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陈权良的那些事
(上)
文/任宗儒

在宝鸡繁华的经二路大街东段,巍峨的农行大厦门口,站立着一尊形体庞大的铜牛,扭头卷尾,威风凛凛。很多人知道这头牛是根据美国华尔街牛造型制作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制作这头重达十吨的大铜牛的艺人是生于周原,长于周原的陈权良。
说到陈权良,在陕西的文物考古界是大名鼎鼎的,尤其是在青铜器修复和复制方面更是在业内声名震耳。我们姑且称权良为奇人,因为他是陕西文物修复第一人,陕西青铜器复制第一人,也是把文物复制品推向市场,走向商品化的第一人。
事情得从开头说起。
1976年春天,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国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陕西考古队,对周原进行田野考古。同时在周原的召陈村举办了两期“陕西周原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陈权良有幸成为第一期短训班学员,这对这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从此他可以和来自全市范围内的短训班学员一起工作生活学习,接触考古发掘这个新事物;也因为从此他要和天之骄子北大、西大的大学生们相处一起,耳濡目染,学习考古知识。更难得的是他得到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考古方面的专家教授言传身教和学问熏陶,这些便利条件使他很快从纯粹的门外汉成长为内行,成长为考古行业的佼佼者。应该说这是他走出精彩人生的第一步。
考古队的工作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部分。室外工作就是在田间野外进行勘探发掘,夏天头顶烈日,脚踩热土。冬天身披风寒、历经风霜。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工作确实辛苦。室内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负责管理库房,要把野外挖掘出土的陶器、玉器、铜器等文物分门别类逐一登记并按类收藏;还要对有些重要的青铜器的铭文、纹饰拓拓片。绘图也是室内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室内工作要求细致认真、一丝不苟、并耐得住寂寞。室内工作难度最大的是对发掘出的残破陶器、铜器进行修复。文物修复是一项技术要求特别高的工作。正巧,1978年6月,国家文物局委托上海市博物馆举办了一期青铜器修复培训班,全国仅安排12人参加学习培训。勤奋好学,头脑灵活,在周原考古工地影响很好的陈权良有幸得到了这个机遇。他肩负着领导和同事们的重托去上海进修学习了半年。学成期满后回到了周原,回到了考古工地,承担了周原文管所的陶器铜器修复工作。

娴熟的修复技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使一件件破损甚至破碎的陶器、铜器经过他的巧手摆弄后变得完好如初。仅两年时间,陈权良在文物修复方面脱颖而出,名声鹊起。省内多家大的文博单位相继聘请他修复文物或设计修复方案。临潼兵马俑博物馆要修复镇馆之宝“铜车马”,在全省范围内招贤纳士,陈权良人在周原博物馆的仓库里,名声却在省内文物修复界唱响起,兵马俑博物馆相关负责同志慕名而至,请他担任修复技术复杂的作旧工作,权良凭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技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业内好评如潮。
1982年,陕西茂陵博物馆的珍贵文物流金马需要除锈保护,在全省范围内张榜招贤。“流金马”和兵马俑的“铜车马”一样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文物,除锈保护工作要求极高,难度极大。省文物局推荐陈权良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除锈”陈权良很拿手,但“保护”需要重新给器物上面子,要求是既要起到保护作用,又要让观众看不出痕迹。权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茂陵博物馆里的领导同志非常满意,又放心地把馆里本不在修复计划中的另一件重要文物竹节熏炉交给他,让他完成除锈和保护工作,权良同样完成的很出色。

宝鸡市有个竹园沟,是当年陈权良带领几个人搞发掘的地方。这个地方出土了一件很珍贵的文物伯格卣。该物锈迹斑斑,几乎是面目全非,若不除锈保护,就价值平平了。金台观博物馆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陈权良。权良笑嘻嘻接受了任务,经过多天的努力顺利地交了满分卷。
法门寺博物馆有个法门历史文化展厅,当人们一走进这个展厅,就看到一个高达四米的黑黝黝的庞然大物屹立在展台上,这是82年法门寺塔倒塌后从塔顶摔下来的法门塔塔尖。从高达四五十米的塔顶摔下来,肯定是碎片七零八落。这是法门寺标志性的东西,必须修好。法门寺院的方丈澄观和监院静一两人同时想到聘请权良来完成这一工作。权良接到任务后住在寺院,先是根据现状制定了一个修复方案,在征得寺院同意后,他采用铆、焊、补、作旧等手法使原物修复如旧。澄观静一看了修复后的塔尖十分满意,舍不得让权良离开,又让权良修复八重宝函的最外层,权良照样做得让他们连连称赞,这件东西也陈列在法门寺历史文化展厅。越是这样,澄观越舍不得权良走,又让权良修复从塔上取下来的一百多个铜佛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论大件小件,件件让澄观静一满意的直翘拇指。据说权良刚到寺院,寺院安排他和澄观、静一一起吃小灶,并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给他端饭倒茶。权良由于工作出色,让澄观佩服备至,他干脆亲自给权良顿顿端饭,天天倒茶。这里还要值得一提的是权良在寺院修复塔尖、铜佛像时看到院子墙角、垃圾堆旁到处乱扔着石碑残块,捡起一块,仔细察看,他断定这是唐代的东西,于是把这些残破的石碑碎块捡回来,洗干净,然后拼凑起来,再做了加工,复原了几个唐代石碑,现在这些石碑立在历史文化展厅供游客欣赏。
权良修复青铜器的名声越来越大,相邀单位也越来越多。他除了对周原文管所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除锈修复外,还对几百件陶器进行了修复。宝鸡市博物馆聘请权良对馆藏秦公钟、秦公镈等多件珍贵青铜器进行了修复保护。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也专门聘请权良对馆藏珍贵文物多友鼎除锈保护。从此权良成了实至名归的陕西文物修复权威。

奇人陈权良的那些事
(下)

话题又回到1979年。当时国家有关部门要对人民大会堂重新装饰布置。陕西省作为文物大省,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的布置装饰当然要体现文物大省的特点。简单说人民大会堂陕西厅要用青铜器作主题装饰。国家对珍贵文物的管理很严,要想动用真文物去装饰布置陕西厅绝无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复制品了。1979年的春天,陈权良肩负着陕西人民的重托又去上海博物馆学习模具制作技术,准备学成归来复制青铜器。也就是说陈权良是为了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的装饰布置又去上海学习青铜器复制技术。经过半年时间的专业学习,天资聪颖,心灵手巧的陈权良掌握了模具制作技术,回到了陕西。按照省上安排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康士尧先生合作复制青铜器,康教授负责设计,陈权良负责制作模具。通过权良和康教授的刻苦钻研,默契协作和努力工作,一批以扶风庄白一号窖藏为样本的文物复制品复制成功了,拿到省政府验收,省上领导非常满意,当即发文嘉奖他们。当权良把复制品拿到国家文物局审验时,国家文物局专家们交口称赞这批复制品真的可以以假乱真。从此以后陈权良就和文物复制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权良圆满地完成了人民大会堂陕西厅装饰布置所需要的青铜器复制任务后,省政府当即拨出2000元给周原扶风文管所,组建文物复制厂,陈权良任厂长。复制厂建成后先后给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徐州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复制了批量的青铜器教学标本。这既给复制厂做了广告宣传,又给文管所赚回了资金。从这时开始,陈权良让青铜器复制品走向了市场,他成了陕西省青铜器复制品商品化的首创者。陈权良这时用做复制青铜器的材料是以锡、锌、铅为主的低温合金,相对来说熔化制作比较容易。可权良又是一个不满足现状,不断探索创新的人,他想到既然是复制青铜器就应以铜为主要材料。但铜属于高温合金,熔化温度要求高,技术难度大。1979年秋季,权良东走武功、西赴宝鸡,和武功的渭源机械厂、宝鸡石油机械厂合作,成功研发了以铜为原料的青铜器复制品。这既使他钟爱的青铜器复制品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使他的复制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八十年代,青铜器复制品是很抢手的商品,有人购来馈赠亲友,有人购来留作纪念,有人购来从事外协活动。权良心想,既然青铜器复制品需求量这么高,市场这么大,仅凭周原文管所复制厂单打独斗显然是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的。1989年陈权良在西安建起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文物复制厂,招聘了技术工人,扩大了生产规模。从而使复制品不但能够批量生产,而且可以根据买家的不同需求组织生产,这时的陈权良对复制技术的掌握已达到了无论买家的技术要求多高,技术难度多大,他都能使买家很满意的程度。在此同时,他除了办好自己的复制厂外,又在西安扶持建立了四五个较大的复制厂,亲任技术指导,来回奔波,不辞辛苦,力争将复制行业做大做强。他相继给最高人民法院制作了铜鼎,按一比一的比例给国家军事博物馆复制了兵马俑博物馆的铜车马,供世界人参观;给宝鸡市农行制作了重达十吨的华尔街大铜牛;给法门寺院按1:2的比例放大复制了铜浮屠和“晚清三宝”之一的大克鼎。在此后的几年中,陕西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把陈权良制作的青铜器制品作为出访馈赠和外交活动的礼品。陈权良让青铜器复制品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陈权良在青铜器复制方面取得的成绩得到了有关部门重视和认可,其产品多次获得原轻工业部金银铜奖,他本人也被授予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至于他获得的省部级以下的奖励和荣誉就更多了。陈权良,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他脑瓜灵活,人极聪慧,加之爱学习肯钻研,深得领导信任和同事们佩服。在他文物复制工作做的风生水起的时候,周原考古队的考古发掘任务也越来越繁重。每当队上考古发掘人手紧张时,就抽调他去搞野外发掘工作,他总是把任务完成的圆满完美。最能表现他考古发掘水平和圆满完成任务的是他参加宝鸡市区的竹园沟古墓发掘。竹园沟共发掘了20多座墓葬,陈权良就亲手发掘了其中的15座。深得同事们称赞的是从深沟里古墓中发掘出的陶器、铜器等,都是他用麻纱袋装上背负着上坡攀岩步行两三公里走到益门面粉厂旁边的公路上,然后坐公交车到火车站,下车后再背上文物去金台观博物馆交“货”。每每说到这些,权良都表情凝重的说:“那一时期由于长时间背负,肩膀和脊背都磨烂了。汗水一浸,钻心的疼”。工作虽然辛苦但他的心情愉快,因为在这里的发掘中不仅发挥了自己的野外发掘才能,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意志。让同事们更为佩服的是,他亲身背回了那么多的文物,竟没有出现一件差错,哪怕是一枚很小的海贝。
陈权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干什么够能干出成绩。搞田野发掘让同行们啧啧称赞;搞文物修复给周原博物馆,给法门寺博物馆,给省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留下了许多精品;搞文物复制,由他亲手制作的许多复制品至今被作为样品,作为大学科研和教学标本。他最早时负责管理库房,品类繁多的出土文物被他归置得井井有条,深得专家好评。他的拓拓片技术在当时的周原是首屈一指,留下了许多让人们视为珍宝的拓片作品。他的绘图技艺,在当时的周原绝不弱于专门从事绘图的人,周原博物院至今保存着许多由他亲手完成的绘图作品,让后来从事绘图的同事们叹为观止。
1986年陈权良离开了他学习、工作、奋斗了十年的周原文管所,走进都市西安,转行从事了其他事业。这不能不说是周原考古、文物复制事业的一个损失。陈权良在西安奋斗了几年后,又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诺大的西安城,他成了名人,成了一个绝对的成功者。陈权良离开了周原,但他的周原情结还在。这不仅是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更重要的是周原曾经是他洒下汗水的地方,也是为他以后事业成功打下基础的地方。谈笑皆文物,往来全专家,权良现在西安的社交圈子仍然是以文物考古界的专家同事为主,话题当以文物考古、复制修复为多。作为事业成功的他,现在有能力有魅力聚拢起当年的考古人在一起谈周原说考古,回忆当年的周原经历和生活,畅谈周原现在的美好前景。现在陈权良虽举家迁往西安城,但他经常回周原故地重游。回召陈村,既是看望村里的亲人,更是他对曾经流过汗、出过力的周原的眷恋。现在陈权良还在为周原博物馆的建设、发展到处奔走呼告,以尽绵薄之力。前年周原博物馆编制《周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陈权良和馆长张亚炜多次奔走宝鸡、西安,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跑了多少公里的路程,只有他两人说得清。笔者有幸和权良聊过几次,每当说到周原,他总是面露微笑,侃侃而谈,虽然嗓音低沉,但每到动情处,总是眉飞色舞,兴奋异常。说到周原的发展,他能提出独到的见解,新奇的建议,让听者感到振奋,感到激动。他在朋友圈中发的微信内容大都是全国考古重大发现或重点文物介绍,他初心不改,始终如一关注文物考古事业,难得啊!陈权良非常尊敬也非常感激带他走上考古之路的前辈们。他在周原工作多年,认识了许多考古方面的专家教授,也有很多当年和他一块从事考古的同事,现在每见到这些人,权良全然没有成功者或大老板的姿态,而像一个小学生,聆听他们的教诲,表现对他们的尊敬。他说这些人是他在周原认识的,个个是他的老师,人人是他的前辈,理当尊敬他们。笔者多次见到陈权良和当年周原文管所的领导刘连山老师在一起时总是搀扶着他,躬身屈背和刘老师说话。陈权良自己把这叫割舍不掉的周原情结。陈权良同志在周原工作了十年。十年间,他经历了当年创业的艰苦,亲历了周原考古的沧桑变迁,目睹了周原博物馆的发展变化。现在他来一次周原博物馆,感慨一次,激情荡漾一次。现在我们见到了陈权良,看到的是一个花白头发,佝偻着身子,穿着朴素,土得掉渣的农村老大爷,实际上他是一个身价不菲、身怀绝技的工艺美术大师,流失的岁月侵蚀了权良年轻时的朝气蓬勃,激情满怀,使他变成了如今的稳健持重、老成厚道。相信全良会继续关心周原,为周原的建设出谋划策,发挥余热。

作者简介:

任宗儒,扶风法门人,在扶风、宝鸡从教四十余年,高级教师,宝鸡文理学院兼职副教授,有多篇教育论文发表,鲜有文学作品见报见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