在有华侨的区域中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些人物也为研究中国海运史及海洋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是研究海外交通史、华侨史的重要实例。比如最早开发澳门的海商严启盛，最早组织3000人移居垦殖台湾的“开台王”颜思齐，海洋先驱周起元等等，这些月港历史人物尽显风骚数百年，对于一个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老旧帝国而言，月港海商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世界眼光的一群人。月港海商以对大海的深切了解和超凡的领悟力，依存于海而创造海洋文明，甚至不惜背负“走私”、“海盗”的骂名。月港海商是中国内陆政权的荒唐政策与西方扩张主义的野蛮竞争联合迫压下的产物，在东南亚各国形成网络逐渐庞大、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海商武装集团，并涌现出一大批创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打破明清保守沉闷的封建社会，成为世界大航海时代中国海洋文明的杰出代表者、实践者，他们敢拼敢赢，出则兼济天下，归则反哺桑梓，将中国的产品和文化，带向了世界，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东方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度。可以说，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离不开月港海商的历史地位与杰出贡献。
月港帆船搏击东西洋波涛之时，也是中国海洋意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年代。从此，闽南商人聚集到月港这个舞台上，引领了中国参与世界第一次全球化浪潮。
绵延两个半世纪的漳州月港，主动参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一批又一批的海商从月港塑造了今天的东南亚华人世界，创造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文明互鉴的不朽传奇，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湮没已久的辉煌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上壮观的一幕，人类开始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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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智猛艺术
江智猛，福建省龙海人，研究员、客座教授。现为福建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楹联学会副会长、漳州市楹联学会副会长，龙海区海丝文化研究会会长、龙海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书法院研究员、海上兰亭书法院院士、人民大学书画创作院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理工大学、闽南师大等高校客座教授。1999年9月被中国文联命名为“海峡两岸德艺双馨艺术家”，2017年8月被聘为“一带一路”国际文明论坛艺术交流组委会委员、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智库专家。先后应邀到厦门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嘉庚学院、厦门理工学院、古田干部学院、漳州市委党校、漳州开发区、漳州市委宣传部、万科集团等几十个高校部门举办海丝文化、闽南文化、民俗文化、闽台文化专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