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四部  推荐为中共领导人

第八十二章 外来人认知

传播世界

1937年初，斯诺在北平寓所，将刚完成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初稿）英文打字稿交给王福时（清华大学学生、斯诺的朋友）。斯诺把这本书寄往英国。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个月里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国纽约出版，立即轰动世界，被称为“现代新闻的杰作之一”。该书第五编《长征》，就是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作为结束语的。斯诺写道：“在此，我谨以毛泽东主席——这位既能领导征战，又能写诗的造反者所写的，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一首古体诗作为尾声。”（原诗略） 这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最早在国外的传播。

王福时看了非常感动，立即约斯诺的秘书郭达和燕京大学学生李放合作，迅速编译成中文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东方快报》主编王卓然（王福时之父）的帮助下，在北平秘密印刷出版，用上海丁丑编译社的名义发行。该书收有：斯诺与毛泽东多次谈话的记录，在英文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苏区情况的13篇文章，在北平作的《红军与西北》的讲演稿，以及32张照片和10首红军歌曲等。《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斯诺关于苏区介绍文章的第一次结集出版，也是斯诺关于红区报道的第一个中文本。斯诺认为，此书“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妻子海伦则说：此书“对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它的出版“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斯诺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7月，斯诺在“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修订了《红星照耀中国》。10月，它的英文本由英国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几星期就销售10万余册，10月底三次印刷，仍供不应求。至12月，连续出了5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三星期内销售1万2千本，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书籍。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一版再版，先后被译成法、俄、德、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1938年2月，胡愈之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在上海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第一个较全的中文本《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一版发行后，顿时销售一空。以后接连数版，仅上海一地就印了5万册。各地又陆续出版了多种简译本、片段或译文小册子，尤以《毛泽东传》为多。据统计，斯诺有关其苏区之行报道的各种中译本多达五、六十种。

《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各国赢得了不同阶层众多的读者。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巴巴拉·拉奇曼所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注1）”

斯诺采访毛泽东的长文刊发在 1936 年11 月 14 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

1965年，斯诺访问完后由北京回到美国，对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斯诺的第二位夫人）和孩子们说：“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十分壮观。后台天幕上出现了放得极大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像。我出神地看了很久，啊，那不是我1936年为主席拍的照片吗！我兴奋极了，没想到这张照片在那么大的空间，派那么大的用场。”

斯诺十分珍惜那顶帽子。虽然它在毛泽东头上只戴过几分钟，但又是他自己与红军在一起时戴了几个月的，所以他一直把它珍藏着。他的两个孩子逐渐长大后，他时常取出这顶帽子，向子女们讲述当年在保安会见毛泽东和为毛泽东拍照的动人故事。全家人很高兴，都愿意在头上戴一会儿。他的两个孩子还戴着这顶帽子照过相。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为了掩护和便于在国统区发行，该书更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初版印了1千册，当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载有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使这首诗在国内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

陈嘉庚访延安

一、到重庆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南洋华侨和华人，在全世界的华侨和华人，以及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1930年代发动对华战争、二战期间南侵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二战后祸国殃民、贪污腐败、仰赖美帝国主义鼻息悍然发动内战企图消灭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蒋介石国民党反敌政权，以及妄图在新马卷土重来并长期维持其殖民统治的英殖民主义者，则被视为非去之不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陈嘉庚

1940年春，陈嘉庚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当然是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美酒佳肴越是高级、越是罕见，越有面子。这种奢侈腐败，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使陈嘉庚非常反感。

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

 同时他也领略了蒋介石的威风，有如大臣朝见皇帝一般。

  陈嘉庚感叹道：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二、毛主席的1·5元打败了蒋介石的800银元

1940年5月下旬，陈嘉庚应毛主席的邀请，赴延安访问，从而开启了他政治生活的里程碑。

陈嘉庚到延安的第二天，5月3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接见并单独“宴请”了他。

说是“宴请”，实际上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饭。吃饭的地点就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这个桌子桌面不平，上面铺一张纸，纸铺了以后，菜还没有端出来，风把纸吹走了，于是干脆这张纸也不要了。

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也就1·5元。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想起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一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他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后来，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打我的脸?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三、延安的“十个没有”深深打动了他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后来，毛泽东在会晤陈嘉庚时也说了这“十个没有”，但实际情况如何呢，陈嘉庚先生深入调查去了。

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随行的李铁民车祸住院，这样陈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几天，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延安军民了。

在延安，陈嘉庚除和毛泽东交谈外，还和朱德、肖劲光等领导人交谈。他还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察看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发现路边大小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政府抽税很轻很少。大街上没有长袍马褂、唇红口丹者穿行，也没看见女子缠足者，男女衣着也较好，过往行人皆洋溢着昂扬奋发之精神。

陈嘉庚还从各基层交谈中了解到，边区农民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最多要7斤半粮，其他捐税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地种菜，边区政治良好，对官吏贪污者都予以严惩。

有一次，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闲谈南洋的情况，一勤务兵迟到了，望见长板凳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进去，毛主席只是望了望，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陈嘉庚先生从这件小事中，看到中国几千年人际关系的革命变革，深感“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

延安宝塔山

陈嘉庚华侨资深识广，在世界上见的世面很多，以此对比起重庆，甚至许多外国所见所闻，自然发自内心唱起“东方红”来。

 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让他眼前一亮，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

“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以上为陈嘉庚先生67岁。在延安时陈嘉庚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经党解释工作，陈嘉庚才理解不提。陈嘉庚先生此后和毛泽东一生至交，终生不渝（注1）。

左陈嘉庚南洋华侨  右毛泽东

加拿大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4日－1939年11月12日），医学博士，加拿大医师、医疗创新者、人道主义者。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白求恩1938年3月31日，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1938年3月31日，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人。1938年8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

1938年4月1日夜，毛泽东在办公窑洞里会见了下午刚刚到达延安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以及他的助手尤恩护士。

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说：“白求恩大夫，我们将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外人了，不要见外哟！”

毛泽东向白求恩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及国共两党的关系，论述了自己对抗日战争前景的看法，详细地谈了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还专门谈了医疗问题。

白求恩大夫告诉毛泽东，他在来中国之前，就知道延安缺医少药，路经香港时，曾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运一批药品到延安。毛泽东又谈到白求恩的工作问题。

突然，毛泽东像发现什么似的问一直坐在旁边吃葵花籽静听谈话的尤恩：“你怎么不说话呢？我问你，你看白求恩大夫的样子像不像列宁？”“像呀！只不过白求恩的后脑勺比列宁的更好看。” 他们越谈兴致越浓，越谈越觉得没有拘束。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从亚洲到欧洲，从美、英各国谈到了苏联。会谈结束时，天已经亮了。

白求恩在日记中记写这次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况时说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窑洞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地坐着。倾听他从容不迫的谈话的时候，我想起了长征。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之一。（注1）”

1938年，有一次，白求恩在病房里看到一个小护士给伤员换药，发现药瓶里装的药与药瓶上标签名称不一致，也就是说，药瓶里的药不是应该用的药，如果药用错了，会出问题的。白求恩严肃地批评了那个小护士，告诉她，做事这样马虎，会出人命的。 白求恩用小刀把瓶子上的标签刮掉，并说：“我们要对同志负责，以后不允许再出现这种情况。” 小护士挨了批评，脸涨得通红，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白求恩心里很生气，但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请你原谅我脾气不好，可是，做卫生工作不认真，不严格要求不行啊！”事后，白求恩向政委提出，要加强教育，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才能把工作做好。

1938年6月，白求恩在五台县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讲授输血技术。“输血”在当时是一个比较难的技术，中国在大城市只有少数几家医院才能开展。在野战医疗比较差的条件下输血，是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白求恩首先详细讲述了采血操作、标准血型制作、血型鉴定、配血试验、储存、运输、保管等基本知识，接着推来一名胸部外伤的患者，32岁的卫生部部长叶青山第一个献了血。验过血型，白求恩让叶青山和病人头脚相反躺在床上，拿出简易输血器。带着针头的皮管连接在他们靠紧的左右两臂静脉上，皮管中间一个三通阀门，阀门上联着注射器。白求恩把阀门通向叶部长，抽拉针栓，殷红的鲜血便流入注射器，再转动阀门，血液便流入患者体内。大家热烈鼓掌，战地输血在中国军队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第二个病人推来了，白求恩主动躺在了他的身旁不容置否说：“我是O型血，抽我的。”白求恩因此被群众称赞为“群众血库”。

1939年夏，白求恩在晋察冀卫生学校学习，讲授《野战外科示范课》。刚一上课，白求恩先对护士赵冲说，把“卢沟桥”打开。“卢沟桥”是白求恩为野战手术而设计的一种桥型木架，搭在马背上，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器械。护士把“卢沟桥”搬下来，拿出东西，不一会，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一一就绪，医生、护士、司药、担架员、记录员各就各位，简易手术室就布置好了。下一步是示范伤员进入手术的过程，伤员从门外抬入、搬动、解绷带、检查伤情、换药、包扎或手术都井然有序。第三步是手术室的撤收，全部用品有条不紊地归位，最后把“卢沟桥”驮到马背上。 白求恩大夫说，当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刻准备上前线。

1939年7月间，连续十几天的特大暴雨使唐河水位猛增，泛滥成灾的洪水威胁着河北完县神北村。几名老乡死死地把白求恩抱住，不让他去冒险。白求恩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洪水威胁着卫生学校的安全，上级决定将学校转移到河西岩。白求恩知道后立刻找到学校要求参加了突击队。没有渡船，大家用大笸萝绑在梯子上当运载工具。白求恩和突击队的小伙子们跳进水中，十人一排，手挽手，一趟一趟来回运送着物资。

在未来中国之前，1923年秋，33岁的白求恩到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结识了22岁的英国姑娘法兰西丝。白求恩对法兰西丝一见钟情，很快两人结为伉俪。 一年后，白求恩染上了肺结核。 白求恩对妻子说死神就要来到他的身边，不能把肺病传染给妻子，要和妻子离婚。尽管白求恩反复“动员”，可妻子法兰西丝一再拒绝。白求恩只好硬起心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书。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感染了败血病。生命垂危时，他给聂荣臻写了封信，把遗产一一分给战友们。他也想起了法兰西丝。他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他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并要求向她说明，自己十分抱歉，同时也告诉她，自己曾经是很愉快的。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4个月里，行程750公里，做手术300余次，救治大批伤员。 1939年11月12日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

在白求恩去世后白求恩去世后，毛泽东为了悼念他，专门写了一篇《学习白求恩》，悼念这位国际友人无产阶级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驱除日本帝国主义而献身中国，这种精神：“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已的动机，把中国人的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白求恩同志是一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为了国际主义医务，实行就死负伤，人道主义做出了伟大贡献。毛泽东的文章在1939年12月21日发表。

注1：《毛泽东在延安的故事(图)》2013年08月30日13：15 |，《他在延安只待了8天，就预言：中国救星是毛主席！》作者：卫泱 。

美国认知和评价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转折性胜利，而中国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了大溃败。这对世界抗击法西斯站战争一个不利因素，震惊了美国朝野，罗斯福总统对此深感失望，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面的腐朽无能。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面临突然崩溃现象，这对整个抗战不利。罗斯福开始谨慎地思考，如何改变一味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形势想这样发展，使他感到必须找到新的抗日力量来将战争进行下去目的。

在中缅印战区的美国军人，如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驻华外交人员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等，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憎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随时准备内战的卑劣行径，对国民党在抗日方面的无能尤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基于对战争前途的考虑，他们更早地积极主张正确评估中共军队的力量，迫切想要求与中共合作抗日。

约翰·戴维斯为史迪威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美国应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观察组的理由。戴维斯认为，美国对中共由于缺乏直接接触和交流，信息都是二手资料，美国的信息来源存在严重偏差性和不准确因素。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也想接受让美国人观察的想法的，如果美国人此时不抓住这个机会机会，中共就可能改变主意。如果美国将成立一个美军观察组会直接获取中共的信息那该多好呢，同时也可以限制蒋介石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戴维斯的这一建议随后转送给罗斯福，引起了罗斯福的高度重视。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鉴于美国在华北地区的信息极为贫乏，立即向这一地区派出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增强情报的交流和观察未来行动非常必要的，要求蒋介石予以支持。蒋介石迫于压力，表面上答应会予以协助，却并没采取任何实际行动。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要求蒋介石批准这个军事观察组，并说它能为蒋提供有关新疆边境问题的情报。在蒋介石看来，到访延安的军事组织就意味着美国将与中共合作，这使蒋介石极不希望和看到的现象，因此蒋介石一直抵制派遣美国官方使团到延安的原因。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带着罗斯福的特别任务访华，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表明了美国希望国共团结的愿望。7月，蒋介石不得不正式批准美军观察组。华莱士的访华终于促成了“迪克西使团”的建立。

在美国人眼里看来，中共控制的根据地有点类似于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地带——迪克西，于是称这一组织为“迪克西使团”，戴维·包瑞德就任团长。继包瑞德之后，担任团长的还有威尔伯·J·彼得金中校、伊万·伊顿上校、杨照辉。第一任团长包瑞德是个中国通，能用中文阅读和交谈，而且在中国有着良好的人缘和口碑。鉴于他为抗战做出的努力，1944年秋，中缅印战区总部授予包瑞德上校勋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延安各界代表参加了授勋仪式。

中共获知美军观察组组建的消息，发表声明欢迎美国观察员进驻延安并承诺绝对的合作，以及给予直接通讯、自由通行与活动的自由。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迪克西使团”的成员分两批正式来到延安。下了飞机后，观察组的成员们乘上卡车，在延安居民具有浓郁陕北特色的打鼓声中，穿过道旁雄赳赳列队的士兵，进入了这个另他们神圣向往已久的城市。

毛泽东修改了8月15日《解放日报》关于评价观察组来访的社论，在原来的标题“欢迎美国军事观察员们”中加了“我们的朋友”字样。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使团的到来是抗战后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它表明，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与态度趋向良性，是中共外交的新开端。美军观察组向中共说明了他们此行的目的，除了组织空军救援和收集日军情报外，还包括考察共产党军队的武器与装备，但未做给予中共装备供应的承诺。叶剑英负责同美军观察组讨论具体问题。

毛泽东和朱德到达延安机场迎接“迪克西”使团成员

毛泽东、朱德迎接

正在延安访问的一位外国记者冈瑟斯坦因，记述了自己的观感。他说：在整修机场的队伍里，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刚刚还在欢迎人群中的叶剑英正挽着袖管在路边劳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要说身居高位的将军，就连普通下级军官也不可能和士兵一起劳动，而这里却截然相反。刚刚到达延安的观察组成员们，第一次亲身感到了浓厚的官兵平等氛围，这给他的印象非常好。

朱德老总热情欢迎“迪克西”使团成员

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为他们举行了当时延安最盛大的欢迎宴会。这些美国人面对中共最高领导人多少有些拘束，毛泽东在宴席中则显得幽默风趣，平易近人，他对观察组的成员开玩笑说，你们知道你们的重要性吗？你们的副总统，都要亲自飞到重庆去，去向委员长做说客，为你们放行。毛泽东的幽默打消了美国客人一时的拘谨，他们争先恐后的向毛主席和朱德敬酒。

毛泽东与谢伟思

约翰·谢伟思是观察组成员里中文说得最好的，他甚至能听懂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谢伟思表示，他希望有机会和主席在很多方面进行单独的交流，毛主席会意地笑着回答：“那好吧！你到了延安就有机会了，如果能到延安观察后，再谈内容就会更丰富。”

为让使团更多的了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他们提出到各地区各部队考察的要求，给予了最大满足。8月24日，使团成员到南泥湾观看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的训练，4月19日至11月5日，使团成员约翰·高林和赫伯特希契等人，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8月17日至少21日，组长包瑞德去绥德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这些考察，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个，几乎是全新的，完全不同样中国。

“迪克西使团”成员最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和毛泽东有更深入的交流和了解。毛泽东也知道他们的想法，中国共产党也最需要这方面通道，打通一个新的渠道，就像之前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让西方世界更为广阔的传播，再次让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被外界了解，尤其是被美国政府了解。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和谢伟思进行了数十次见面或谈话，谢伟思将这些内容全部整理成了珍贵的报告资料，发给了美国政府。

谢伟思发往美国政府的有关延安考察的总结报告

这份报告就是谢伟思发出的，一共有四页，内容非常完善。报告开始，谢伟思先事实呈述了亲眼所见的共产党人，以及在国民党的包围下与共产党合作的困难。随后他写道：“应当承认，支援共产党部队的困难很大。但是这些困难是值得被克服的。”这份报告详分为A政治，B军事两大类。每一大类又分为5到7个具体内容。详细介绍了半年来与毛泽东对谈的内容以及亲眼所见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点点滴滴。最后得出了这样一句结论：”从所有这些政治和军事因素的综合考虑出发，我建议，美国应该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援助并与其合作 ”。

收到了谢伟思的秘密报告后，美国政府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也因为被称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使美国政府第一次直接地了解到延安的真实面貌。

1945年底，杜鲁门总统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特使访华。马歇尔的访华任务，说服蒋介石召开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主要政治团体代表出席的大会，以和平民主的方式统一中国，结束爆发的内战。马歇尔到达重庆后，派飞机从延安接来美军观察组组长伊顿，伊顿就他对中国的观察做了一个汇报。

经过马歇尔等人的斡旋，1946年初，国、共、美三方组成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46年4月初，三人军事委员会来到延安，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

马歇尔尝试着为中共与美国未来的合作创造一个基础，这样一来，“迪克西使团”还得继续存在下去。

马歇尔出使延安将美国决策者们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趋向自我灭亡，却考虑到战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美国不能完全撤走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尽管中共日益强大且获得越来越多的人心，但他们始终认为中共在与苏联合作，美国从政治因素和利益上绝不能支持中共。

乔治·马歇尔将军

马歇尔也无奈离开延安，美军观察组作为观察员的作用结束了，大多数工作人员离开了延安。4月11日，伊顿整理完美国在延安的财产清单，将7辆汽车、大部分无线电设备、衣物等转交给中共，自己去了上海接受新任务，表明延安观察组正式地结束了。

4月13日，重新命名的延安联络组开始工作，杨照辉上校担任组长。延安联络组被北平军调执行部下属的军队改编组管辖。联络组每天两次同北平执行部保持无线电联系，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送信的飞机每十天飞来一次，为联络组沟通外界服务。美国军事人员从延安的陆续撤走，使联络组人员锐减，曾一度只留下杨照辉与下士约翰·罗宾逊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紧张，北平军调执行部于1947年2月5日正式关闭，这样国共之间合作的大门关上了。1947年3月11日，塞尔斯上校等延安联络组成员全部由延安奉命飞往南京。他们的离去，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与中共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结束了。

虽然“迪克西使团”最后离开了延安，却他们在延安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活动。他们认真听取了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所作的报告，对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有了基本了解；他们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中共军队军事素养与作战能力有了直接了解和认可；除在延安附近活动外，他们还不断派出小组或个人到敌后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例如，1944年到1945年期间，美军观察组派了三批军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其中，彼得金中校去了阜平，约翰·高林上尉与路易斯·琼斯中尉去了晋察冀边区，惠特尔赛中尉还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还组织对美国空军的救援工作，把落难的空军战士送回国内。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活动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大量报告。这些报告内容广泛而具体，包括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等，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在这些报告中，“1945年的政策建议”是最为重要和引人瞩目的，它包括卢登与谢伟思共同撰写的《美国远东政策的军事弱点》和谢伟思起草的《中国的局势》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共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他们主要依靠民众，而大多数民众都在日军后方，几乎不需要报酬也会充当情报员；中共军队的士气高昂。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国民党官员大多素质低下，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在其控制的地区，租借法案的物资大部分都在进行买卖。报告还说，人们痛恨为国民党当兵服役，为了防止士兵逃跑，经常把他们捆绑起来并关押在监狱里；而在中共控制地区，没有人拒绝服兵役，也没看到军官虐待士兵。国共之间的鲜明对比给谢伟思、卢登等美军观察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那就是无论从当前美国对日作战方面考虑，还是从战后美国保持在远东长远利益出发，都应放弃只单纯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避免把美国的利益同蒋介石集团的命运绑在一起。然而这一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从其自以为是的战略需要出发，反而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迪克西使团”的历史作用，我们不能忘记1944—1947年间在延安的一批有良知的美国军人所起的宣传作用(注2）！

注1：《1944年美国对毛主席和共产党人的评价！》湖北卫视大揭秘发布时间：2018-02-1308：46湖北广播电视台旗下帐号。

注2：《1944年美国“迪克西使团”出使延安始末》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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