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即将到来，如何撰写入学考试中的评论文章，便成为许多考生心结。现将李宗刚在十几年前撰写的一篇如何撰写评论文章以及作者根据这一体会撰写的评论文章一并分享给诸多考生。
如何撰写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中的评论文章
李宗刚
近几年来，评论写作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评论写作已经成为许多高校考察考生能力的重要手段。实际情况也往往是这样，当考生面对着没有边际的评论写作时，经常显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往往没有什么话语可以表达，只能犹如挤牙膏般地拼凑出一千多字来，算是交了“公差”，至于这成绩如何，也就只能“碰运气”了，说到底这就是我们对评论写作的内在规律缺少把握。
首先，在写作之前，应该确立好自我的文化立场。戴锦华曾经这样说过：“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当你谈阶级、性别、种族的时候你必然要选择你的立场：谈阶级你站在哪个阶级一边，谈性别你有怎样的性别观念，谈种族则是你自己的种族身份。因此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命题之一是Identity，即身份、认同问题。要讨论现代社会的问题，首先必须申明你身份：你是谁？你为什么、站在哪里说这些话？”[1]这话说得非常好，起码它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不管你要写什么文章，首先应该确立好自己的文化立场，这是我们审视问题的一个端点。我们只有先把这个端点确定下来，才能根据这一视角来审视所要评论的对象。当我们用自己确定好了的端点来观照对象时，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和理性上的反应——和我们的文化立场相吻合时，就会使我们产生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和我们的文化立场相背离时，就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否定的价值判断。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由自己的文化立场所赖以存在的理由，就可以展开对评论对象的阐释——如此说来，评论写作的核心点，与其说是注重对象自身的特点，倒不如说是从自我既定的文化认同投射到对象中去。所以，古人所说的“以不变应万变”应该是其很好的注脚。这里的不变，就是不管评论对象有什么变化，我的文化立场是已经确定好了的，是不会随着评论对象的改变而轻易地改变的。
例如，假设要求写一篇关于司玉笙的《高等教育》[2]的评论文章，实际上，我们在接触这一文本之前是带着自己已经成型的思想来进行解读的。自然，与这成型的思想相吻合的是我们已经形成了的文化立场。由于我们思想和文化立场的不同，对作品中的人物“强”的评价和认同上就有很大的差异性。如果我们有“强”一样的人生经历，甚至我们就是“强”这样的人，我们自然会对“强”的所作所为产生强烈的共鸣，进而为司玉笙写出了这样的作品，感到无比激动，认为这写出了什么是真正的“高等教育”——这时，我们的解读就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文化立场，对“强”的认同也就意味着对那些和“强”为难的“大学生”的排斥，自然还包括对“强”的本家哥所体载的文化的排斥。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强”的文化立场上——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司玉笙的文化立场，而是站在“大学生”的立场上，就会对司玉笙的文化立场产生一种抵触的情绪，认为作者在其所虚构的文本世界里，为了凸显“强”的文化品格，压抑了“大学生”的文化品格，这是难以被接受的。这样的话，就会对司玉笙所虚构的乌托邦式文本世界进行批判。所有这些立论，我认为没有什么绝对的“谬误”和“真理”之分（这尽管可能被一些人怀疑有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谬误”和“真理”并没有一道截然分明的分水岭。有些时候，对象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是与非来认识事物，而应该从方方面面来认识事物，在其存在的不合理中寻找合理性的一面，在其存在的合理中寻找其不合理性的一面。从而使我们的立论尽可能地切近事物的本真——尽管在这切近的过程中，我们也无法遮蔽或抹杀我们既定的文化立场。
其次，在写评论文章的过程中，要注重从一点出发，进入我们所设定的文化价值尺度中，切忌面面俱到。在评论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受自己业已形成的写作习惯和教科书的影响，在对作品的分析中，往往面面俱到，从人物形象到作品的构思，从作品的主题到艺术特色，这样写来，就使自己的核心观点被淹没在了泛泛而论的空话和套话中，缺少了一针见血的痛快淋漓——这样的文章，写了和没有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从文化建设的视角来看，它并没有给人带来应有的文化启迪，没有把常人没有发掘出来的文化底蕴发掘展示给我们。读这样的文章，自然也就无法使人兴奋和激动。
从一篇千字文的容量来看，它实际上也只能容纳一个核心问题，容纳对这一个核心问题的某一侧面的阐释，一个核心问题就可以使我们的思维有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如果是搞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话，那就只剩下了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解答了。尽管我们也常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但这重要并不代表着可以取代我们对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况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要想提出一个令人称赞不已的问题，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受制于自我既有的文化立场的制约，很难超越现实的局限，提出关乎文学创作或者文学发展历史的关键问题。
既然我们不能很好地提出一些关乎大局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从自我的文化立场出发，提出一个与我们的文化立场相关联的问题，进而纳入我们的思维体系中，对之做出富有条理性的解读——这样的话，就需要在解答的过程中关注一般人会从哪些方面来展开分析论述，一般人会提出什么样的观点，然后，再专注于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和解答的思路上来，争取做到与众不同，自圆其说。
所谓与众不同，就是说我们在分析阐释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做到观点上新颖。和他人的立论有所不同，能够从评论对象中发掘出新的思想底蕴，这是我们获得老师青睐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的思维也陷入他人的思维窠臼中，就失却了自我的独特性，就无法显示出我们所具有的独立创造能力，就很难获得阅卷者的认可。因为，在他们看来，创造能力是一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素养，如果没有这一素养，而只是按照别人的现成结论来写作，这本身就是平庸的表现。所以，能够考虑到一般人的思维路径是什么，一般人的解答是什么，然后再定夺自己的思维路径和解答方案，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谓自圆其说，就是说我们在分析阐释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做到前后观点的一致，做到材料和观点的吻合，做到文章本身没有相互抵牾的方面，这就是自圆其说。事实上，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大，如此复杂，我们很难说谁就握有真理，我们应该相信自己，要从自我的文化立场出发，像胡适所说的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使自己这“一家之言”能够站得住脚——其实，如果我们坚持了这种文化立场，我们说不定还真能创建出文学创作上的“一家之言”，从而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他人看重我们的创新能力，也就可以理解了。例如，当他人人云亦云地把司玉笙的小小说《高等教育》看作经典时，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出发，对其进行质疑并进而指出，司玉笙是从他认同的传统文化立场上来对抗或压抑现代文化，把“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文化品格归结到了他母亲对其进行的“最好的教育”上，这就有意无意地否认了现代教育在中国文化中的制导性作用；像“强”这样的人，要想在当下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真正地实现自我蜕变，打造事业上的成功，离开了对“高等教育”所体载的现代文化的认同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强”“可以拒绝‘高等教育’，但不可以拒绝‘高等教育’所蕴含的现代文化精神”。
当然，我们也不认为只有从这样的立意出发，才会符合命题者的原主旨，甚至很可能是完全背离了命题者的初衷。也许，命题者肯定的恰恰是“强”的母亲那种传统的美德在当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独特价值，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离不开对民族优秀遗产的继承。其实，这也无妨，最关键的是，只要自圆其说即可，而没有必要刻意地去揣测命题者的本意到底在哪里。假设我们在自圆其说的过程中，能够从我们的文化立场出发，翻转出新意来，说不定会得到命题者和阅卷者的赞赏，认为我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是可以雕琢的“不朽之木”。况且，在人文科学中，对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本身就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
再次，在评论写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做到“知人论世”。知人论世是一条重要的评论原则，我们要尽可能地贯穿于写作中。这主要表现为对写作材料的出处要有比较准确的把握，能够知道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的基本情况。假如命题者要求我们写一篇有关《冯前》[3]这篇小说的评论，并且在题干中也没有告知我们这是谁写的，只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有那么一小段类似《聊斋志异》中的作者评点。作者自称为“芸斋主人”，那么，谁是芸斋主人呢，这就需要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注意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没有阅读过这些小说，就很难知晓芸斋主人是何许人也，假设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放弃“知人论世”这一评论原则，代之以对作者评论的含糊其辞。当然，这样可能带来的结果是显露了我们阅读面的狭窄，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处境，但总比出现“硬伤”要好得多。
如果在我们不了解小说作者是何许人也的情况下，立论最好避开与作者有关联的方面，就纯文本展开评论。在对纯文本展开评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就小说的任何一个方面展开评论——可以论冯前、也可以论“我”，又可以论这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独特叙述风格，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指出其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总之，我们可以把思维集中在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就冯前而论，可以发现，像冯前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单纯的个人现象，而是在诸多社会关系下形成的“人”，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底蕴。从其性格的形成来看，冯前这样的人之所以会出现，之所以会认同“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的法则，自有其社会的原因。在只有把别人“按下去”才能确保自己“浮上来”的社会法则面前，你不去“按”别人，就等于抵制和对抗“运动”，就等于“自绝于”党和人民。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冯前的悲剧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悲剧，冯前在那样的社会中，他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然而，冯前的悲剧性命运更令人触目惊心之处还在于，他身处悲剧之中，缺少了对悲剧的深刻反省，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悲剧中所应该承担的那份历史责任，正是冯前对“大家像掉在水里”这种比附的认同，才会使他感到了“我按你一下”的合理性，从而使“冯前们”缺少了对“我按你一下”的负疚和自责，缺少了对人性恶的深刻反省——而没有这一点，一旦我们所有的人被重新置于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就自然会旧病复发，使这样的历史悲剧的再度发生具有了现实的土壤。
当然，对于冯前的悲剧阐释，还可以从“芸斋主人”的评点中获得立论的支撑点，在“芸斋主人”的点评中他这样认为：“以后不搞运动了，这人有才干，还是可用的。如果不是年龄限制，还是可以飞黄腾达的。”这说明冯前这样的人所赖以生存的土壤远没有被清理，冯前这样的文化性格还具有复活的现实条件，这样的立论，无疑是更为深刻的。他实际上提出了如何改造文化的命题，这就使立论和五四以来的“国民性”命题衔接了起来。国民的劣根性之一就是缺少自我的深刻反省，总是在给自己的种种行为制造一些冠冕堂皇的逃路来，使自己在自己所制造的幻觉中获得自我心灵上的平衡和安慰，这就在根本上堵塞了通向文化自新的可能——没有主体对自我的深刻反省，没有对自我的扬弃，要想完成自我的新生是几乎不可能的。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在大家掉进水里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冯前”们那样“我按你一下”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按过别人的”。然而，“冯前”们却采用“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这样一个半斤对八两的做法相互抵消——这恰恰是悲剧的深刻之处，当我们自己沉浸于自我所制造的“半斤对八两”平衡中时，哪还会产生什么自我深刻的反省，还会产生什么自我良知上的不安呢？这样的自我逃路怎么会通向自我文化性格的新生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反思这种悲剧产生的现实土壤，这就是到底谁应该为这样的悲剧负责。这样说来，我认为以“我”为代表的人，也应该负起历史那份责任来——这样一来，可能就会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效果。说到底，那些灾难的受害者，的确应该声讨和批判“冯前”们的文化性格，而“我”们的文化性格，又何尝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文化性格呢？或者说，这样的灾难之所以会畅通无阻，恰恰是由两种类型人的存在，那就是“冯前”们和“我”们。前者如果说是吃羊的“狼”，那么后者就是被狼吃的“羊”。诚然，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但是，仅仅自慰于“没有按过别人”还是不够的。那就是“没有按过别人”与制止灾难是两回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很多文人面对灾难时所信奉的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没有达到“达”也好、“穷”也好，都要“善天下”。其实，在最“穷”这样的艰难困苦现实中，正是呼唤知识分子“善天下”的时候，然而，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节，却挂起了免战牌，心安理得于自我的“独善其身”，这恰恰是灾难盛行的重要原因。“文革”过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反思那场民族浩劫时，曾经这样说过：“对于那个时候党所犯的错误，父亲也有一份责任，比如说‘文革’，虽然父亲一开始就靠了边，很快又被打倒，对‘文革’的损失，似无什么责任。但作为国家主席，他没有能够制止住这场动乱，可以说是他最大的错误，权和责是应当统一的，既然党和人民给了你那么大的权力，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不管本人意愿如何，动机是什么、有无能力，个人牺牲大小，作为儿子，对于父亲的惨死，我当然难过之极。但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置身于历史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待历史事实，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代替正确的估价和理性的判断。”[4]显然，刘源的反省是深刻的。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自责，也不应该无限上纲，把历史的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这样的话，就可能使立论趋于偏颇。毕竟，在那样的历史情景下，“我”们在无法阻止灾难的时候，“独善其身”是历史提供给他们可以选择的唯一选项。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冯前》这篇小说是著名作家孙犁的创作。孙犁以“芸斋主人”的身份，对自己写的这一组小说都做了评点，并且这组小说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如果在评论写作的时候，把这一点写进去，自然也可以显示我们的“与众不同”。
总的来说，评论文章的写作既没有一定的“法”可以追寻，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完全可以依赖，使我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要在不断地写作实践中，揣摩这类评论的内在写作规律，并注重思维上的逻辑性和发展性。不能在获得一个基本的“看法”之后就当作固定的论点，单纯地找那些能够吻合其特点的事例来做“形式逻辑”上的证明，使所谓的分析论证变成了走过场。要同时兼顾到那些与自己论点相左、但与论点相关的材料，从而确保我们的逻辑思维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既有对自我文化立场的坚守，也有分析思考的着力点，还有对具体评论对象的更为深广底蕴的发掘，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优秀评论文章的诞生。
——本文原刊于《写作》2009年第2期
附录：
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虚构的乌托邦世界
——评司玉笙的小小说《高等教育》
李宗刚
司玉笙在其小小说《高等教育》[1]中，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虚构了一个带有乌托邦想象的文本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小小说，却获得了诸多好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司玉笙，1956年生，河南省夏邑县人，河南省商丘市商丘日报社理论部主任。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各类文艺作品400余篇（部），获全国性大奖4次。1983年发表的微型小说《书法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读者文摘》《小说日报》 等上百家报刊转载，译介至日本、南洋等国家，并被改编成电视短剧，收入教材之中。他主要在短篇小说上有所建树，凭借着以小见大的精巧构思，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老师三题》《高等教育》被各大报刊转载并获奖，这使司玉笙在当代小小说创作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其小小说创作也备受社会瞩目。他的小小说《高等教育》甚至被一些高校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评论写作对象[2]。本文拟对司玉笙的小小说《高等教育》中所宣示的文化观念作一辨析，以澄清某些学人对司玉笙文学创作认识的误解。
在《高等教育》这篇小小说中，司玉笙借助老板的话，点出了作品的主旨：“你受过人生最好的教育”——“强”所受的教育是从他父母要他“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做起的。在其母亲的教育理念中，追求的是“你能做好你自个儿的事就中”，这自然也就是“强”“为什么能做这么好”的重要缘由了。
在《高等教育》这篇小小说中，“强”作为一个高考落榜的学生，被迫走进了打工者的行列。在从打工者到经理这一神话般转变的文学叙事中，“强”不是因现代教育才获得了现代文化品格，而是因其母亲的教育才获得了现代文化品格——在对母亲教育理念的承继中，“强”因雨天所做小事，获得了老板的青睐；因哲理般的话语而为那批尽管同龄但看起来显得很幼稚的“大学生”所服膺；因把晚餐中剩下的“两个小笼包子”打包带走而获得了外商的认可和订单。“强”的所有这些“成功”，都根源于其母亲“最好的教育”。
然而，在司玉笙的文学叙事所想象的世界里，当我们被他强化的“最好的教育”所迷惑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他的文学叙事所隐喻的是这样一种理念：作为现代文化教育载体的高等教育，抵不上“强”的母亲在自然文化状态下实施的传统教育。当然，“强”的母亲要求“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其不妥之处在于，司玉笙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过分地夸大了传统文化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主导性作用，遮蔽并压抑了现代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作者为了达到这一设定的叙事目的，在文本中专门把“强”因此而培养的豁达精神和那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所具有的褊狭心理相比照。这比照的结果就是这些“大学生”在大学里所受的“高等教育”还不如强的母亲在无师自通的传统文化熏染下所形成的文化理念“高等”，这也是老板把“强”在其母亲那里所受的教育看作是“人生最好的教育”的重要根据，如此一来，这样的教育就超越了“高等教育”而具有“高等”的教育特质。
随着社会为个人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强”这样的“新人”并不是没有涌现的可能；问题是在“强”们涌现的过程中，他们在坚守自我既有文化所赋予的非理性自觉状态下的文化立场的同时，更要从理性认同的现代文化以及现代文化立场出发，才可能完成“新我”的铸造。如果没有后者，他们所有的行为将缺少现代文化的制导，就可能在传统文化中迷失自我——毕竟，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如果不和现代文化进行有机的嫁接，实现文化上的蜕变是几乎不可能的；当然，如果仅仅认同并皈依现代文化，而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潜在规范，就会在认同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因为失却自我的文化传统而难以找寻到其嫁接的现实可能性。然而，这样的关系，在作者那里却没有获得充分的阐释——他认同的是现代文化制导缺席的情形下传统文化依然具有非凡的魅力。
无可讳认，在“强”所受到的教育中，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是，他要完成对现代性的认同，仅仅依赖从他母亲那里所承继下来的传统教育还是不够的，他还得依赖现代教育。其实，现代教育在“强”那里并不是缺席的——他受到的初等教育（高中毕业）就具有现代教育的特质，这也是“强”区别于他的本家哥的主要方面。然而，从传统文化立场出发，司玉笙为了达到抗拒“高等教育”这预设的叙事目的，有意识地断裂了“强”的本家哥与传统文化的关联，这固然达到了强化“强”的母亲的“高等教育”有过人之处的目的，同时也暗示了“强”的本家哥之所以具有自私和狭隘的性格特征，是他的母亲的“低等教育”的结果。
当然，我们可以把“强”的本家哥所受到的“低等教育”和“强”所受到的“高等教育”看作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两个极点的教育方式。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既培养了像岳飞这样具有民族气节、在忠君的同时还把报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英雄；也培养了像秦桧这样仅仅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置天下社稷统一于不顾的奸佞小人。不管怎样，从其本质上说，这种两极对立在其所隶属的文化范畴上是一体的，只不过他们从不同的道路完成了对这一文化的皈依而已：在岳飞那里，他不管怎样地富有气节，都无法摆脱其忠君思想的钳制；在秦桧那里，他不管怎样地陷害忠良，同样是基于其忠君思想的限定，如果说这二者存有差异的话，只不过他们忠君的方式和策略有所不同罢了。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强”从母亲那里所接受的最好的教育，与其本家哥所接受的最差的教育，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这种情形，当我们把其置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一基点上，就会更加清晰地感知二者的一致性。
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我们固然无法抛弃既有文化传统，这和我们无法拒绝西方现代文化一样。但是，在司玉笙的文学叙事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前者，而后者则被遮蔽了，尤其是他为了突出“强”的母亲的“最好的教育”，专门把几个大学生的不足与“强”所具有的优秀品格加以比照。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说司玉笙把几个大学生所具有的狭隘文化品格当作所有大学生的缩影，大学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问题是，这样的局限性绝非“高等教育”本身的过错。单单把文凭看作是高等教育具有霸权特点也是不合理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拒绝这样的一种霸权意识。毕竟，这样的霸权意识与现代所具有的平民意识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在司玉笙的文学叙事中，他所显现出来的思想与其说是对高等教育霸权意识的批判，不如说是对高等教育的抑制，以及对“强”的母亲的传统教育的张扬。其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形成对“高等教育”的压抑，这是一种新的霸权意识的体现。如“公司进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业务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当这些有文凭的年轻人知道了“强”的底细之后，他们对“强”没有理性的认知，而是凭借着其拥有文凭就产生了“怎能窝在他手下”的愤懑之情。在了解了这一情景之后，“强”不仅没有失却理性，反而用其非常高超的理性思辨，超越了传统文化对其狭隘意识的赋予这一局限，指出了问题的核心点“并不在这顶帽上”，而大学生只能在这样高超理论的反击下，显得“面面相觑”。其实，如果事情真是如此的话，我想，这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出在“高等教育”上，而恰恰在于“高等教育”未能有效地完成其应负有的使命。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所具有的现代文化品格在和这些大学生结合的过程中，由于他们自己因袭的传统文化过于厚重，致使“高等教育”无法穿透这坚硬的外壳，才使他们传统的“等级”意识遮蔽了其现代文化精神。
如果认真地审视“高等教育”，我们就可以发现，“高等教育”在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文化巨人和科技巨子，无一例外的是在“高等教育”或与高等教育相吻合的现代教育的熏染下完成了新我的铸造。离开了这一基本事实，我们过分地夸大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期望用“强”的母亲那种“最好的教育”来完成现代文化的创造，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已。
然而，恰恰是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共鸣，被一些人认为“强”的母亲的教育是值得肯定的“高等教育”。黄克庭在点评中就这样认为：“‘强’的成功之路，实在是一条大众化的平民成功之路。‘强’的母亲的教子法，无疑是‘高等教育’。”[3]这一认识，说明了和司玉笙一样，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对抗“高等教育”，并不是个别的人，唯此，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就不仅是针对司玉笙个人，而是针对在中国文化进行着现代转型的当下的那些继续固守传统文化立场的人。
其实，不管我们怎样认同“强”的母亲的教子法是“高等教育”,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真正的高等教育，并不是在传统文化母体中，而是在现代文化的温床上，才完成了对“高等教育”的认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得以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尽管依然发挥着潜在的导引作用，但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会过程，也就是传统文化远离其本我向新我蜕变的进程。
“强”要想真正地实现新我的铸造，可以拒绝“高等教育”，但不可以拒绝“高等教育”所蕴含的现代文化精神。
——本文原刊于《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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