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四部 推荐为中共领导人
1939年夏天，老天爷的一个炸雷，夺去了一位陕甘宁边区县长的生命。有一位普通的农民听到这件事后悲愤地说，老天爷怎么不睁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啊！这话很快就传了出去，许多人义愤填膺，认为边区出了个反革命，这还了得，很快就把他捆绑起来，准备处决。案件报到边区最高法院，等待审理。不知怎么让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想，我与她素不相识，为什么这样对我恨之入骨。他让有关人员将这位准备处斩的农民送到他的窑洞。由自己与她亲自谈话。从谈话中毛泽东了解到，这几年，由于边区人口大增，农民公粮负担太重，超出了农民的承受限度。于是，这位农民就把经济负担过重的责任加在了毛泽东身上，认为是毛泽东的罪过，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于是就有了骂毛泽东之举。毛泽东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非但没有治这位农民的罪，还感谢这位农民，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社会情况。将这位农民送回了家，并且还送给了她半袋粮食。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农民谈话
1941年春节的前一天，毛泽东一早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就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听毛泽东这样一说，自然地将乡里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夸起党中央和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瞬间，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没有声音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尴尬。
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敢畅所欲言，他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真心交谈。”谈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使大家沉思很久。大家心里在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谁愿意听老百姓的话，只愿听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唯独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共产党真是老百姓的亲人啊！于是，大家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地大胆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实打实的讲出了真心话：有的人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重了，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人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越大，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粮食问题早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没有想到有好的解决办法。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现象。近几年部队越来越多，人口剧增，粮食不够吃，就成了大问题。又加之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政府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有5个县先后被国民党硬性划拨过去了，八路军募补区内的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上不去，这是实际现象。一度时间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不好听的话，有人诅咒毛泽东。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对民众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平静的长谈，从党的从工作上查找原因。
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经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
毛泽东非常风趣的说，我们的困难（指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曾经闹到人民吃不上饭的地步）真是太大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选择有三，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自已动手，丰食足食。饿死，谁也不想；解散，也无人愿意。那么只有走第三条道路，自已动手，丰衣足食吧。听了这样的动员和分析，陕甘宁边区人民，纷纷响应他的号召，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面对极大的困难是何种态度，并且以极大的勇气克服压在他们头上的困难。毛泽东亲自己写口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和保障供给。通过这场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中共控制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的局面。
毛泽东书写
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动手，带头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党中央作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定后，全边区生产运动逐渐展开。毛泽东交待身边的人，说你们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生产计划，千万别忘了我。我虽然工作忙，走不了远处，但是在近处进行生产还是可能的。在1939年夏天，利用几个晚上，带上工具，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块地，种上了各种疏菜。
大生产男女棉线多壮观
第二年，毛泽东请来杨家岭的老乡当顾问，他一有空便到菜地里施肥、浇水、锄草，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毛泽东种的西红柿又红又大，黄瓜又粗又长，红盈盈的辣椒非常喜人，嫩绿的豆角摘完一茬又一茬。最让毛泽东感到高兴的，吃着自己种的最喜爱的红辣椒，心里特别舒坦。除了供自己吃外，他还经常拿这些劳动果实来招待客人，或送给周围的同志。毛泽东种的菜甚至还作为礼品送给国际友人。
据听说1944年毛泽东招待美军观察组成员时，餐桌上的就是毛泽东自已种的蔬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主席种地啦”，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边区农民就象赶大集一样，纷纷前往毛泽东的田里去看毛泽东干活。有许多人要求替毛泽东代耕，可是毛泽东不愿意，认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就这样，这种榜样很快转化为无穷的力量，边区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在那个时期，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总司令也积极参加生产运动，留下了许多佳话（注1）。
第四件事，1946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给毛泽东带了一封信、10件皮大衣、10条毛毯和10双长筒皮靴。苏联朋友要回国的头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回信，并请人缝了个布口袋，装上自己亲手播种、施肥、收摘、烘干的鲜红的大辣椒。毛泽东笑着对苏联朋友说：“延安这里，没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
1938年，1939年这两年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果，却没有根本性解决延安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对陕北科普考察，了解自然资源。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他们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便找来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
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他们只注意纯学术性考察，对当地老百姓为的少。毛泽东对他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并说一个调查研究典故”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缺雨多汗，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地方；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装下。乐天宇把“南泥湾”周边老百姓对这片土地的评价如实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了；若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就成为空话。他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1941年春节，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再听听民众的意见。毛泽东到了南泥湾，和老百姓做在一起就和老百姓摆起家常来，也问起南泥湾自然情况，能否开荒种庄稼，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他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大家提出了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有效做法。毛泽东更进一步地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呢？”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说出了当地自然现象，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告诉毛泽东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当地谚语。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沛年。毛泽东仔细听了，感觉很惊奇地“啊”了一声。毛泽东急忙又问：“陕北有这么一说吗？”大家都回答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呀，人们都这么说的。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
一句农家普通谚语，就概括当地自然现象的总结，老百姓是劳动文化创造者，真是不假。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就好像解开了心中一把锁，显得异常开朗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足够信心。春节过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要求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订出生产指标。并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真的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自然灾害，边区人民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359旅开荒11 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著提高。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泽东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向人民拜年磕头去，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除此之外，国民党在宜川、洛川一带集结重兵，大有闪击延安之势。面对这一严峻局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调八路军主力部队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根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一方面加强边区南线防务，防止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延安；另一方面在时刻保持战斗准备情况下，以南泥湾为中心，实行屯田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军需自给。
三五九旅初到南泥湾，生活极为艰苦。没有房子住，就搭草棚子；没有粮食，官兵一起到50公里以外的供应站扛粮食；没有菜吃，大家上山寻野菜、采蘑菇。面对这种状况，三五九旅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开展大生产运动。
首先要解决的是缺少农具的问题，王震旅长就亲自领导干部战士用废铁和弹片打制。上至旅首长，下至每个战士，全部投入到开荒生产中来。到1943年，开荒种地达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蔬菜折粮0·3万石（3斤菜折1斤粮），共1·5万石，还喂养猪4200头、牛820头、羊7800只。此外，三五九旅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其中，大光纺织厂年生产棉布9000多尺，生产毛毡千余条，毛巾2000余打；制鞋厂年生产单鞋2500余双，棉鞋1200余双；化工厂年产肥皂10余万块；被服厂年产单衣2·5万套，棉衣1·2万套；榨油厂年产食油2万余斤。还开办了木工厂、皮革厂、陶瓷厂等。驻地的草棚都建成了窑洞，指战员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产品除供部队所需外，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南泥湾也成为“陕北的好江南”。
自1942年起，南泥湾三五九旅大生产的英雄们，创造的业绩，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了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续范亭的《南泥杂咏》20多首诗作，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记王震将军》等，被文学赞颂。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 作为“生产模范”的第三五九旅，名震边区。这一年，延安军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第三五九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第三五九旅有关联的节目。文艺艺术家表演歌颂，喜闻乐见的陕北南泥湾《挑花篮》的秧歌舞，八位女演员拿起八对花篮，设想创作一首伴舞插歌曲词叫做《南泥湾》，贺敬之诗人接到任务后，结合自己对边境地区军民生产活动的深刻理解和经验，特别是第359旅和南泥湾，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和创作歌词。他一个人去，您可以使用陕北民歌模式为其创作音乐。
1943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邓发、张闻天、彭真等陪同下，到南泥湾视察
贺敬之创作出了《南泥湾》快如人口诗歌，经马可谱曲，秧歌舞《挑花篮》在南泥湾慰问演出中，极受第三五九旅全体官兵的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她们合影留念。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
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由郭兰英演唱之后，这首歌迅速在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
《南泥湾》歌曲原唱：郭兰英 ，填词：贺敬之 ，谱曲：马可。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好地呀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当年的南泥湾，
到处呀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不一呀般，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陕北的好江南。
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学习那南泥湾。
处处呀是江南 是江呀南，又战斗来又生产
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呀，鲜花送模范。
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封锁，地广人稀的陕甘宁边区，面临缺食无衣、捉襟见肘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多种手段来发展经济，不仅成功地克服了困难，还从困难走向了胜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筑牢了革命的物质基础，形成了立党立国的精神支柱。倡导节约和杜绝浪费，则是艰苦奋斗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带头节约，杜绝浪费，为全社会形成节约和杜绝浪费的风气，起到了强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郭永祥在杨家岭毛泽东住所门前执勤站岗。毛泽东在窑洞里思考问题，不停地来回踱步。那时，延安所有生活物资奇缺，党的领袖毛泽东也不例外，用的是一盏普通的煤油灯。毛泽东将油灯燃着的灯芯压得很小，一闪一闪地发出一点微小的光亮。由于灯光太暗，视线不好，毛泽东思考问题过于专注，有时会碰到椅子或者其他器物。郭永祥在门外看到了，就悄悄走进屋内，把灯芯挑长，顿时油灯火苗蹿了上来，屋内亮堂堂的。郭永祥转身要走，被毛泽东叫住了。
毛泽东和蔼地问：“多大了”？
郭永祥赶快回答：“20岁了”。
毛泽东问：“识字不”？
郭永祥答：“识的不多，在队伍里学的，200多”。
毛泽东说：“年龄还小啊，要加紧学习，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你们的才智”。
毛泽东说着，顺手拿起一支毛笔，在纸上写下“节约”二字。用手指着“节约”二字问郭永祥：“认识这两个字吗”？
郭永祥赶快回答：“认识，节约”。
毛泽东说：“给我说一下这两个字的意思”？
郭永祥得意地说：“节约就是能节省就节省，不浪费”。
毛泽东对郭永祥点点头道：“你学习得不错，对字面意思能理解”。
郭永祥听到毛泽东表扬自己了，赶忙说：“我学得不够好，还要学认更多的字”。
毛泽东眉头皱了一下：“我们学习要同实际结合起来，同工作结合起来，同党的事业结合起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你能结合咱们的现状，谈谈对节约一词的认识吗”？
郭永祥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看着郭永祥：“比如节约一词，我们党一再号召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可有些同志就是理解不了，还存在浪费现象，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就拿这煤油灯来说吧，特别需要节约”。
毛泽东严肃认真地说：“目前咱们陕甘宁边区很困难，没有工业，所有工业品要到国统区去购买，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咱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更是难上加难。就拿这煤油灯里点的煤油来说，要到国统区出高价购买，通过人工穿过封锁线运到延安来，这要付出多少资金、人力呀。这还是顺利的情况下，不顺利的话，还会有人牺牲，我们党付出的就更多了。少用一点灯油，就是节省人力物力资金。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节约，避免浪费，把有限的资源集聚起来，用在抗日事业上，抗日事业就有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资金基础，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就会早日完成”。
郭永祥一听，不由自主地吐了一下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毛泽东和蔼地说：“再说这煤油灯。读书写字的时候拨亮一点，思考问题的时候拨暗一点，就是依据实际工作需要节约的一种方式”。
郭永祥赶快给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毛主席，您用这盏油灯拨亮了我的心灯”。
毛泽东看着郭永祥满意地点点头，郭永祥赶忙过去把煤油灯再次拨暗，悄悄走出窑洞，站在了自己的哨位上。
1943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邓发、彭真等陪同下，到南泥湾视察。其间，毛泽东到田间、营房、伙房看了部队生产、训练、生活情况，向干部战士热情问好。10月30日，毛泽东在视察三五九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九龙泉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视察，听取了王震的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王震向毛泽东一行汇报说：“部队做到了全部自给，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毛泽东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是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为了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送行，三五九旅用自产的粮食作物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们选了两只自养的鸡，在山里采来香草，熬出带香味的水。用带草香味的水煮熟了两只鸡，在木炭火上烤好，做出了两只烧鸡。两只烧鸡颜色金黄，香味扑鼻，成为餐桌上最醒目的一道菜。毛泽东看着烧鸡问王震：“战士们能吃上烧鸡吗”？王震回答：“战士们一周可以吃上两次猪肉，每次人均四两。一个月可以吃上一次鸡肉和羊肉，人均半斤。过年过节，猪肉、羊肉、鸡肉管饱”。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就好。只有战士们能吃上肉，我才有资格吃这烧鸡”。在当时食物奇缺年代，毛泽东和朱德也难得品尝到这样的美味，很快两只烧鸡只剩下骨架。用餐完毕，毛泽东问餐厅工作人员：“这鸡骨怎么办”？餐厅工作人员回答：“只能扔掉了”。毛泽东一听连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餐厅工作人员看着毛泽东眨巴眨巴眼睛，不知所措。毛泽东用手拉开上衣口袋，餐厅工作人员赶忙把两副鸡骨架装了进去。毛泽东走出餐厅，随行人员马上给毛泽东照了一张照片，上衣口袋鼓鼓囊囊的。传说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将鸡骨架熬了两次鸡汤。
后来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故事，三五九旅用南泥湾山里的香草制作而成的烧鸡，毛泽东吃了赞不绝口，连剩下的鸡骨架都装在口袋里带走了。人们就给这种烧鸡起了个美名，叫“口袋烧鸡”。
陈德发，陕甘宁边区时期安塞县四区马家沟村村长，1943年、1944年连续两年被边区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参加了边区召开的两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延安召开，表彰大会会场设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前广场。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底下放着长条形木凳，木凳上铺着木板。会议有一项议程，各县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敬献锦旗，安塞县推举陈德发向毛主席献锦旗。安塞县给毛泽东献的是一面长方形红旗，上方穿一根长长的木棍，四边挂有黄颜色的穗子，中间绣着“敬爱的人民领袖”几个字。
献锦旗开始，首先由延安县吴满有和安塞县陈德发分别向朱总司令和毛泽东献锦旗。吴满有稳稳走上主席台给朱总司令献上了锦旗。陈德发精神抖擞，迈着正步走上主席台给毛泽东献锦旗，没想到脚上用力过大，踩在木板上有弹性，快到毛主席身边了，木板的弹性把陈德发弹了起来，身子一斜，险些摔倒。坐在主席台凳子上的毛泽东赶快站起，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扶住了即将跌倒的陈德发。陈德发顿时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扶陈德发站好，左手接过锦旗举起右手向陈德发敬了一个礼。陈德发急忙说：“毛泽东，我还没给您行礼呢”。毛泽东笑着说：“本来就该我先给你行礼。你是劳模嘛，生产出了粮食，为支援抗日战争出了大力”。陈德发非常激动，赶忙双脚并拢向毛泽东鞠了一躬。
会后，毛泽东请吴满有、申长林、陈德发、王德彪4个劳模去杨家岭家里做客。毛泽东家里陈设很简单，在地上放个小炕桌，四周摆放了5个小方凳，毛泽东坐在小炕桌旁同劳模谈话。陈德发认为自己给毛主席献锦旗出了“丑”，既紧张又拘谨。
毛泽东看着陈德发说：“小陈，别紧张，随便点。你们村生产情况怎么样”？陈德发拘谨地回答：“我们村11户40来口人。前年（1941年）我当村长后响应大生产运动号召打粮100来石，去年（1942年）打粮140来石，今年（1943年）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打粮220来石”。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小陈，你看群众公粮任务重不重”？陈德发说：“说实话，不轻松。要完成公粮任务，从早到晚要苦干哩”。毛泽东点点头，说：“群众愿意吗”？陈德发说：“愿意。咱们为了打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前方的将士流血牺牲，后方的老百姓多吃点苦多流点汗，是应该的”。毛泽东又问：“群众余粮能吃多长时间”？陈德发说：“人均余粮1·5石，1石是300斤，1·5石是450斤，足够一年半的口粮。加上瓜菜，够吃两年，可以说实现了耕一余二（耕种一年余两年的口粮）。遇上灾年，吃稀点，挖些野菜填补，够3年的口粮”。毛泽东又满意地点点头道：“我们收公粮首先要保证群众利益，保证群众不受饥饿。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都是人民的，一切要为人民利益着想，决不能让广大劳动人民吃亏”。
说话间，饭端上来了。黄米干饭，4个菜。4个菜分别是炒土豆丝、炒萝卜片、猪肉炖粉条、酸菜烩豆腐。厨师说：“毛泽东招待你们劳模，特意让做了几个好菜”。4个劳模看着饭桌上的饭菜，感觉毛主席的伙食标准太低了，都有点过意不去。毛泽东乐呵呵地看着劳模们说：“快吃吧，我今天沾你们的光，享口福了”。
陈德发端起碗，用勺子往碗里盛米饭，一不小心，把几颗米粒掉在饭桌上。陈德发怕别人说自己毛手毛脚，赶快把米粒往桌下扒拉。毛泽东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陈德发的手，劳模们都停止了吃饭，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细心地把桌上的米粒一颗一颗捡起来，放进自己嘴里咀嚼着。
其他劳模都不敢吭声，吴满有说：“毛泽东，就您的饭，我们几个劳模都管得起。掉在桌上的几颗米粒，您就别吃了，寒酸我们是吧”？毛泽东抬起头来，扫视了一圈劳模，嘻嘻一笑道：“怎么，看我这吃相难看啊”？申长林、陈德发、王德彪赶快说：“不难看”。毛泽东认真地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群众生产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呀，我们不能浪费一粒。我说你们劳模，今后不光在群众中要当生产粮食的模范，还要带头当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粮食的模范。发挥出你们的示范作用，带领和引导群众形成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好风气”。
吴满有说：”今天亲眼见您爱惜粮食不浪费，回去我就给群众讲，在毛泽东家吃饭毛泽东把掉在桌上的米粒都捡起来吃了的故事，让大家向您学习，节约粮食爱惜粮食，杜绝浪费粮食”。
陈德发跟着说：“对，我们给群众讲毛主席捡米粒吃的故事，教育群众形成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好习惯”。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这就对了。给你们劳模称号，合格呀”（注2）！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1939年，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边区政府成立了生产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党政军学各界人士都被动员起来，数万人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掀起了“人人动手”的大生产热潮。
一时间，延安的沟沟岔岔都是锄头的碰击声、人畜的嘈杂声，每个机关、每个部队、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生产计划、生产任务。“到生产战线上去”“我们要做劳动的先锋”“我们要做劳动的英雄”成为当时大家的誓言。
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不仅是大生产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向大家发出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号召。他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门前的山坡下选了一块空地，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自长征以来，毛泽东喜欢在夜间办公，一直到次日凌晨。一大早，延安城和周围的窑洞还在沉睡中，劳累了一夜的毛泽东在未睡觉之前，就扛着镢头出来开荒了。干一会儿后，他才回窑洞休息。办公一阵，又出去挖地。
警卫员、勤务员一见毛泽东下地，急忙回到窑洞里，拿起锄头跟上去，和毛泽东一起挖。毛泽东立刻阻止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就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
大家一边笑，一边挖。毛泽东满脸淌着汗水，衬衫都被浸湿了，还是不肯放下锄头。手握锄头，毛泽东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农家子弟毛泽东六岁时就开始学着干轻微的体力活；13岁时，家里缺少劳动力，父亲让他停了学，翻田、锄草，什么活儿都干。他锄草特别认真，别人的田只锄两遍，他的田却总要锄上三遍，有时根本不管遍数，见了草就锄。所以，他种的庄稼总是比人家的好。
毛泽东这位种地能手现在又派上了用场。挖了不多久，他根据小时候种田的经验，认为有一亩地，挖得差不多了。叫人来一量，果然一亩地。
地挖好了，毛泽东和警卫员们在地里用锄头刨成土埂子，用来引水浇灌地用。几天后，毛泽东的地里就种上了土豆，栽上了茄子、豆角、黄瓜、西红柿以及他最爱吃的辣椒。
菜种好了，毛泽东站起身，拍拍手，乐呵呵地把警卫员及临时来帮忙的警卫排其他战士叫过来。
“来吸烟，来吸烟。”毛泽东逐一给战士敬烟，然后关心地问，“你们天一明就上山生产，夜晚还要放哨，很辛苦吧？”
大家争着回答说：“我们青年人，都是庄稼汉出身，不觉得辛苦。”
毛泽东细细地问着：“你们警卫排订了生产计划没有？除了开荒种谷子、糜子之外，是否还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呀？”
排长回答说：“根据大队部（中央教导大队）的指示订了计划，养猪、打柴、烧炭，我们去年就这样干了。”
毛泽东接着说：“耕田种地也要讲究技术，深耕细作，多犁地、多除草、多上粪才行。老百姓不是说‘一籽下地，万籽归仓’吗，你们说对不对？”
大家一齐回答：“对，一点也没有错！”
毛泽东接着问：“你们谁会种菜？”
排长指着一位班长说：“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脸色忽然变得通红，低着头，羞羞答答地笑着对毛泽东说：“种菜我是种过，但种得不好。”
毛泽东笑着说：“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齐来研究研究吧！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呀！”
一场春雨过后，毛泽东的那块地里的菜齐刷刷地出了苗，谁看了都夸奖。村里的人从地边经过，都要好好看看周围，怕有猪呀、鸡呀的把毛泽东的这块田给毁了（注3）。
1940年和1941年是抗战时期延安最为困难的两年。日伪猖狂进攻、掠夺，国民政府停发经费、封锁经济，延安几乎陷入没有衣穿、没有油吃、冬天没有被盖的困境。
延安军垦屯田，解决了官兵自身的供给问题，屯田产出略有富余，起到调节作用，减轻了边区人民一些负担，但对解决边区财政困难也起到基础性作用，仍然是农、盐、工、畜、商等私人经济占主导。
作为私人经济的小农经济，提供了绝对多数的公粮。1941年，边区原定征粮20万担（1担为300斤），人均1斗4升，负担过重，出现了”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的抱怨。中共中央即时指示调整政策，即便如此，边区政府也只能减征公粮4万担，由20万担减为16万担。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解决财政经济问题，战胜边区困难，要发展经济，平衡边区经济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并觉得此点带有规律性或决定性存在。
毛泽东将私人经济前加上“主要的”，可见对其作用的充分重视，因而对公营经济与民争利现象相当注意，提醒边区政府加以纠正。谢觉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
1941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写道，“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绝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
毛泽东纠正公营业与民争利问题，是对边区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认识而做出的实事求是的决策，有利于解放和激活生产力，挖掘生产潜力，有利于边区渡过困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积累的发展私人经济的经验，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得到了充分总结，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注4）。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有所改善这一客观实际，对如何利用美国资金发展根据地经济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思想。
毛泽东利用美资发展经济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44、1945年与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数次谈话中。之所以在抗战时期提出这一思想，是因为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利用美资发展经济更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能否持久，取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这些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偏僻山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比如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当内资不足时，应积极吸引国外投资的想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始终根据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这既没有考虑到八路军人数的增加部分，更没有考虑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西北财经办事处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来看，1937年至1945年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在不断上涨：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1938年为143。1；1941年为2228。9；1942年为9904。0；1945年为1591495。4。也就是说，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而1940年八路军的人数就已经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人，但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193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经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国民党中央政府每月拨给中共的款项为50万元，仅相当于八路军每月军费开支的20%，而且由于当时货币不断贬值，这笔拨款实际购买力还在不断萎缩。百团大战后的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更是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在新四军的军饷发放方面，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曾要求每月18万元，而实际上每月只有8万元。后经叶挺、项英多次争取，增加到每月13。5万元。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对新四军军饷的发放。
当时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正在与法西斯德国进行浴血奋战，对中国抗日的有限支援主要用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正面抗战，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较少。1940 年5月底，中共中央曾收到共产国际的拨款14.66万美元和8200英镑；1941年2月17日，收到2.45万美元。除此之外，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随身带回6万美元和7500英镑的拨款；1941 年2月，苏联驻华使馆外交官潘友新带给中共3万美元。（参见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在分析了潜在投资国的经济状况后，毛泽东认为美国远离二战战场经济实力十分雄厚，是引进外资的重点对象。
为了减少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击日军的压力，美国希望加强与中共的接触和交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而中共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遏制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摩擦，也急需加强与美国的接触和交流。在中共特别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努力下，通过积极做美国来华人员和在华人员、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统战工作，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使毛泽东认为，战时利用美国资金来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有很大的可能性。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会谈。在引进美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容易合作。……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会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对谢伟思再次表示：我们“美中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毛泽东主张引进美资绝不能有损中国主权，不能让美资操纵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早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讨论怎样答复美国记者斯诺提出的采访问题时，曾对“中国是否欢迎外资投资”达成共识，即只要是不侵略中国的外国投资，我们都欢迎。（参见顾龙生：《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这年7月15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毛泽东更强调指出：“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福尔曼采访时说：“在互利的协议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一些外国投资”，”我们是落后国家，因此，对外国资本十分需要”。（王占阳、王小英：《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1945年3月13日，会见谢伟思时，毛泽东又谈到：美国在中国投资，中美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更“不会发生竞争”。因为现在我们“并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毛泽东一贯主张，一切事情的立足点、出发点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基础。1945年1月，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6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但是，由于当时的主客观原因所限，许多想法没有变成现实。对于中共和美国政府来说，通过军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更加重要。中共与美国政府也曾积极交流，表达过相互合作的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进行了军事合作。因此，抗战时期毛泽东引进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不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除此之外，以下两个因素也使得战时毛泽东利用美资发展经济的思想没有得到具体实施。
一个因素是美国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较以前有了很大改善，但主要是从财力、军事装备方面支持重庆国民政府，使其不至于因退居相对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而经济崩溃。在美国政府看来，只有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才能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到了抗战后期，美国更加意识到，出于战后与苏联争霸全球的战略考虑，美国的财力支持对象应该是重庆国民政府。即使为了其远东利益而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与其给予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资金帮助，倒不如给予其一定的军事武装直接抗击日本来得更快。
另一个因素是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来看，在抗战时期虽与中共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极不愿意看到中共发展壮大，而希望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在与日本法西斯军队的作战中遭到削弱甚至消亡，并为此发动过多次反共摩擦。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共请求美资到延安根据地发展经济，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坚决抵制，并命令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作为“实利主义”者的美国商人，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交通不便、农民消费水平比较低、处于日军和国民党军封锁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投资经营。
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体现了远大的战略眼光：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实录
一方面，经济发展思路不局限于意识形态束缚。毛泽东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思想，不局限于向意识形态相同的苏联寻求资本，同时也考虑向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美国寻求资本。毛泽东认为，“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已没有能力帮助中国，只有美国才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 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在他看来，抗战时期中国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应当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据当时客观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寻找出路。
另一方面，既立足于当时的现实需求，又放眼于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利用美资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为持久抗战提供物质基础，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还放眼抗战结束后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战略。1945年在为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它包含了长期的战略思考，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注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接受改编，王震任一二零师三五九旅副旅长，1938年又任三五九旅旅长。
1939年年秋，国民党派著名的反共专家何绍南，到对我军有着十分重要战略位置的绥德分区任公署专员。
何绍南一到绥德，就在在各县组织暗杀队，对我驻军大搞暗杀和破坏活动。并唆使联保长和劣绅不售给我军粮草，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我军，阴谋挑起群众对我军的不满情绪。
当时我军为了维护团结抗日，一致抗日的目标，曾多次找他谈判，希望他们放弃摩擦。
但何绍南却把我军的善意当成一种软弱行为，不仅不收手，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看到这种情况，我军就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了，在这样的背景下，1939年秋，中央军委毛主席命王震率三五九旅从晋西北进驻绥德地区，加强对该地区的警备工作。
三五九旅来了以后，何绍南表面上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但在发表讲话的过程中，却说三五九旅不在前线抗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就回师陕北，是违反军纪的。
王震当即驳斥说，他们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加强河防的，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
这之后，何绍南不仅散布谣言说三五九旅是“溃军”，还策划13个保安中队偷袭我军。
王震获悉这个消息后，当即召开群众大会，揭露了他的阴谋。
何绍南不死心，之后他又煽动陕北地区的多个保安队哗变为匪，然后袭击三五九旅七一七团。
我军随即反击，全歼了这股匪徒。
随后，何绍南又率7个保安中队烧毁了我军的军械库，之后一路向西逃窜，在逃窜的过程中，被我军的追击部队几乎全歼，而何绍南却带了几十个人逃回到了榆林。
何绍南逃跑后，我边区政府随即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他，并同时建议委任王震为专员。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的恼火，他当即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在电报中蒋介石这样说：“三五九旅王震旅长破坏国共合作，要受到军纪、国法制裁。”
而毛主席接到电报后，也立即针锋相对地给蒋介石做了回电，在电报中毛主席这样回复蒋介石：“王震将军抗日救国有功，请委员长传令嘉奖！”
注1：《毛泽东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二、三事》hy1698 · 2010-08-14 · 来源：乌有之乡。
注2：《延安时期毛泽东杜绝浪费故事三则》夏经纬网 2020-09-21 14：23：56 。来源：延安日报 作者：闫伟东 孙玉玲 转自：中国军网。
注3：《毛泽东延安种菜记》时间：2020-11-02 20：53：48 来源：延安市宝塔区委党校。
注4：《延安时期毛泽东纠正公营业与民争利问题》北京日报客户端发布时间：20-10-0507：45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郑风。
注5：《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如何利用美国资金发展根据地经济》作者吴侃，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讲师。www。xinhuanet。com 2012年11月23日 11：03。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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