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林，字玄鲲，号文忠轩主，当代著名书法家。

2005年，应澳门林则徐纪念馆馆长之邀，参加纪念先祖林则则巡阅澳门166周年活动，受邀书写先祖林公则徐诗句海纳百川书法作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桦上台亲接，同时亲颁郑林（文忠轩主郑玄鲲）澳门林则徐纪念馆荣誉顾问。

2008年5月，应邀参加河南卫辉比干公诞辰3100周牟全球纪念大会，受邀书写长二米六比干庙财神殷楹柱联，己挂出。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之邀，书写先祖林公则徐座右铭整八句，被该院收葳。

2008年，郑林（文忠轩主郑玄鲲）应邀参加韩国半岛和平大会活动，受邀书赠韩国利川市市长书法作品；做为国际间的文化传承与交流。广东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收藏郑林（文忠轩主郑玄鲲）书写先祖林公则徐《十无益》和《回疆竹枝词》30首书法作品，颁其收葳证书。

2012年，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之邀，为笫六届泰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笫六届换届大会，题写书法作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行。郑林（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作品多次应邀参展，获得国际奖项，被海内外知名企业，及友人认可赏识并收藏，融入市场受到好评。

2014年，书写先祖林公则徐回疆竹枝词30首书法作品约13米，参加全国民族大团结名人名家书画展，在国家博物馆一层大厅展出，展后作品被新疆伊犁市政府收葳，颁发证书；之后由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郑林（文忠轩主郑玄鲲）隶书《林则徐回疆竹枝词》30首，全球发行。

2018年，郑林（文忠轩主郑玄鲲）参加巴拿马世界万国博览会，书法作品获得世界华人书法艺术产业功就奖，获得证书。

2018年，由美国集邮集团，出版世界邮票上的中国艺术名家郑林（文忠轩主郑玄鲲）国礼世界珍邮书法邮册专辑，其中一幅书法作品(观云)被定为世界珍邮国礼首发纪念封，全球发行。

2019年受邀参加首届非洲华侨华人论坛，书法作品赠送非洲博茨瓦纳和统会。

2021年，党的百年诞辰和香港、澳门回归百年之际，复兴文化典范，由香港邮册集团，澳门集邮网联合出版，中国艺术名家郑林（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邮册，全球首发。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的“父子”观，是孔子“伦理”观的基本思想内容之一。在孔子看来，父子关系乃是十大“人义”之首，是家庭与社会伦理的基础与保障；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所谓孔子的“父子”观，在这里只是一个简称，其实际内容指的是，孔子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问题的总体性思想认识。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孔子的“父子”观，首先应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父子关系的基本特性及其重要意义

在孔子看来，父子关系的基本特性，主要体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其无可选择性。具体而言，就是相对于子女而言，何时何地以及出生在怎样的家庭，自己完全无可选择。在其出生之前，这一切都已确定而无可更改。子女对此只能正面接受而无可回避。这也就是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

其二是其生命的一体性。具体而言，就是父子具有生命上的同根同源性；子女乃是父母生命的演化与延续；父子代代相传，从而共同构成了绵延不绝的同一生命链条。这也就是说，子女与父母，其实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归根结底，两者乃是同一生命体的演化与发展。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特别强调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其三是其亲情的先天性。具体而言，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密情感，乃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秉赋，弗思而得，弗学而能。这也就是《孝经•圣治章第九》所谓，“父子之道，天性也。”

以上三方面的基本特性，使父子关系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具有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孔子看来，父子关系的无可选择性及其生命的一体性，乃是增进家人之间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的现实生活基础；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先天性血缘亲情，则是紧密联系家人的情感纽带。基于此孔子认为，只要妥善处理好父子关系，就能构建起安定而有秩序的家庭生活环境，营造出友爱而和睦的生活氛围，从而使家人普遍实现其人生之仁。这也就是《礼记》所谓——

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郊特牲》）

妥善处理好父子关系问题，不仅能保障家庭生活的和谐而有序，从而使家人普遍归于仁道；而且如果将其扩展开来，相对于实现社会之仁而言，同样能发挥其重大作用。特别是对于君主等在高位者来说，其情况就更是如此。这也就是《大学》第九章所载，“一家仁，一国兴仁。”

其次，孔子又认为，子女与父母间的血缘亲情，乃是人类一切美好情感与高贵品质的原始胚基。在此基础上，只要不懈地努力学习与培养，人人都能逐渐养成慈爱、孝悌、忠信、敬让等高贵品质，从而最终实现自我人生的理想人格化。这也就是说，妥善处理好父子关系，乃是人生健全发展的起步处。

以博爱之心的养成为例。在孔子看来，“爱人”乃是君子人格所必备的基本品质之一；而“泛爱众”（《学而》）的博爱之心，则是爱敬父母与家人的孝悌之心的进一步扩展。孔子的“孝道”观认为，爱敬父母的行孝之心，源自于父母的“三年之爱”（《阳货》），亦即父母基于先天性的血缘亲情，施之于子女的真诚而无私的抚育与关爱。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只要从养护好与父母的先天性血缘亲情做起，再加以后天的学习与培养，就能普遍养成人们的博爱情怀。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孝经•圣治章》强调曰，“（圣人）因亲以教爱。”

二、父母应如何对待子女

在孔子看来，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首要职责，是以真挚的爱心养育子女，从而使其健康成长，长大成人。这也就是《韩诗外传》第七卷所载，“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父母对子女的根本职责则是，教导并培养子女从小即归于仁道。此即《论语•学而》所载孔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其意是说，父母教导与培养未成年子女的根本职责，是首先使其养成孝悌、恭谨、忠信、博爱等君子人格所必备的基本品性与德行，以及确立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述而》）的人生追求。如果行有余力，则可用以学习文化知识等。

基于对夫妻职责的基本定位，孔子认为，对未成年特别是幼年子女的教育与抚养，主要应是妻子的职责；丈夫只是在少数个别情况下，才对子女施以简明教诲，一般情况下，则应与子女适当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就是所谓“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所谓“君子之远其子也”，不仅具体表现为“君子抱孙不抱子”等（《礼记•曲礼上》），其中还包括了“父子不责善”。孔子认为，父子间不宜相互争辩与责难，否则将难免会伤害到父子间的血缘亲情，并进而伤及家庭的安定与和谐。这也就是孟子所谓——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

为父者对子女的教诲，主要是通过隆重的礼仪形式来进行。例如《礼记•祭统》所载——

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

其意是说，祭祀的礼仪规定，祭祀已故的父亲时，由孙子充当“尸”，亦即扮成已故祖父的神灵而代为享受祭礼。父亲作为主祭人，面向北而事奉尸。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此向装扮为“尸”的子辈，以及所有参加祭祀活动的子辈，进行孝道教育与培养，从而使其明白，子女应如何以其爱敬之心侍奉父母及其道理。

又例如据《仪礼•冠礼》所载，当儿子年满二十岁时，为父者要在祖庙为其举行加冠礼。其仪式规定，儿子面朝南坐于主位，以接受加冠与命“字”（表示敬意的别名）。然后是母亲与兄弟姐妹以及来宾，依次为其献酒致贺。如此庄重举行冠礼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加冠者清醒认识到，至此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即将接替父辈而承担起家庭重任；从今以后，就必须时时处处按成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了。具体而言，这也就是《礼记•冠义》所谓——

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

在孔子看来，随其年龄的逐渐增长，父母对于子女的独立人格及其尊严，理应越来越多地予以重视。例如《韩诗外传》卷七所载——

冠子不言（詈之讹），发子不笞。听其微谏，无令忧之。

其意就是在具体强调，儿子已经行过加冠礼后，就不应再对其严厉训斥了；儿子年满十五岁后，就不应再责打了。对于子女的委婉劝谏，父母则理应认真听取，不可使子女为父母的过失而担忧。

三、子女应如何对待父母

在孔子看来，子女应如何对待父母的问题，基本也就是子女向父母敬行孝道的问题。这又具体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在其长大成人之前，子女理应遵照父母的教诲与引导，努力养成孝悌、忠信、博爱、敬让等基本品性与德行，并基本确立起归于仁道的人生终极追求。其二是在其长大成人之后，子女理应基于对父母的感念与爱敬之心，始终敬养父母而不辍，死而后已。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曾子对此所做的具体表述则是——

“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礼记•内则》）

关于子女应如何敬养父母的问题，在孔子的“孝道”观一节中，已经做过具体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以下仅就子女对父母的所谓孝顺问题，再做一重点介绍。

一般而言，孔子所谓的行孝，基本也可看成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亦即上引曾子所谓的“乐其心，不违其志”。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孔子所谓的孝道，归根结底，从属于孔子的仁道；因而子女对父母的所谓孝顺，并非是无原则的绝对顺从。恰恰相反，如果由于子女一味的无原则顺从，从而导致陷父母于不义的结果，这反倒是从根本上背离了孔子所谓的孝道。

曾子耘瓜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据《孔子家语•六本》载，曾子与父亲一同耘地而误断瓜秧，竟被父亲一棍子打昏。苏醒后曾子故作无事状，还安慰父亲，让父亲不用为其担心。曾子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在孝顺父母。然而曾子为此却受到了老师孔子的严厉批评：一旦失手将你打死，这岂不是“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对于父母的不当或错误做法，子女理应加以劝谏，而不应只是一味地顺从。孔子同时又强调，子女对于父母的劝谏，当然不应是对父母的顶撞与冒犯。这是因为，对父母的爱敬与感念根植于心使之然。这也就是《礼记•祭义》所载——

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孔子关于子女应如何劝谏父母的具体表述，是《论语•里仁》所载孔子曰——

“事父母几（音基）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其意是说，对于父母的不当或错误作为，子女理应和颜悦色地委婉相劝。即使劝谏不被采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依然如故，而不会拂逆父母之意；虽然为此而忧劳，但是绝不会因此而心生怨恨。

这方面的又一事例是，《礼记•曲礼下》所载——

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其意是说，对于父母的错误作为，子女理应再三劝谏，从而晓之以理，亦即曾子所谓的“谕父母于道”（《祭义》）。如果反复劝谏仍然不被采纳，则应随之以哭泣哀求而动之以情。至于其最终结果如何，父母是否能够听取劝谏而改正错误，从而避免陷于不义，归根结底，这也就只能靠父母自己的觉悟了。也就是基于这一原因，所以孔子再三强调，作为父母而认真听取子女劝谏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孝经》所载孔子曰——

“父有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谏诤章》）

“父有争子，不陷无礼。”（《三恕章》）

四、关于“父子相为隐”的补述

《论语•子路》载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近代以来，由于把此章中“隐”字的含意，通常理解成了隐瞒、隐藏、乃至于包庇等，因而对孔子产生了诸多非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却是对孔子的一种误读。为了正确认识孔子的“父子”观，有必要对此做一简要澄清。

孔子这里所谓之隐的真实涵义究竟是什么？林桂榛博士从文字学与训诂学出发，对此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并且得出了允当的结论。林博士认为，“隐”在这里作为动词，表述的是一种消极性不作为，其对应面是此章中的“证”，亦即主动告发指证。进一步具体而言，“隐”就是隐而不言或曰隐默；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季氏》），亦即当言而不言，知情却不说。借用现代法律术语来表述，“隐”“就是跟‘沉默权’相联系的‘沉默’或曰‘隐默’。”孔子这里所谓的隐中，并没有隐匿、窝藏与包庇等积极作为的含意。

清楚了孔子所谓之隐的真实涵义，接下来再进而探究，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原因及其意义。

在孔子看来，人生固然理应始终坚持诚信以立身，正直以行事；但是从其具体实践来说，这却必须在符合于仁道的大前提下，依据当下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或曰“中庸”以行之，而绝不可唯“直”而行。例如，处理家庭与家族内部事物的基本准则，相对就应更重视血缘亲情；而处理社会问题的基本准则，相对则应更强调公平与正义。这也就是《礼记•丧服四制》所载——

门内之治恩揜（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

置身于“其父攘羊”的特定时境中，其子如果主动告发并指证，这固然符合于社会公平与正义，但是却必然会严重伤害父子亲情而于心不忍；如果对此而主动隐瞒乃至包庇，这虽然顺乎血缘亲情，但是却必然会伤害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于理不安。面对家庭与社会伦理的尖锐冲突，孔子主张消极而不作为的隐默，这既照顾到了血缘亲情，同时也兼顾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因而堪称是当下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攘羊之父以及其家人，还是丢羊者以及其他社会成员，于情于理，对此都理应予以谅解并接受，而不能再有更高的苛求。

孔子之所以主张“父子相为隐”，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孔子看来，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亲情，既是人类一切美好情感与高尚品质的总源头，又是维系家庭安定与和睦的情感纽带。血缘亲情一旦遭受严重伤害，这势必会导致家人的人格残缺，以及家庭关系的破裂。孔子进而又认为，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展，家与国同构而共体，两者息息相通。因而家庭中的血缘亲情一旦遭受严重伤害，这势必会进而伤及社会的根基，导致社会伦理秩序与核心价值观的紊乱，甚至使社会面临解构的危机。基于此孔子特别强调，对于血缘亲情，必须始终倍加珍惜并悉心养护。这也就是《礼记•檀弓下》所载孔子曰——

“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综观上述可见，孔子主张“父子相为隐”，这固然反映了孔子对父子亲情的高度重视；但这却并非只是在维护血缘亲情，其实也是在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安定，乃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孔子的这一主张，正鲜明体现出了孔子的人生智慧与理性精神。

孔子关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主张，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例如“亲属‘相为隐’不问罪，实是中国古代通行的法律准则（特别犯罪除外），从唐律到清律都明立此条，民国法律亦延续该原则”。这一容许亲属“相为隐”的传统法律准则，显然就是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发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