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的童年
文/杨登福

王家水学校,我童年的大部分就在这儿度过。
八十年代末,虽然是万象更新,但在偏远的小山村,改革开放的春风却微乎其微,我们的教室四面漏风,低年级没有课桌,只是个泥巴台台,家境好的同学自己带个小板凳,而我们大部分只能是半截树桩当凳子,屁股上的补丁磨得一层摞一层,衣袖每天都是土,那鼻涕挥之不去,每逢开学,那崭新的书本放到“课桌”上委实心疼,于是我们便搜集一些报纸塑料等铺在土台台上,放眼望去,那阵势不亚于万国会堂。
熬到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从山下背来沙子掺上水泥,加工成水泥板当桌面,水泥板的棱角把衣服的袖口、肘部磨的千疮百孔惨不忍睹,桌面虽然干净点,但是我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看到高年级的同学在木头课桌上刻个“早”字,而我们却刻不了,就抱怨自己老是长不大,于是只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早点升入高年级。
说是学习,其实就语文数学两本书,那些对我而言都不在话下,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玩耍上,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累。学校中主要是玩老鹰捉小鸡,踢方,踢毽子,围和尚,这些我都不怎么感兴趣,我最喜欢的还是看连环画,可惜那时连环画少之又少,唯有的几本都翻烂了,无所事事中,只有等到放暑假才能回到我们的乐园。
天高云淡,绿草青青,我们一大帮大大小小的伙伴兴高采烈的跟着潘三爷吆喝着一大群骡马牛羊出征似的到山里去,这才是自己的天地,自己的乐土。
潘三爷五十多岁,留着山羊胡子,走路虎虎生风,是孩子王,说话时走风漏气,据他讲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被打掉了两个门牙,因为他会耍拳有功夫,家里摆满了刀枪剑戟,还有一大帮徒弟,所以我们深信不疑。
到地方,潘三爷将军似的给我们开始分工,女孩们负责照看牲口,大一点的男孩负责生火做饭,我们小一点的则跟着潘三爷训练学拳。到了小麦、豌豆快成熟时还有负责放哨的,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有条不紊。

说是午饭,其实就是用土垒垒烧洋芋,用拳头大小的土疙瘩垒成倒扣的菜缸形状,迎风的方向留个烧柴的口,上面留好排烟口,然后就是在里面烧火,不一会,土垒垒就烧的通红,潘三爷熟练的扒拉出草灰,把洋芋小心的放到里面,拿起他的工兵铲三下五除二拍碎土疙瘩,然后,然后我们就是耐心的等待。
牛羊在山坡上静静的觅食,炊烟在山谷里袅袅的游荡,我们在山泉旁嘻嘻的玩耍,丝丝微风抚慰着麦浪,亲吻着豆荚,满山遍野的野花竞相开放,努力展现他们阿娜多姿的身材,太阳慈祥的注视着这片美丽的画卷,轻轻地微笑着,懒洋洋的把她的温暖传播到小山村的各个角落。
不久,土垒垒里散发出的缕缕清香,夹杂着泥土的味道,涌入鼻孔,直入心田,期待已久的午餐即将闪亮登场了。
潘三爷抄起工兵铲慢慢的剥去烫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个黄灿灿的洋芋,外皮焦黄,只看一眼就口水直流,于是我们不顾潘三爷的号令,更不怕烫手,饿虎扑食般的开始疯抢。用手拍拍再吹吹,外皮自然脱落,咬一口洋芋再就一口山泉水,那慢慢滑落入肚的感觉无比的淡雅清香,难以言表。
有时候火候掌握不好,也出现烧焦的状况,潘三爷说是吃了烧焦的食物眼睛会变得更加明亮,能捡到钱,于是我们就争抢着大口大口的吞咽,虽然吃了不少,但我至今也没有捡到过钱,感觉是被他老人家欺骗了,可是现在想想,应该是潘三爷变相的提倡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他的良苦用心使我受益匪浅,至今我也没有铺张浪费的习惯。
吃饱喝足后大家天南海北的胡侃,我们很好奇山外的人在吃什么,潘三爷慢腾腾的说:“高级干部每天吃的都是大米和拉条子”于是,我们强咽口水,满脑子想着大米和拉条子是什么味道。
到了秋天,麦穗泛青,豆角饱满,野果成熟,这是我们午餐最丰富的季节,我们一大帮小孩子在潘三爷的指挥下各负其责,哨兵早早的占领最高点,密切的观察着邻村大人们的动向,作战部队头戴树枝,顺着山沟悄悄地爬到北面丰光村的农田里偷小麦、豆角,留守的人员则捡柴火、烧水,等前线部队凯旋而归后就开始煮豆角、烧小麦(叫做烧青粮食)不久一顿丰盛的午餐就大功告成。
说起豆角,吃法很多,可以剥开豆荚吃豆粒,外面的那一层皮也是美味,完全成熟后可以烧着吃,我觉得曹植的名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也能写成“烧豆燃豆萁”。
虽然我们每天的午餐都靠偷,但是潘三爷绝对不让偷本村的,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盗亦有道”,有时被大人们发现也就是呵斥几句,一般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战斗,唯有一次我们被逮捕了个现行,不服对方的教训,仗着跟潘三爷学过拳,于是动起了手,谁知不等我拉开架势就被一巴掌打的眼冒金星,什么“闪战腾挪、海底捞月”等等招数根本就没来得及使用,潘三爷责怪我们学艺不精,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年龄小身体弱,就像是当今的利比亚、叙利亚等好多小国家,再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唯有自身强大了才有话语权。
多年以后,我们那帮小伙伴天南海北的四处漂泊,偶尔联系时谈起儿时的烧洋芋,烧青粮食和煮豆角,大家都公认那是最好的,是任何饭馆酒店做不出的美味,儿时的记忆深深的烙在脑海中,其实这就是“故土”一词的最好诠释。
转眼间秋收开始暑假结束了,我们恋恋不舍的告别松树洼,告别老鹰泉,告别下沟坡,背起花书包又走向了王家水学校。

“心如平原牧马,易纵难收,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老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的讲着,虽然我的思绪还在山坡上飘荡,但老校长的讲话还是很有道理,只有努力读书才有可能走出大山,放飞梦想,于是我便徜徉在书的海洋中,每天写呀背呀算呀,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受到老师的夸奖和同学们的羡慕,在课余时间我还读过好的名著,可惜后来都当成下酒菜了。
1986年对越自卫还击战,那时我已经五年级了,曾经和我一块玩耍过的潘福和潘国两人都已参军在前线作战,他们的每一封家书都是我负责给念,并且好多回信也是我给写的,到我六年级毕业时他们也已经凯旋而归,正好参加了我的升学宴,记得当时还有我爷爷的干儿子叫马万有,他是武警战士,他们穿着笔挺的军装,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席间,潘福用口琴演奏了当年流行的【十五的月亮】【望星空】,那悠扬的琴声回荡在大土炕的上空,飘扬在小山村的角落,美妙的音符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在羡慕之余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口琴,爷爷奶奶也挺支持,打发二叔到县城给我买来了一只上海牌重音口琴,我如获至宝,虽然我不识谱,还是利用课余时间摸索着学会了几首歌,并且在学校的元旦联欢会上潇洒的露了一手。
进入初中,我回到父母身边,小时候我在爷爷奶奶家,有几个姑姑照顾,我是掌上明珠,可如今到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我感觉无比的失落,整天沉默寡言,唯有沉浸在书籍中才稍觉安慰。每逢星期天,便步行30多里山路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如饥似渴的阅览着那儿的文学著作,我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虽然读了许多书,可惜到现在也没实现这个梦想,这是相当遗憾的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哥的婚事提上了我家的议事日程,父母时常唉声叹气的,那时哥在新疆制药厂的工作也没了,加之我和弟弟上学的开支不小,父亲就在农闲时去外地打工,以补贴家用。哥则在落寂了一段时间后也参加了打工的行列。
日子一天天的过着,父母的眉头越来越紧,我手头的零花钱也越来越紧,常常因囊中羞涩而买不起心仪的书,除去正常的学杂费,我再也不好意思向父母要钱了,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无论是学校还是父母都对我寄予厚望,好像我考上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各种夸奖各种期待的压力之下,我感觉是被道德绑架了,慢慢的产生了厌学情绪,尤其是奶奶的去世,成了压垮我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忧郁中,我离开了曾经奋斗十年的学校,虽然老校长和老师还有很多亲友极力劝阻,但我还是在众人的惋惜中踏上了远去的征程。
1989年农历四月初,我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奔赴青海去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