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四部  推荐为中共领导人

第七十八章 抗日理论 

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下，发挥自己能动性，在管理军事方面有卓越能力，在理论宣传也有自己独特见解，在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代理宣传部长，在战争岁月洗礼中认识到，革命靠笔杆子和枪杆子的道理，用笔杆子理论文学思想教育人民，武装自己，树立起必胜信心和力量，向往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在有心怀大志中刚起枪杆子，向目标奋斗终生。思进者事竟成。 毛泽东延安写了158篇文章，有92篇写于延安的土窑洞里，占总数的58%还多。其中，在凤凰山麓，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在杨家岭写成的著作有《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在枣园写成的有《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关于重庆谈判》等；在王家坪期间写成的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等。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撰写出的大量著作中不难看出，确确实实是陕北的山沟里孕育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延安土窑洞里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毛主席初到延安时，住在凤凰山麓的李家窑院。这是一孔石崖上凿成的方形窑洞。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那里写成的。1937年7、8月间，他亲自给抗大学员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具体，观点明确。为了使学员能够听明白，常常列举出许多浅显的例子来说明。如讲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五十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三四十年了。人家总愿意到那里去吃，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什么这样受人欢迎呢？他开始也是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大家提意见。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这就是由感性提高到理性，今天你们叫他讲，他能讲出一大套道理。这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过程。在讲“矛盾”这个词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瓦匠正在房上修房，敲得叮叮当当，毛主席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他却要工作，这样就发生了矛盾。许多深奥抽象的道理，经他这样一说就清楚明白了（注1）。 纪念白求恩 1938年春，毛主席由李家窑院移住到凤凰山麓的吴家窑院。同年4月，他在那里会见了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医生。后来，白求恩在晋察冀抗日前线因抢救伤员，不幸以身殉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还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这篇讲话，来自多少文学家向往的灯塔，好像指路明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根本道路，文艺家的归属感，写谁，爱谁，为谁服务，体现自己在革命浪潮中文学家价值观。 1９３６年，中央红军到了延安，延安便以独特的魅力引起海内外爱国者的关注和向往。陈毅有诗：“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 “七·七”事变之后，在国家危亡之际，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 著名女作家丁玲，拿着宋庆龄赠送的３５０元，冲出国民党的牢笼，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率先进入陕北，毛泽东、周副主席设宴款待。毛泽东问：“你打算做什么？”丁玲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红军！”于是她换上戎装、跃马扬鞭到了陇东前线，写下了歌颂彭德怀、左权将军的佳作。毛主席挥毫赠词：“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赞扬。 1937年  作家丁玲 诗人艾青、严辰，小说家罗烽、逮斐，画家张仃结伴化装来到延安。经过一个月路程冲破47道关卡。艾青激动地讲：”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张仃高兴得在地上打滚，亲着、吻着陕北的黄土地。那种激情，在文学艺术家心中的荡漾。 冼星海这个广东渔民的苦孩子来了。他认定”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那里有着无限的希望和光明”，延安窑洞暖、小米香，是最理想的施展才能的地方。 留法的”洋学生”陈学昭也来了。她说：”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寻找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从此，她成为延安唯一的文学博士。 众多名家，都怀着一个希望，选择一条道路——延安光明之路。继袁牧之、陈波儿之后，受尽凌辱的十分柔弱的女明星周璇，也曾多次联系去延安，可惜含恨未能成行。与贺绿汀同行的邹韬奋，不幸病逝在新四军开赴延安的途中。临终前，留下遗书请求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将骨灰运往延安。画家蔡若虹临到延安附近却被受阻，只好绕道香港、河内、昆明，费时七个月才到达理想之地。舞蹈家吴晓邦及其夫人盛婕，背着没过满月的小女来到延安，为此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小名”安娘”。这个新生命抚养起点，也标志着他们夫妇新生活的开始。 文坛名将茅盾携妻带小也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多次会见了这位阔别十多年的老朋友。诗人田间几次往返延安，放歌吐心曲：“”党呵，母亲，你的儿女回来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美的城市？我在这里喝一口水，都是甜滋滋的；我在这里抓一把土，都是香喷喷的”。 “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著名科学家、作家高士其来得比别人更为艰难。他因科学实验招致瘫痪，同样也来到延安。在一首《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诗中，他豪迈地呼唤：“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上助威呐喊：赶走日本鬼子，还我中国河山！”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文艺青年，离开大城市跑到小山沟，不住楼房爱住土窑，不走柏油路喜欢爬陡坡，脱掉高跟鞋绑上麻草鞋，甚至走出课堂冲进战壕？这是因为理想、信念和意志给了他们力量。正像“狂飚诗人”柯仲平回答的：”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这就是文学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向往的道路，临肯走崎岖的小路，吃小米、冲锋上战场。 大批文艺青年和红军中的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他给延安革命圣地，带来了什么？他们给延安文艺的百花园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新局面。几年内，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达到了四万余人，数倍于1937年的延安中共官兵总数。 延安成了比上海、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而对于这些前来投奔的知识分子，中共方面也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尊崇。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每月只有五元津贴，而到延安抗大教书的老师有十元津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延安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很快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注2）。 在延安青年学习情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多次谈到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给合，文化人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道路。 按照毛泽东所讲的，丁玲率先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毛泽东在欢送晚会上鼓励他们说：“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团凯旋归来，周恩来副主席赞许说：“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随之延安出现的便是风靡陕北的“街头诗运动”。从１９３８年８月７日，延安”战地社”、”战歌社”成员纷纷走上街头，打出“街头诗运动”的条幅，发布《街头诗宣言》。宣言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顿时，延安大街小巷，坡坡洼洼，到处布满花花绿绿的街头诗。柯仲平、萧三、艾青、田间、公木、朱子奇、魏巍、高敏夫、鲁藜、侯唯动、张季纯都是街头诗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诗人艾青主张“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听！“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惨死成一堆泥浆；我的田舍，我的家乡，也轰炸得一片精光”。“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那个能够再忍让”！这些诗，能读的，读得有味；能听的，听得入神。为抗日风云添彩，为中华健儿画像，为神州大地助威，为中华民族而鼓劲。谢觉哉说得好：“敌人看了惊，人民看了乐。” 延安，又是一座歌的城——战斗的歌，团结的歌，劳动的歌；颂歌，凯歌，壮歌。这歌声，有“信天游”的高亢、悠扬，有“蓝花花”的深情、温馨，而更多的则是大地的激荡，黄河的怒涛。光未然、洗星海在延安窑洞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其中最响亮的歌。它唱出了民族的苦难，也唱出了炎黄子孙的刚强。毛泽东听后连连赞绝。周副主席欣然命笔：“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种震撼，《黄河大合唱》从延安唱到全国，唱到了所有抗日战场，发出了“怒吼吧，黄河”全国人民的抗战最强音。 诗人公木和作曲家郑律成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的又一力作。大合唱由八首歌组成，《八路军进行曲》是其中最拔尖最受欢迎的一首。它那雄壮的旋律，刚健的节奏，伴随着进军的号令响遍全军，为奔赴抗日前线战士们豪迈气慨，斗志昂扬，英勇杀敌决心。 延安，不寻常的地方，他使一群热情澎湃的文艺青年的到来，使延安文艺出现了崭新面貌。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产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由此自然就暴露出许多问题来，要自己去寻找属于青年热血东西，那就是革命魂魄。 人民群众是基础，是根，扎根基础，不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突出表现在戏剧的舞台上。由此不乏创作出一些好剧目，如李伯钊、向隅的《农村曲》，王震之、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王亚凡、刘炽的《塞北黄昏》，王震之的《流寇队长》，姚时晓的《棋局未终》，马健翎的《查路条》等。更多的则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一些大戏。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上演这些戏，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却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张庚语）。 其次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鲁艺校长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它“穿于从教学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再次，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由于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有人主张还是杂文时代，有人提倡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等。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的，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 对此，毛泽东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1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拉开了整顿“三风”的序幕。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前，毛主席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1941年7、8月间，还是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的宣传文化工作。经常公开自称“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只是我大哥”的萧军，与毛泽东交往频繁。当时萧军正打算离开延安。一天，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 “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 “你这个建议好！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情况好吗？”毛泽东以此挽留了萧军。从现有资料看来，萧军的此次谈话可能是提醒、引发毛泽东收集掌握延安文艺界情况，思考拟订文艺工作纲要，以作为整风运动之补充和需要的最初动因。 稍后，经萧军介绍，毛泽东亲自到“文抗”看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人。因为事先没约定时间，罗烽、舒群都不在家，艾青大约过了半小时才回来。知道消息后，他特意郑重其事地在自己窑洞里脱下旧军装，换上一身西装，系上一条红领带，才来到萧军的窑洞里见毛泽东。从傍晚逗留到天黑点马灯，毛泽东临行前又邀请众作家携夫人、小孩次日到杨家岭自己住处聚会并进午餐。这事在第一次“九月会议”（1941年9月10日至12月22日）之前。会后，约1942年4月间，毛泽东又单独约请艾青交谈，要解决文艺界问题的目的性更明确了。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艾青点破了题。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艾青肯定地回答。 也许这就是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直接动因。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去信约请艾青代为收集文艺界“反面的意见”。艾青将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阅。毛泽东再一次邀艾青去交换意见，艾青依然态度恭敬地做笔记。地面不平，桌子摇晃，他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腿。不料毛泽东眼疾手快，先他而去，熟练地拣来小瓦片垫上。艾青很是感动。后来他将文章认真修改后，发表在《解放日报》（1942年5月15日）上。 萧军、艾青的意见和态度坚定了毛泽东要召开座谈会，讲讲文艺政策问题的决心。于是他广泛地约请了延安“文抗”的丁玲、刘白羽、罗烽、白朗，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解放日报》社的舒群，鲁艺文学系的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陈荒煤，美术系的华君武、蔡若虹等人了解情况，全面搜集文艺界的各种材料。 毛泽东约请欧阳山、草明前往交谈时，态度已经非常明朗。见面后就开宗明义地讲，要准备召开一个会，与文艺界的同志们共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的问题。接着，他们就文艺的定义、文艺政策、文学创作的对象和作家深入生活、思想改造等问题，互相交换了意见。到午饭时间，毛泽东同样在自己窑洞里招待他们共同进餐。八仙桌上摆上炒猪肝、炒猪肚、炒肉片等四个菜。 毛泽东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泽东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毛泽东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泽东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毛泽东招待延安文人态度随和，无拘无束，但对鲁艺的几位作家，似乎是直言不讳地施以教育和开导的。周扬骑马先到，其他几位步行而至，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门口，经周扬介绍，与作家们一一握手，引进窑洞坐下后，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被讽刺为‘歌德派’，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停顿，沉默片刻，他语气稍微缓和些，似有切身感受地说：”那有什么！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没有受够教育”。由此展开，他对延安文人做了一番尖锐的心理分析：“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谈到有的作家批评延安也有不平等现象时，毛泽东突然指着墙上的一盏小煤油灯说：“我毛泽东，也就是这么点特殊照顾嘛。为什么毛泽东点煤油灯，他（指某位作家）就没有煤油灯？就要看谁写的东西更重要了……”这次谈话时间较长，晚饭招待后，已是日落黄昏。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但却还有些像小孩子，或者说像少年人，我们一直是快乐地走着，不慌不忙地走着，但走到离毛泽东的住处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跳得越厉害了。虽然毛泽东就住在延安，我们也常常在一些大的集会上见到他，然而毛泽东约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去谈话，到底是很难得有，很不寻常的事情。 人们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带着崇敬的心情去。经过三番五次的窑洞宴请，平和的态度，坦诚的气氛，使延安的文人们在毛泽东面前都袒露了自己的灵魂。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导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毛泽东在不断思考、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约周扬、李伯钊共同草拟了一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名单。审阅通过后，以毛泽东和凯丰（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名义，发出请柬。 5月2日下午一时半，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当地日晷正是正午时刻，一百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工作者有秩序地坐在凳子上，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来了！大家都自觉站起来，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泽东的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泽东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互致问候。 毛泽东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凯丰主持会议，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抑扬顿挫的湖南腔：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可想毛泽东对文化军队重要性，与拿枪的军队平等，也是冲杀在前线的不可绝少的有力军队。他还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以及社会经济建设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提高生发。毛泽东讲完之后（即“引言”部分），会议稍作休息。蔡若虹和白朗去得早，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一排。白朗打趣地问毛泽东：“主席，今天可还要请我们吃一顿”？毛泽东笑着回答：“小米饭是有的”。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顿晚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红烧肉、红烧鸡，吃得文人们胃口大开。 不一会，会议开始讨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的讲《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与平时一样，他的发言难免跑题走调。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丁玲、艾青、何其芳等人。何其芳的观点渐渐成了会议的主流。何其芳热情真诚，他在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毛泽东听着这样的发言，会心地微笑着。但文人之间的反应并不一致，有位朋友在小组讨论会上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整个座谈会共开三次。5月16日第二次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继续讨论，分组进行。毛泽东、朱总司令继续听取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讲了他们下乡演出盛况，说群众看了演出送来许多慰劳品。“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代表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不过毛泽东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泽东十分赞赏他的发言，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即“结论”部分），明确提出了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傍晚时分，全体与会同志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石砌楼房门前合影留念。 ５月２３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晚上，三根木棍悬起一盏汽灯，照得会议厅前一片通明。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针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鲁迅一直是革命的，没有什么转变；鲁迅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等观点提出批评。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转变问题，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就是投于无产阶级革命。他以自己的经历说道：“我是一个从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他又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最后，毛泽东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毛泽东虚心和谦虚，表现淋漓致尽，为学者毕竟测试，看是否达到合格，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者与普通人之间共鸣与交流。接着毛泽东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助推器推进，从一高度到另一个高度推进，是文化革命一直朝前迈方向，永不至禁。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讲话》公开发表在当天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１０月２０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号召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学习。” 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萧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与连队，高原、柳青去陇东，丁玲到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讲话》的贯彻，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延安文艺运动敲响的第一声锣鼓，是１９４３年春节兴起的大秧歌运动。 鲁艺师生率先推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毛泽东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毛泽东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受热火朝天的秧歌锣鼓感染，大诗人艾青自告奋勇组成秧歌队闹腾起来。他带领的一百多人的中央党校秧歌队，演遍了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南泥湾等地。首演周而复、苏一平写的《牛永贵挂彩》，影响很大，中央公办厅特登报表彰。 周恩来副主席参加了延安整风之后，高兴地把延安秧歌带到重庆。在周公馆的过道，在《新华日报》场地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坪上，周恩来同重庆文艺界人士与国际友人，欢欢笑笑，踏着秧歌鼓点扭跳起来。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的演出，使在场观众大开眼界。郭沫若不禁开怀放歌：“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此后，歌剧《白毛女》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由诗人邵子南写出诗剧初稿，后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的歌剧，作为向党的“七大”献礼节目，标志着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收获。 在延安戏剧舞台上，利用旧戏形式，表现新的内容，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民众剧团上演的新编秦腔《血泪仇》和《穷人恨》，感人泪下，催人奋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改编历史剧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收获。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推《逼上梁山》。毛泽东看了中央党校的演出后，连夜给作者杨绍萱、齐燕铭复信，赞扬这出戏将“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称赞它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与此同时，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推出，如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给延安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郭沫若惊喜写道：“我完全陶醉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纪。”“在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徐悲鸿讲：“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 女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之后，分别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毛泽东又讲：“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感动地讲：“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丁玲的话，道出了延安作家、艺术家的心声，《讲话》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从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文艺不断出现新的高潮。《讲话》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建国以来，都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成为照耀革命文艺家前进的一座灯塔。即使在位来，毛泽东《讲话》必将必将是一面旗子，指引着文学艺术创作方向，深入时代革命潮流中去，创作出赋予历史使命文学艺术作品，激励人民创造美好幸福未来，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改变人民生活观念，建立起新型的人际关系，尊老爱幼，相互服务团结的新风尚，创作出时代新风历史性题材先给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奋斗作品。 名家田家地头获新生，战争前线颂英雄，士气壮英勇杀敌现。民风民俗好题材，传承出新树新风，推动人民大团结，试看天下谁能敌（注3）。 哲学讲课 毛泽东为了给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课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准备和酝酿写作讲授提纲期间，毛泽东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一些中外哲学著作，对其有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批注，如1937年4月4日以前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同年7月以前对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等等。有一次，毛泽东费了四个夜晚和三个白天的时间准备的讲课，事后他风趣地说：“我折本了，准备了三天四夜，只讲半天就讲完了。”毛泽东讲课时联系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讲得生动而有趣，常使得听课的学生不断发出笑声，有时甚至哄堂大笑。 讲授提纲共三章十六节。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等等。 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讲哲学第二章中的第十一节“实践论”，用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回答中国历史革命认识与实践，总结了客观世界看主观世界的变化，从实践中认识，又从实践中体验，逐步提高认识，再在实践中认识提高，反复循环促成事物变化作用，达到改造世界的作用。 最后毛泽东总结在认识自然世界中，社会斗争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毛泽东还给人们简述了《实践论》作用，“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结论。要“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反复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颠不破的真理。从“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讲述中国实践发展过程，以及要达到革命目标，从认识中知道中国现实社会现象，用阶级方法论，社会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机构的腐朽，找出抵御外国侵略的方法。以民族大义的团结抗战，一致抗日理论基础，以方法论。 毛泽东为了给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课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将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以《矛盾论》成篇，统一抗战的行程，社会矛盾如何，要提出一个有效地认识，这是摆在中共党内首要问题。张闻天总书记，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着重研究的问题，全党都需这样理论推动革命向前进程，毛泽东如饥似渴认真阅读哲学理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认识中国社会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利用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客观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内部矛盾，物资矛盾和社会矛盾，普遍性，特殊性，社会矛盾的转化，矛盾转化条件。有的由于外部条件引起内部条件转化，产生激烈斗争转化过程，产生一种新的矛盾。事物矛盾转化，有主要矛盾。人们在认识中，要找出事物发展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历史革命时期，发展到帝国主义侵略中，什么是主要矛盾呢？很明显，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主要矛盾，首先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全民族动员起来，一致抗日这个主要矛盾。其他民族矛盾放在次要位置，但是也要根据适当的条件也要解决，减少民族之间矛盾。只就是毛泽东处理矛盾方法论，在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中期和后期所面临的问题，到将来都十分有用的理论。 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方针的军事政治著作。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总结了抗日战争10个月的经验，进一步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把持久战的思想更加理论系统化。 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分析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以及其本质。在日本帝国主义充分准备，在经济、军事上、政治都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思想，狂妄自大，野蛮、凶残下，达到他们狂妄野心这个目的，他并不是只想占领中国，而是整个东南亚和欧亚大陆。日本却没有想到，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抗争自强的国家，民主意识感特别强，战斗精神血性方刚。 在面对特别强大的敌人面前，特别在中共国内统一下，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力量，虽然在统一战中有不同声音，“失败论”、“速胜论”、“悲观论”。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给与很好的解释和回答。 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中，日本在强大，占了东边，还有西边；占了西边还有南边。一旦人们觉悟了，在各个方面都要起来反抗，不论是前方或后方，都在不同方面攻破日本帝国主义，打掉堡垒和精气神。特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创造山地游击战，依托当地农民，天然屏障，地农民游击队，骚扰，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在空虚时各个击破有力打击敌人。终久会被人民汪洋大海中消灭。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分析了日本外强中干，外部凶猛，其实也很脆弱。国家小资源少，包括人口少。如果外国进口封锁，再加上海上运输，占领殖民地起来反抗，毁坏工厂，交通强项就变弱项分析中国国情以及现状，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发展起来，自己生产武器有限，主要是靠打胜仗，缴获敌人武器来武装部队，敌人强势推进时可能的，但中国人藴藏一种力量，民族凝聚力。战线越拉得长或宽，兵力就会大打折扣，采用游击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隐蔽在山从中或农民中，只要有机会就消灭一个或多个敌人，随着战争扩展，战争中学会战争，用集中方法消灭敌人。兵民胜利之本，所以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根本原因所在。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作《论持久战》的历史评价与认同，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震撼。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战争的发展，以及历史是背景，能够说的准确，战略战术能应用之，这就难能可贵，至今也是军事经典著作。 毛泽东《论持久战》最初版本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其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全民族抗战指引了胜利方向”。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就体现在毛泽东的旷世名著《论持久战》中。 人们这样讲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丧，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 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平型关之战的胜利、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又让一些人昏了头，唱起了“速胜论”的高调。有人认为“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身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却是冷静的思维。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公开讲话中说：“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的说法。 1936年7月，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抗战刚开始，毛泽东又指出，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得到解决。 1938年5月，抗日战争已进行了10多个月。战争的进程说明，“亡国论”不可取，“速胜论”同样也不可取，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为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这部专著。 从1938年5月上旬，毛泽东开始写作。据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翟作军回忆：“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 一天，又轮到翟作军值班。夜幕降临的时候，他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点燃两支蜡烛，分别置于写字桌两端。他故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机劝说毛泽东休息，可毛泽东的眼睛一下都没有离开过纸和笔。翟作军只好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半夜光景，到了毛泽东该吃饭的时分，他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来，提醒毛泽东趁热吃下。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估计毛泽东该吃完了，便进去收拾端碗筷。谁知他推开门一看，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一动没动。 他把饭菜又热了热，再给毛泽东送去，并提醒说：“主席，您吃饭吧，一会儿就凉了。”“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自己都不大相信，说：“好，就吃就吃。”这一次，翟作军有意在外面多等了一会才进去，哪知道进去一看，饭菜还是没动。天快亮的时分，翟作军再次进屋，发现毛泽东还在写，饭仍然没动。 毛泽东就这样连续五六天废寝忘食地写着稿，直熬得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来，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第七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原来他右脚的鞋被炭火烧了一个洞，可沉浸在写作中的他并没有发现。 接下来的一天，毛泽东病倒了。医生过来检查的结果是：身体没有大碍，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高度紧张所致的。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了一天，又坐在桌前写了起来。 就这样，不到10天的时间，5万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一气呵成了。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基本内容就是《论持久战》中的观点。 《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作了清晰的描述。他的演讲让听者由衷地信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陈云听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很有说服力，对全国抗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天，他问毛泽东，可不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讲?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但问题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再者是在这种范围内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传阅。于是，《论持久战》油印成册。可油印的数量有限，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前线的干部。毛泽东又决定公开发表和出版。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正式刊出。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 书名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他还在封面亲笔写了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很大震动。白崇禧当时系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他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因而积极向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推荐。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同时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从这种意义来讲，一个抗日方面军领导，能引起政府首脑机关震动，显示出毛泽东旷世之才，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胜高一筹，其他人无与伦比。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定论。 至今在台北陈诚私人图书馆里，存放着一本陈诚批注的《论持久战》。其由来是，周恩来向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送给他一本书。开始，他不屑一顾，不以为然，因为他自己在1937年也出版过《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可是，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后，他想起了周恩来对他介绍的《论持久战》观点，也就研读起这本书来。他为书中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的书眉上写了许多批注，并请周恩来到湖南南岳游干班上讲授《论持久战》等。可见毛泽东不是军事院校毕业军事家，无形中也成为了人们公认的有超人不凡军事才能。 傅作义将军不仅自己阅读《论持久战》，还令所属各部官兵阅读。卫立煌将军则让秘书找来《论持久战》陪他一起研读。 论持久战》被翻译成英文发行后，在海外同样得到了高度评价。如今，这部书已成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也是美国西点军校学员必读书之一。可以看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学术价值，治敌取胜的法宝。 有人说，“持久战”的观点源自蒋百里的《国防论》(1937年出版)。是吗？蒋百里是什么人？他名方震(1882—1938)，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德国、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国防论》是作者在九一八事变后有关文章、讲演稿以及早年著作中的部分内容的汇集。有人研究者发现，读遍全书，“根本没有提到‘持久战’三个字”，“而提到‘持久’二字的”两段只有215字：“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坚固者，于各事之冲突上所生意志之抵抗之谓，忍耐者，则意志抵抗之自时间上言者，二者甚相近，而其本则相异，盖坚固仅由于情之强，而欲其持久不变……”就这样的姐姐轮，能成系统抗击日本侵略的方略吗？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 而毛泽东《论持久战》开篇第一段就说“当下也有许多人在谈持久战”。这就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把“持久战”作为是自己的独家发明。比较分析，陈诚也罢，蒋百里也罢，都没像毛泽东一样形成了“持久战”的系统理论。概括总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根本在于，解决抗击日本侵略的战略战术根本性，以及实践性，应用性，这就难能可贵了。 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载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从封建主义统治转为半封建、半殖民、半资产阶级变化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引用马克思经典一句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处在社会发展中，在认清社会发展，不在于停留社会中，要用自己主观能动性改变这个世界，使社会向前发展。 中国发展的状况，从自有人类以来，初步自给自足状态社会形态，有食物统一分配，男人上山打猎，女的在窝棚或山洞里带小孩，有时无共享，周秦以后，中国就形成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这就当今社会现象，根本所在。 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统一抗战时期，他明确告诉中国人民，而却非常自信的说：“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有这种制度，才适应中国发展，没有其他的道路，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才能过度社会主义。 毛泽东分析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区别：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怎么区分新旧三民主主义，毛泽东告诉说：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一百年世界，其中跨越了，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了封建帝制，初步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旧三民主主义的中国，而革命还没有彻底，照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又是怎样的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封建有密切联系，他们就不愿和不可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可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在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战争逼迫下，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遭到损害，包括小资产阶级遭到了打击和迫害，共产党号召统一抗战，都集聚起来，包括蒋介石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也加入其中。当全国抗日战争，将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逐渐停止正面战场上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右翼分子一方面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又以资产阶级什么“限共”、“溶共”、“反共”，《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接连《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限制”和“处理”下去，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毛泽东风趣的说：“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在抗战统一战线，历史责任是谁能担当，不可否认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才能担当，在革命是主角。毛泽东明确告诉人们：“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这是历史不可推卸的责任。 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借，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只要动员起千千万万这样的民众，就能赶出外来侵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这个国体经济又是怎样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 就是毛泽东告诉人们建立新民主主义，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义共和国，在统一抗日和封建主义主要目的，向社会主义奔走。 延安这个地方很小，但中央红军到达这地方，反“围剿”中生存下来，给这个地方增加了活力，再有美国人斯诺访问西北中央红军《西行记》，掀起一起一股热潮，红军以明亮的灯光，照亮中国航程，中国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踏涌而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 4月23日下午隆重开幕。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致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会上，他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他强调指出：“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毛泽东的讲演，还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时期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发展阶段，已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和（注4）。

 注1：来源：团结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述》发布时间：2007-11-09 04：42：00。

 注2：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前前后后，2005月20日 16：53。 

注3：《知识分子投奔延安，毛主席为何给他们2倍于自己的津贴？》博古道今发布时间：18-04-0200：11。 

注4：《1944年4月12日 毛泽东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09月16日 16：27。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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