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了现实，也照亮了未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

——题记

01

去年，在北京意外地邂逅了四十多年前在平鲁县井坪公社窝窝会学校教书的同事。那时候我们还都是些毛头小伙子，不经意间都已渐近暮年，不仅令人唏嘘不已。但我们对在窝窝会学校那段工作、生活经历，仍记忆犹新，不能忘怀。临别时，同事再三嘱咐要我写写在窝窝会教书的事，以作纪念。

从哪里写起呢？回忆把我带回了七十年代初期，给了我和当年在农村中小学教书的同龄人难得的思考空间，让我们这代人无法回避并加以反思。这里留下的历史刻痕已经由于时间的距离而显得褪色，当我把这篇迟到的回忆写出来面世的时候，也就把那个年代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一个侧面摆在了世人面前。这个学校的教育就是当时中国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一个缩影。它超越时空，给我们以启迪，给我们以感悟，旁求俊彦，启迪后人。

02

1972年，我从朔县师范毕业后被分派到平鲁县井坪公社窝窝会学校。那天，按照人们的指引，我骑了一辆自行车，驮着行李和洗脸盆一应生活卫生用具，从井坪出发了。去窝窝会的路坑坑洼洼，坎坷不平，临进村了，一条很宽的河横在了眼前。

我推着负重的自行车，紧握把手，慢慢向沟里下滑，滑到沟底后，只見有细小的流水并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我踩着过河石，小心冀冀地过了河。

然后再爬上一道红胶泥坡，坡上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显现着红褐色，给村庄增添了静谧、温馨的气氛。爬起坡后，站在高处极目远眺，窝窝会村就尽收眼底了，一条横贯东西的河把村子分为南北两片儿，学校就座落在村南。

首先，我找校长报到，校长叫张维有，朔县人。看上去三十多岁，不到四十的样子。瓜籽脸，浓眉大眼，留着短发，诚实、精明写在脸上；说话坦诚、得体显现在言谈中。他向我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这是一所七年制学校，小学五年，初中二年。张校长征求了我对工作的意见，最后决定让我代两个七年级班的语文，并任一个班班主任。

作者和校长张维友交谈

这所学校的生源主要是窝窝会、曹庄、细水儿、元墩、康家窑等村的孩子。

教师有陈如亮、赵佐、赵继勇、丁秀、苗爱英、蒙芝等二十多人。扛主梁的大都是朔县师范毕业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工作任劳任怨，尽职尽责，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广博的知识。

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驿站。在这里我开始系统、认真地学习教书的基本功，也就是备课、讲课、批改、辅导等。为此，我经常去听老师们的课；去看他们批改过的作业、作文和教案，学习他们的教学经验。

在课堂上，我注重营造宽松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质疑求异，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改进教学方法。重视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把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努力打造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环境。

几年的实践使我体会到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以塑造学生美好品德，培养良好习惯为己任。对学生要真切地关爱，学生才会“亲其师”，而“信其道”。

你刻意追求的东西，也许终生得不到，而你不曾期待的灿烂，反而会在你的淡泊从容中不期而至，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帮助下，在工作实践中，我在慢慢成长，在慢慢成熟，我的工作也逐步走上了正规，逐步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认可。

在一次全联区（全公社）初中学生会考中，我所代班学生语文单科成绩，不知是命运造化，还是天道酬勤，竟然意外地取得了第一的成绩。

作者正在备课

03

那时候，师生参加劳动是一门不可缺失的功课。我所带班的学生，学校规定每周参加一下午劳动。这个村有座砖窑，我们的劳动任务就是把砖从砖窑背到砖场。村里的青壮年劳力每人一次背25块，据说一块砖重5斤，25块就是125斤了。这既是一项重体力活儿，又含有一定劳动技能。孩子们在保证安全和健康的原则下，量力而行，能背几块就背几块。

我试图背25块，这可实在有点不自量力了，不要说25块了，15块我都无能为力。村里的大叔、大哥们对我说：“你沒受过这苦，一开始少背些，慢慢来，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同时他们言传身教，教我背砖的方法，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从开始一次背八、九块，逐渐增加到十几块，后来也能背25块了。

背一下午砖后，腰酸背疼，浑身乏困好几天；有时手被砖划破了，钻心地疼；而且砖上的灰粉弄得你灰头土脸，像个下煤窑工人一样。但我却并不覚得怎么苦，怎么累，我被社员们、孩子们争先恐后，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精神感染了，也感动了。忘记了劳累，忘记了乏困。

除了每周一个下午的劳动外，秋收后，我还要带着孩子们去打柴，刨庄稼茬子，准备冬天的生火柴。

劳动培养了孩子们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培养了他们顽强的毅力，是他们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后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是任何说教都不可代替的。

04

在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生命线的年代，政治学习是全校教师每天的一项雷打不动的任务。每天利用学生上早自习时间，校长组织我们集体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

05

学校的同事们有情有义，亲如兄弟，一人有难，众人相助的深情厚谊，至今仍历历在目。

有一年，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急需注射青霉素。但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青霉素是非常稀缺的药物，一支难求。医院沒有，去哪里弄呢？我虽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但却束手无策。

同事们知道了这件事后，群策群力，他们发动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动用一切关系，硬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你三支，他两支，共凑起十五、六支。雪中送炭，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救了母亲一命。

我和父母在井坪住的是土坯圈的窖洞，有一年连续下了几天雨，窑洞墙阴了一大片；如果不及时处理，有倒塌的危险。处理窑顶成了我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那时，人们处理窑顶的方法是把“灰渣”、“白灰”、“水泥”三种材料混合在一起，打在窑顶上，叫做“打窑顶”。

老师们听说我要在星期日打窑顶，除去女同事外，男教师全体出动。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锹、水桶各种工具，早晨六点多就赶到了我家。

有的搅拌材料，有的用桶往窑顶吊材料，有的打窑顶。他们挥汗如雨，不歇不住，整整干了一天，硬是把打窑顶的任务完成了。这时天已暗了下来，大家匆匆吃了几口饭，摸黑骑上自行车回家了。

我在学校睡得是炕，春夏两季不懂生火烧炕。苗爱英老师发現后，告诉我：“睡炕不生火，会得病的，你現在人年轻不覚的，当你上了年纪，病就找上你了。”

从此后，苗大姐每隔一两天就给生一次火，有时我还睡着呢，苗大姐就给生上火了。我很过意不去，对苗大姐这份浓浓的情意，我至今心怀感激，她像我的亲姐一样。

那时，我们的生活比较清苦，早、晚饭一般是玉米面或豆面窝头。菜就是山药，午饭有很长时间吃得是蒸高粮米。

我有两位好朋友，都是窝窝会村人，一位叫赵佐，一位叫赵继勇。他们为了让我打打“牙祭”，经常叫我去吃饭。赵佐家境稍好一些，吃的是小米粥。一进门就闻到了淡淡的小米清香，吃起来多么香甜，多么可口。赵继勇家里也是玉米面，但他母亲烙的是薄薄的煎饼，很好吃。两位好友叫我吃饭是一种友谊，一种情意。

与同事在一起（右赵佐，左赵继勇）

那个年代，人们的工资普遍低，我刚参加工作时，月工资仅29.5元，后来提高到34元。别人也比我高不到哪里去。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同事们也都把自己的福利让给了更困难的人。

06

人事有代谢，往事成古今，转眼间，我从1975年离开窝窝会学校迄今时间的年轮己经走过了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了。

离开窝窝会后，我经常会想起了这个地方。因为我忘不了在窝窝会那段精彩的岁月；忘不了晨曦中孩子们那朗朗的读书声；忘不了和社员、孩子们在一起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忘不了同事们一人有难众人相助的深厚情谊；诚然更忘不了同事们忠于职守、克已奉公的工作精神……。

窝窝会学校在整合教育资源的大潮中，早已不复存在；但窝窝会这块钟灵毓秀之地，历史文化底缊深厚，依然被人们誉为平鲁“第一文化村”、“第一教师村”。

近年来窝窝会把传统文化“踢鼓秧歌”传承发扬到了极至，踢进了港澳地区，踢到了北京龙谭庙会上，且一鸣惊人，踢出了个金奖；窝窝会村每年的“二月二灯会”，色彩斑斓的华灯把这个村庄装点的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如果说，窝窝会是一本书，我可能仅仅翻开了一两页，我为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而感到荣幸，为曾能服务于窝窝会人民而感到光荣。

我坚信，窝窝会是大有希望的，窝窝会是大有作为的，窝窝会的未来一定更美好！

“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毎当想起他时那种感受，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写到这里，就让我以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里的这段话为本文作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