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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件 小 事
作者 司令璋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亲历几件小事，趣味多多。
一件小事
“文革”期间，我在文汇路小学任代理教师，学校进驻着由西北医疗器械厂派来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准军队编制，把书记称为指导员，他是一个张姓的转业军人，大家叫他张指导。此人一没文化，二没水平，更恶劣的的是作风不正派。
那些年，教师每周都要下厂劳动，在此期间，女教师李玉莲说了张指导几句闲言碎语，他知道后，立马打击报复，极力煽动年轻教师，特别是代理教师，给李写大字报：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因她家系地主成分），还有“什么蔓结什么瓜，什么阶段说什么话”……
我当时二十出头，张指导也来动员我，我推辞说“课没备完……”没写。晚上，张指导拿着别人写好的大字报，让我签上名，我心想，咱是个临时工，没必要介入纷杂的是非圈子，况且，此举分明是打击报复，故意整人，便予拒签。
第二天下午，工宣队给李老师开批斗会，几个人发言后，张指导点名让我发言，我说：“没准备好……”更滑稽可笑的是，他点名党员教师刘关秀发言，刘不但没批李，反而说李老师“这个人不错，工作挺认真……”接着，争先恐后发言者络绎不绝，把一个严肃的批斗会，变成了评功摆好会，弄得大家哄堂大笑，批斗会难以为继。
第三天中午，我正在上课，张指导让我出来，我说：“有啥事下课再说。”他暴跳如雷，把我的教本往院子一扔，揪住领口，硬是把我从课台上拉了下来。
那年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有风吹草动，谁还管上课不上课，顿时，院子里看热闹的师生里三层外三层，把我们围在中间。张指导声色俱厉地质问我：
“阶级斗争朝前站还是朝后站？”
我针锋相对：
“阶级斗争朝前站，故意整人朝后站。”
“你说工宣队故意整人？”
“工宣队没故意整人，你故意整人！”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反对工宣队就是反革命！滚，滚回你老家去！”
“滚就滚，滚回去也不整人！不过，我来的时候，周陵公社革命委员会给我开具了介绍信，我回去也得有个手续，不然我不走！”
“好，工宣队给你开一个。”
“不行，我来时的介绍信是革委会对革委会，回去也要革委会的。”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敢不认？”
“毛主席也说过，‘革命委员会好！’你敢不听？”
…………
突然，“让开，让开！”，随着吆喝声，人群中闪开一条道，校革委会主任苏髙升来了：“令璋，上课时间吵什么？回教室上课去。”同时，向围观师生喊：“都回教室上课去！”
我从地上捡起课本，回了教室，风平了，浪静了，教室里重新响起了朗朗的书声。
再说李玉莲老师，也不是平处卧的病猫，她发动风雨同舟的战友，给学校、大街、医疗器械厂门口、甚至市革委会门前，四处贴大字报，且写反映信，状告张指导，说他让学生喝尿（张把违犯纪律的二年级小学生，锁到老师房子，学生无法上厕所，就尿到老师面盆里。张指导硬逼学生把盆子里的尿喝了，其实学生只抿了一小口。），并煽动学生家长，提着尿罐找张指导喝；且向咸阳军管会主任李大队长（底张3860部队飞行大队），反映张指导的男女关系等问题，甚至还组织人员，深夜捉张指导的奸。工宣总队、教育局也来人，调查落实相关问题，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不久，西北医疗器械厂把张撤换了，李玉莲老师，转败为胜，她把那几个挑头向她发难的年轻人，骂得狗血淋头，迫使某代理教师自动离职，对我却很客气，还说我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1989年我调往区一初中，次年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学校所在上级，中山街办事处领导前来视察指导工作。“令璋！”我回头一看，李玉莲老师的爱人、时任中山办党委书记的李万英老师在叫我，故人相见，握手言欢。
他检查完工作后，来到我办公室，释怀叙旧之后，让我给他物色一个团委书记，条件苛刻：要是个党员，年龄要轻，要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并强调要个男的……我说，有现成的人选，他问是谁，现在哪里？我说，我侄子司哲柏，他现在周陵公社陵照初中任教。
话虽然说了，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当时从农村调进城，难于上青天，况且还要提拔重用，更是希望渺茫。各个环节，如学校、教育组、公社、区教育局、人事局，团委都要疏通，而我刚进城，两眼墨黑，这事可以说镜子里的肉夹馍一一可望而不可及。
突然，有一天，我侄子前来告诉我，他已经是中山街办事处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了，我喜出望外，前去亲自感谢李书记，岂料他说：“你给我们推荐的人选，经过严格地考察，完全符合要求，我们就任用了。最近，大家都夸你侄子这个人选对了。”
当我表示谢意之时，他说：“不必言谢，要说谢的话，我们及我本人应该重谢你才对。”
又一件小事
“文革”中期，我在周陵社会主义大学任教，有一天下午，教育局革委会主任李靖彦和干部陈世芳来校，调查文汇路小学出纳员张德勋有关经济问题，在边天成（社大书记）办公室把事情安排后，让我和陈到我办公室具体操作，如同男子乒乓球，双打变成了单打。
回到我办公室，看座沏茶之后，便进入主题。
陈问：
“你在文汇路小学任过代理教师？”
“是。”
“学校出纳员是谁？”
“张德勋。”
“张德勋在72年元月，给你们九名代理教师造了两份工资表，就是说一个月发了两次工资，有这回事吗？”
我一时记不清，再看看两份工资表上，都有我的签名，且准确无误。
陈接着说：“这一张工资表是假的，且xxx（代理教师）等已出具证明，说是张德勋伪造假工资单，套领了你们九个代理教师一个月的工资。”
我说：“这事不可能……但我的签名是真的。”
“你怎么可能一个月领两次工资？”
我无言以对……
经我苦思冥想，终于记起来了：当初学校每月4日发工资，代理教师与正式教师一样，但有个代理教师，4日领了工资，5日便不辞而别了，学校白支一月工资，且无法追回。
学校革委会主任苏髙升，给出纳员张德勋说：“今后，代理教师下月发上月工资，就会杜绝此现象发生。”从此，正式教师4日发当月工资，我们领上月工资。
71年底，教育局财务大检查，发现了这个问题，当即给学校指出，月初发工资是财务制度，不能更改，以免造成混乱。所以，72年元月，我们既领了上月工资，又领了本月工资。
我向陈说明情况后，他说我是瞎编的，且说代理教师xxx都签了字，证明是张德勋造假贪污，你这分明是包庇张德勋！
我反问：“别人既然能证明张德勋贪污，你何必来找我？你要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冤枉好人，更不能逼我就范，借我之刀去杀人，我绝不助纣为虐！”
两人争吵不休，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后，陈竞然站起来拍着桌子，质问我：
“你是什么党员？”
我那肯示弱，见了故意整人的人，便火冒三丈，也拍着桌子答：
“共产党员！不整人的党员！”
陈还说：
“你要遵守组织纪律，不准给张德勋通风报信。”
我更火了，把自行车给外面一推说：“我这就去找张德勋！包子总是虚的，蒸馍总是实的。”
李、边二人见我俩吵架，忙来熄火，说：“你俩真是张飞遇见李逵，铁矛碰到铜锤，有话好说嘛，不必吵闹。”说着，边把陈拉走了，李在我对面落座。我又尽地主之宜，沏茶以敬。狂风暴雨转成了和风细雨，犹如男子乒球单打，交换了运动员。
李是个老“运动员”，“文革”初期曾被关“牛棚”，且整瞎了一只眼，后来解放了、官复原职，只是把局长改成了革委会主任。
他不谈正事，却拉起了家常：
“司令璋，你家在司魏？”
“你家在齐村？李靖乐是你弟？”
“是的，今天星期六，我这就回家，顺便捎了这个外调（按规定，外调人员必须是两个正式党员）。
最后，还是言归正传，李严肃地交代：“你是个党员，就一定要对组织、对个人负责，实事求是，有啥说啥，有啥写啥。”我如实阐述，且认真的写个证明材料，交予他，然后跨上自行车，直奔文汇路小学，去找张德勋……
一周后，张德勋解放了，且当选为学校副职，直至退休。
再一件小事
“文革”末期，毛主席逝世，我当时在周陵公社社会主义大学（五•七大学之类）任教，但常为“八大员”角色，被公社拉差。当时国策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更是“狠抓”，天天严查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负责南片（苏家寨、郭旗寨、五庄及五陵大队），每天下乡巡查，回来向领导汇报。
有一天，我到五庄大队，翟书记告诉我，他们村有了新动向。说是毛主席逝世，广大社员沉痛悼念，大队部设了灵堂，让大家前去吊唁，可是四类分子翟崇超兴灾乐祸，还说大家是“掉毛呢”。我们大队已批斗他几次了。
那个年代，这就是件大事，谁都不敢懈怠。我让翟书记把四类分子翟崇超叫来，我单独审问，这到底是咋回事，让他原原本本交代。他说：“毛主席殁了，大队让社员停工，去大队部灵堂吊唁，不许我们四类分子去。闲着没事，同类范某给他说：‘没事，咱进城逛逛。’他回答：‘进城就要掉毛呢（花钱的意思）。＇”隨后，我又将范传来，得以求证，确系原版。
噢，原来如此。但仍须小心为上，回到公社后，我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向主管南片的领导，赵忠和副书记（赵是个教师出身，人品好，办事稳妥。）汇报后，他说：“此事你告我知，到此为止。”
不料，公社召开大队书记会，严查阶级斗争新动向，五庄大队翟书记又捅了娄子，说他们那里有……公社余书记（此人是个炮筒子，一触即发）问道：“为什么不及时汇报？”翟说：“我早都给巡片人员司令璋反映过了。”当会，余书记问我，我答：“我给赵书记汇报过了。”
此时，日色过午，赵书记一边应承：“司令璋给我说过”，一边慢呑呑地说:“都啥时候咧，饿得很，散会吃饭吧！”
吃饭期间，我看见赵书记端着饭菜，凑到余书记跟前，嘀嘀咕咕……
此事便不了了之。
几年后，我妈有病，我把她送到西藏民院医院住院治疗，第二天，她床头堆了一大堆鸡蛋、挂面、蛋糕及罐头等营养品，原来是同病室翟崇超之妻，把别人探望她时，带来的东西，全部送给我妈，并且感激地说：“我们全家謝谢你娃，谢谢您！不是你娃盖强（庇护），把我娃他大那回能整死！”
另一件小事
1998年6月的一天早上，我按时到校，上班前办公室已打扫得窗明几净，桌子上放着一张《西安晚报》，一个醒目的标题，映入我的眼帘，引言为：“渭城区以改革为名”，主标题为：“髙职中教师只发一半工资。”
我十分兴奋，在这关键时刻，教师给我撑了腰、壮了胆，鼎力相助。我知道我们学校有杨薇红、刘肖榕等几名注册新闻记者，这正是她们的专长。同时也预感，这下可捅了张区长的娄子，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九时许，我和校副总支书记、副校长奉命来到张区长的办公室，前到的还有一位区委副书记、两位区政府副区长及教育局长等人。
办公室气氛凝重而紧张，令人窒息。张区长气冲冲地把一张《西安晚报》甩给我：
“你看看这上面胡说些什么？”
我说：
“看过了，说的全是事实。”
张越发暴跳如雷，她一手把香烟狠狠地扖进烟灰缸，另一手把带酒的瓶子在桌子上弹得咚咚响：
“你们这是公开反对改革！”
“给教师发一半工资就是改革？那给你们咋不发一半工资呢？”我反诘道。
“文章里出现的、给区政府抹黑的那杨老师、肖老师，平时表现咋样？立马把他们调到北杜、韩家湾去（边远乡镇）！”
提起平时的表现，叫我咋说呢？单拿肖会玲来说，不敢隐瞒，有一次我巡视课堂，某班教室学生在自习，我问这节没课？学生说老师刚走，我便在大门口“守株待兔”，不一会，肖老师买菜回来了，被我抓个正着，她虽说：“下不为例”但心里总不愉快，而且有人告诉我，她在背后还……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如何选择？是落井下石、借刀杀人呢，还是挺身而出，救人于危难？我毅然选择了后者，作为学校领导的职责是管理好教师，优者褒，劣者帮，但在决定人前途和命运的紧要关头，一定要宽容大度，分清是非，坚决保护他们。再说，他们为了维护广大教师的利益，向社会大声疾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何错之有？为什么要加害他们呢？
于是我斩钉截铁地答道：“这两个教师一直表现很好，而且是我们专业教学骨干，缺一不可！”
听了我的回答张区长脑羞成怒，公然咆哮：
“像这样的攻击政府的人，还逍遥法外？”
我拒理力辩：
“人家根本就没犯法，咋能说‘逍遥法外’呢？我们教师的权益应该受到《教育法》、《教师法》、《职教法》及《工会法》的保护。”
“不要给我上政治，那么多法，咋遵守得过来呢？
“哈哈哈！”我不屑一顾，嘲笑这等官僚。此刻，我才深刻地理解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真正含义。与这种人辩论，有什么意义呢。
回校后，副职走了漏风声，杨、肖二位老师前来找我，打问消息。我安慰道：“你们好好上课，天塌下来，我的个子比你们高。”
过了几天，教育局要落实区上指示，杀鸡儆猴，督促处理杨、肖二位老师，并且有关领导来校威胁教师：
“这回一定要找出带头闹事的刺儿头，非做个娃样子不可！”
某女老师针锋相对，盛怒之下，动了粗口：
“对不起，你咬我的x，我没有！”
那么，这个烫手的山芋，如何处理呢？
本人有个信条：拿时间换空间。
凡事都讲究轻重缓急。职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司校长是：好事不过夜，立马办；瞎事是：等一等，看一看，人家咋办咱咋办。”
最典型的“急”的例子为，教师因不满工资减半，罢了几天课，我顶着张区长扣的“动乱奖”的帽子，每人发300元，周一复课，双休日突击发钱，严区长出面力阻，我回答：“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负全责。”
最典型“缓”的例子为：局上要求清理校内住房，这是个刀下见血的棘手事。四中校长李校长老实，冲锋在前，掉入陷阱，被碰得焦头烂额，四面楚歌，领导和群众都不满意，自己成了“猪八戒照镜子一一里外不是人”，且两头受气。我采取的办法是，只说不割，文件念了，按兵不动，等别人踢了“露水”，折腾出成熟方案，才动真的，问题便水到渠成，迎刃而解，领导群众皆大欢喜。
这回，遇见处理教师，包括裁员30人（我将渭城区给职中教师发一半工资的事，反映给省长程安东，市长李堂堂，他们勒令，立即恢复百分之百。尔后，张区长又节外生枝，说职中超员，让我裁员30人！）等，这些辣手事，切不能急，只能缓，你有你的六二五，我有我的小九九，最后，一个“拖”字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10年后春节，杨合心老兄来见我，他说他退休后一直住在延安，最近回来，带了瓶扶施酒，让我品尝，两位难兄难弟，情同手足，同酌共饮，千言万语尽在杯盏之中。
20年后的春天，在柳暗花明的咸阳湖畔，我与老伴散步，突然听见了有人喊我，循声望去，只见肖会玲像一只燕子向我们飞来，两位风雨同舟的战友，互致问候，释怀叙旧，滔滔不绝，留连忘返……
作者简介：司令璋，（1947～），陕西咸阳渭城区人，大学文化，理学学士，中学髙级教师，爱好文学，多年来，在多家电台、报刋及网络平台发表通迅、散文、小说、诗歌等近百篇。长期从事化学教学，兼搞教育行政，历任渭城区、咸阳市及陕西省教育工会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市、区化学教研员；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兼总支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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