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蒋介石为什么八百万美式武装的军队，最终没有打得过到延安时只剩下几万人的红军，最后被赶到台湾一个小岛上去了，这些年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但归结到一点，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指挥，由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而毛泽东思想归结到一个核心理念，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个思想的确立，是从建军一开始就确立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胜利了，是因为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一批军事政治精英和穷苦大众的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形成了不怕苦不怕死的拼命精神。
但是，这种理念的形成过程，也是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1927年9月28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位于江西永新的三湾村时，这个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在到达三湾以前，由于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还很不明确，于是大量士兵逃亡，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整编，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原来部队叫工农革命第一军，整编后，改叫“第一师”第一团。
永新离井冈山60公里，当时，井冈山上有两个绿林好汉，这两个好汉，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这儿有两个好汉的信息告诉毛泽东的，是江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宋任穷。宋任穷揣着省委的信赶到了文家市，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了毛泽东。不要小看这封信，这是促使毛泽东上山的第一步，也是他与普通百姓建立关系的最早开始。毛泽东派人联系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要率红军上井冈山，袁文才是有疑虑的。他写了一封内容婉转的信给毛泽东说：“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这封信无疑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这封用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刷的《四书》里，幸运地保存下来。再后来在湖南株洲的旧书市场上，被收藏者发现并且收藏。使这一文物得以流传。
但我们不知道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怎样的回信，我们只知道，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这封回信，深深打动了袁文才，他后来说：毛委员是真正有大学问的人，看了他的信，真的是胜读十年书啊。袁文才派来与毛泽东接头的代表叫陈慕平。因为这个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过毛主席演讲，就是他把毛泽东的回信交给了袁文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认为毛泽东此举就是投靠了土匪。毛泽东自己则当了山大王。
毛泽东确实是在井冈山起家的，但他依靠的确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劳苦大众称为“人民子弟兵”。至于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精髓，早就深置于中国的军事制度之中。所谓子弟，对应的应该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也曾经说了一句：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但是什么是父老？这得研究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古代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扶危济困，替老百姓抱打不平的好汉，这些好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心。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便应召入伍，打完仗再回来，用今天能够理解的话说，老百姓叫这样的人为父老。
所谓父老，就是基层的复员军人，就是军烈属。从宋朝以后，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家族制度代替了过去的保伍制度，基层有了朱熹的乡规民约，但是没有了军事编制，基层有了乡绅，但是没有了军烈属。王安石变法，就是要在基层建立保甲保马制度，而到了明代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恢复了秦汉唐的保伍制度，并且立足这样一个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江西永新就是被官府和地主压迫的客家人的故乡。与毛泽东一样，王阳明也是在永新靠收拾客家人人心起家，开始了本是一介书生的军旅生涯。当时的王阳明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建乡村，而重建乡村不是靠朱熹的乡规民约，而是让每一个基层小民，发挥主体作用。用毛泽东后来说法，叫发动群众。
怎么叫发动群众。1917年，毛泽东才24岁，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即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毛泽东1973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贤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家，而贤人代表得就是老百姓，代表的是基层领袖，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乡村的治理，便转入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就是启发百姓的觉悟。这种思想有一个主导，即以百姓为父老，才可能带出子弟兵。毛泽东正是从基层百姓那里，发现了天理与良知。正是依据这样一个思想，早在党的六大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一个重要理论，在闽西他写了一篇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就如何联系人民，把人民作为父老而不是一切从本本出发，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最早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问计于父老，才能找到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毛泽东为了确保部队与人民的关系，把他的治军理论概括为朗朗上口的王道。这个王道，毛主席为了便于基层好读好记，干脆编为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此在全部队推广。就在井冈山的路上，毛主席颁布了这样的部队规定：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借门板要还，等等，到后来不断完善，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毛泽东又为部队制定新的组织形式，士兵委员会。经过九死一生，毛泽东才把起义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就在毛泽东和袁文才接洽的时候，驻守在湘赣边界的起义部队突然举行哗变，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队伍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毛泽东脚伤未愈，便拄着棍子从井冈山赶到茶陵。这天正是毛泽东生日，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在会场当场揭露陈浩的叛变行为，宣布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毛泽东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支队伍，从茶陵带到了宁冈。
1927年11月，红军稍微稳定以后，毛泽东领导的第一师便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教导队，毛泽东亲自授课，这就是抗大的前身，也是国防大学最早雏形。毛泽东通过这种办学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叫做收拾民心的阶段。收拾民心，不仅仅靠纪律，更主要的是靠与人民同甘共苦。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曾经就一个问题专门请教毛泽东主席，他说：“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获得过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是怎么启发农民这么勇敢跟着你革命的。”毛主席很淡然回答：“很简单，我们共产党人与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农民战士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还把它分给农民。1956年，毛主席在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赞成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和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赞成完全平均主义。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1949年我们开会时，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加薪水，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的意见举了个例子，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当时告诉他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过去我们就这样干过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干呢？我们只有这样干了，才不会脱离群众。就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有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柏拉图在名著《理想国》有一句名言：百姓利益守护者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柏拉图还说：这个黄金，就叫做道德。
我们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一大批有灵魂的政治和军事精英，而这个精英队伍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挫败秋收起义哗变之后，毛主席很不容易把队伍带到井冈山。
1928年1月，毛泽东布置部队分兵下乡，宣布六项注意：还门板、捆蒲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4月下旬，朱毛红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党代表。在会师大会上，毛泽东首次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朱德毛泽东会师的牵线人是毛泽覃。大革命失败后，他的小弟毛泽覃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逃到南昌，追上了周恩来的起义部队。周恩来便分配他到叶挺部下工作。1927年底，朱德派他去井冈山联系毛泽东。毛泽覃最终找到了哥哥，也把起义的残部带上了井冈山。
1927年十月到1929年二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红军，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由原来的1000余人，发展到10000余人。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这个思想，到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了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这一年的年底，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来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在后来的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红四军，他们是：朱德、林彪、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人民观的赞成还是反对。说到底就是对农民队伍的认识问题。在莫斯科六大当时形成了以工人为主导的领导层，这主要受到苏俄革命理论的影响，有人照搬苏俄经验。其中有些领导认为，井冈山就是一个土匪窝子，红四军不是布尔什维克组成，而是由流氓无产者组成，有些人主张就是要清洗。在这些被清洗的人中，其中就包括袁文才和王佐。
1928年在莫斯科六大做出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其中第七章关于“父老与子弟兵”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的内容，这明显是针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及其实践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在暴动期间帮助过共产党的土匪头子，必须实行清洗。那时的共产国际和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中共中央，对什么叫子弟兵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本不知道，对中国传统基层蕴含的革命性力量更是缺乏了解。
这时候发生一件事，1929年1月14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3600名红军离开井冈山，希望以此调虎离山。指示刚刚上山的彭德怀同志负责留守，让袁文才王佐协助他负责留守。就在这个期间，党的六大文件开始传达到了井冈山，正是因为文件内容，使留守部队发生内讧，恰恰朱德毛泽东下山了。结果袁文才和王佐属于六大文件被清洗的对象。在被追杀的路上，袁文才被击毙，王佐在追逃时掉到河里活活淹死。这表明六大的错误决议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怎样的损失。
袁文才和王佐是迎接毛泽东上山的好战友和同志，毛泽东听说后是怎样一种悲愤心情。毛泽东是在返回井冈山路上知道这一消息的，毛泽东非常悲愤和恼怒。一直到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他还惦记着这样两位好同志。接见井冈山代表时，毛泽东拉着王佐和袁文才遗孀的手说：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我是毛泽东啊！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端详了好久，方才说：毛委员，是您？您回来了？您胖多了？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则说：毛委员，您记得吗？那天晚上在茅坪开会，我炖了鸡，您那时好瘦啊。说完，兰喜莲泪如雨下。毛泽东连连叹息，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胜利都是有大贡献的。
接见完了，毛泽东夜不能寐，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其中有诗句曰：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犹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表现了毛泽东对这两位红军干部的深深怀念和惋惜。袁文才和王佐，在毛泽东眼里，代表的是井冈山父老。是真正的大侠。
离开了父老，红军自然无法在井冈山立足了。上井冈山是九死一生，下井冈山，同样也是九死一生。在下山途中，毛泽东亲历了他一生最为危险的战斗，并且这一次毛泽东亲自持枪带着警卫排作战，也是唯一一次。有人说毛泽东一辈子没摸过枪，是不准确的。1929年的2月10日，是大年初一，在距离江西瑞金60里一个叫大柏地的地方，红军与追剿他们的湘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在战斗最为激烈时，毛泽东提枪率领警卫排向敌军发起冲锋，激战整整一天一夜，才全歼敌军。一年以后，毛主席率部行军由闽西去赣南，又一次经过大柏地这个地方，毛主席无法自己，想起了一年前在这里的作战，提笔写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这篇著名诗篇。毛泽东自己回忆说，这首诗是在马上吟诵的。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离开了人民我们一事无成
这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简洁平实，明白晓畅，同时又波澜起伏，抑扬有致，意象择取和遣词造句都匠心独运，精彩毕现。全篇于质实凝炼之中，寓深远宏大之意，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澎湃着昂扬的激情。词中也不避革命征途中的困难，让人在为广大工农武装不畏困难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信念所震撼、感染的同时，又分明体会到征途上的艰难险阻，感受到革命成功之不易。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雪里行军情更迫这一句，毛泽东主席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并不是雪里行军情更迫，是1957年该词发表时，有人建议改成了这样一句，原词是“雪里行军无柏翠”。
至于为什么原词这样写，还有关于闽西的故事。大柏地之战后，红军离开了井冈山，离开了井冈山，红军去哪里呢？毛泽东为红军选择第二个落脚点就是闽西。闽西就像井冈山一样，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客，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客家的说法，远可以追溯到北宋。宋代人把人口分为客户和主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地主。而客户则是无土地的佃农。北宋灭亡后，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南方，由于平地早被当地人占领，所以，这些迁徙来的人口只能聚居山区，这些聚居于山区的人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都是由中原今河南迁来，能吃苦能战斗。地主和官府从那时就是客家人的对立面，而客家文化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传承。
毛泽东1929年3月率领红军来到闽西，在占领长汀后，红军立即夺取了一个被服厂，从那时起，本来衣衫褴褛的红军，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服装。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再占龙岩、永定，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当初红军第一天进入龙岩时，当地客家人纷纷上街，要看看传说的朱毛是什么样子，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却斗志昂扬的军队，这支队伍只有一匹马，那匹马上，驮的是个得了疟疾的小兵，而牵马的则是军长朱德。毛泽东则是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军衣，是穿了蓑衣来到的。从1929年3月到1934年10月，红旗一直在闽西飘扬，闽西根据地存在了五年。它是陕甘宁以外，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的苏区。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闽西站住脚跟，除了后来为人所知的张鼎丞、邓子恢的呼应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又一位闽西“父老”的帮助有关系，这个人叫傅柏翠。这个是传奇人物。他的传奇，与海陆丰的澎湃特别相像。
傅柏翠，1896年生，小毛泽东三岁，是上杭县蛟洋镇一个大财主的儿子，1914年赴日本留学过，1917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在湖南苦读《伦理学原理》和《读史方舆纪要》。留日期间，傅柏翠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成为福建第一个开业律师。他不仅劝说父亲把土地分给农民，还他替穷人打官司，专与衙门官府对抗。在整个闽西，一时受到百姓赞扬。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傅柏翠号召组织起了一个1000多人的农民自卫团，军阀们既恨他又怕他，说他是学生皇帝，而闽西百姓爱他敬他。称他是闽西百姓王。年轻的傅柏翠被闽西百姓称为父老，而他组织的农民自卫团，成为闽西第一支子弟兵。大革命期间，他曾在上杭县国民党党部工作，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要加入共产党，但因为他出身大财主，入党申请被拒绝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傅柏翠再次向福建特委书记罗明提出申请入党，这一次他的申请被批准了。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就像海陆丰的澎湃一样，傅柏翠背叛了自己的阶级。1927年8月，就在共产党到处被屠杀的紧急关头，傅柏翠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入党可以说毫无个人私利，就是为了追求信仰和真理。1927年9月，傅柏翠受党组织委派，迎接南昌起义的残部入闽，因此结识了周恩来和陈毅。1928年6月，傅柏翠发动福建上杭农民暴动，参与创建红七军，1929年3月，他迎接井冈山下来的毛泽东和走投无路的红四军来到自己的闽西家乡。
傅柏翠很有学问，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都有很深的学养，而当时的毛泽东被说成是混在土匪和草寇堆里的摇着羽扇纶巾的白衣秀才王伦。能够在这个穷乡僻壤遇见博古通今的傅柏翠，毛泽东大喜过望，很快两个人成为好友，他们立即成为至交和知音，从此擅长词赋的毛泽东和傅柏翠经常在一起唱和，谈古论今。虽然傅柏翠小毛泽东三岁，但毛泽东一直称傅柏翠为傅先生，且终生都没有改口。
傅柏翠特别钦佩毛泽东。初到闽西红军没有统一的服装，面目清瘦的毛泽东穿着一身蓑衣来见傅柏翠。于是傅柏翠立即将自己的坐骑给了毛泽东，可惜那马认生，一下子把毛泽东掀翻在水塘里，当傅柏翠把浑身湿漉漉的毛泽东从水塘里拉出来时，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一进闽西，红军有了自己的军装，而且每人两套，官兵一致。遇到傅柏翠，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知音。正像刘邦初入咸阳一样，毛泽东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入闽之初，毛泽东与傅柏翠二人开始了农民运动，开始组织农民，维护农民的权益。这个期间，毛泽东诗词充满乐观激情，写起来意气风发。比如，他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中写道：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越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这首词用极其精炼的语言，表现了闽西农民的革命热潮已经到来，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奔放的革命热情跃然纸上。在闽西，在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改编为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是林彪，第二纵队司令胡少海，胡少海的父亲是湖南大地主，胡少海是革老子的命。第三纵队是伍中豪，第四纵队司令就是傅柏翠，傅柏翠也是与自己的阶级决裂。
1930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军由闽西转战赣南，傅柏翠留守闽西。在这个行军途中，毛泽东想念傅柏翠，他写下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原词首句本为“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柏翠。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毛泽东后来谈到这首词说，“这首词是当时坐在马背上哼成的”，而毛泽东坐的马，就是傅柏翠送他的那匹宝马。
1957年，在人们的反复建议下，毛泽东才将“雪里行军无柏翠”，改成了雪里行军情更迫。可惜的是，傅柏翠后来遭受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打击，后来再度独立上山，再度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不过这个期间，毛泽东也被从领导职位赶了下来。但闽西上杭这个地方，出现了两位父老，记录下红军成长发展的足迹，一个是傅柏翠，另一个，便是曾经被习近平主席称为基督医生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那个时候，毛泽东结交的是绿林、侠客、父老，而这些人背后，站起来的是成千上万的子弟兵。一条浩瀚的汀江，环绕着客家人的美丽家园，闽西曾经接纳过万里逃难的中原人，而1929年，闽西再度成为革命摇篮，福建成为红军的福地和故乡。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就是诞生
写入党的历史的人民观。
游走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间，一个疑问不断萦绕心间：当年那么多闽西子弟参加红军，那么多闽西籍的子弟成为红军英雄，可为什么在1955年授衔时闽西将军并不多？当我们在闽西大地走了数日之后，这个答案便不言自明。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闽西与井冈山、与湘鄂西，与鄂豫皖一样，都是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根据地。人们说，福建是中国革命的福地，闽西是革命的摇篮。
1932年宁都会议， 毛泽东在指挥打了漳州战役的胜仗之后，被罢免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等几乎所有职务，只留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两个带有闲差性的名誉职务。理由是毛泽东没有执行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命令，虽然指挥打胜了漳州战役，但必须撤职。此间，虽然朱德、王稼祥等领导同志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但来自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不依不饶，一定要给毛泽东撤职处分。就这样毛泽东离开了主力红军，来到了闽西养病。
无奈地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的毛泽东，预感到由于党的错误路线占主导，红军可能要面临危机。要战胜敌人，摆脱危机，不能仅仅依靠江西苏区，必须要扩大和建设闽西苏区，一旦在江西苏区受困时，有闽西可以退守。所以必须在群众基础最好的闽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搞“扩红”。
在闽西的那些日子，毛泽东利用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开始了动员和领导扩红宣传，在他的领导和动员下，先后有四万闽西子弟兵参加了红军。长征开始后，这四万子弟兵有两万随队长征，有两万留下来掩护主力转移，承担断后任务。长征出发的两万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充当开路先锋。
两万留守的闽西子弟，在掩护主力长征转移的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大部分英勇牺牲，剩下的成为后来新四军的主力。据历史记载，就是这两万红军，在福建龙岩地区的连城，对敌人进行了最为残酷的阻击战。史书上称之为“松毛岭战役”，两万红军固守了十天十夜，牢牢守卫了苏区东大门。当然牺牲也极其壮烈。
当年在闽西曾经有一次极其惨烈的战斗。
1934年末，一支两千人的红军游击队在闽西武平大山里被敌人包围，苦战两日后最后全军覆没。80年后的2014年，一位进城打工回来的农民翻盖了新屋。可自从他搬进两层楼的新屋后便一夜也没有睡着，夜夜梦见一队队的红军在向他列队敬礼。无奈他向政府报告。当地政府闻讯，立即组织人力掘开了他的住宅房后，掘出的却是一堆堆累累白骨。原来这位农民的房子，就建在了当年游击队与敌人血战的战场上。据说发掘那天，天下起倾盆大雨，发掘不得不停下来。这些牺牲的都是闽西子弟。而跟随主力长征的两万闽西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担负开路先锋。这些闽西战士大部分战死湘江岸边。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授衔，革命根据地龙岩，仅仅才出了两个将军，而这两位将军据说至死都没有回乡，他们说：所有的人都牺牲了，自己活着回去了，何颜面见闽西父老。
长征的两万闽西人，如果说幸运的话，在屈指可数的有幸生存下来的闽西子弟中，一个名叫戴天福的战士是幸存者之一。他年龄很小，在漳州战役参的军，出身极为贫苦，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记住这样一个普通士兵的名字，原因是他一参军就在领袖身边，成了毛泽东的警卫员。过夹金山时，还是毛泽东背着这样一个士兵翻的雪山。
那是1935年的6月17日，毛泽东和他的红军要翻越夹金山了，那天，为了驱寒，毛泽东喝了一碗辣椒水，准备翻山。可半山腰上，大雪冰雹俱下。已经患了疟疾的警卫员戴天福倒在了雪地。毛泽东一看，赶紧拉起了他说：“小戴呀，你不能倒下呀，倒下就起不来了。来我背着你走。”就在毛泽东要背起戴天福的时候，另一个警卫员吴吉清赶上来背起来戴天福。而毛泽东就索性扔了手中的木棍子，一个背着，一个拖着帮着，三人一起十分艰难地翻越了夹金山。正是因为如此，关于毛泽东背警卫员的故事，后来便留在了红军的老战士的记忆里。但是，关于这个闽西士兵戴天福的故事，这还没有结束。更艰苦的考验在后边。
过草地时，是红军极其艰苦的阶段。张国焘要分裂红军，毛泽东率领右路军进入茫茫无人区。一进草地，便没了粮食。毛泽东下令，要杀掉几匹战马，把马肉分给伤病员吃。马杀了以后，下边也给毛泽东送来一块马肉。毛泽东看了看说：“我不是伤病员，怎么把马肉给我呢？快给戴天福送去。”
警卫员吴吉清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去休养连给小戴送马肉。结果不大会儿，吴吉清却拿了两块马肉回来了。毛泽东急问：“你怎么拿回来两块马肉？”吴吉清说：“戴天福不舍得吃，他要把自己分的这块马肉给主席吃！”毛泽东连问：“小戴人呢？”
吴吉清含泪说了实话：“主席，戴天福他牺牲了！他临终前，要我们好好照顾好主席，跟着主席为穷苦人打天下。”毛泽东拿着那块马肉，看了又看，怔怔地站在那里，泪水夺眶而出。许久许久，毛泽东面向南方，脱下了帽子，所有战士和毛主席一起脱帽肃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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