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敢为人先”的资深翻译家李华英先生

青海   马学忠

一

惊悉知名学者、资深翻译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李华英先生于2022年12月21日中午1点零6分逝世的消息，不胜悲伤。17个小时后又收到李华英先生夫人也于22日早6点15分随夫而去的消息，惊愕夫妻同归，奇缘难得！李华英先生之子李海钦哀嚎：“一生相守，不离不弃，结伴而行。”

一支饱蘸激情、受命挥写中国穆斯林历史和现状的笔，从此永远停止，一颗爱党爱国、爱教爱民的赤子之心，仿佛仍在燃烧。

李华英先生为人正直，处事诚毅，毕生无愧，为了发扬他的爱党爱国爱教爱民精神，为了这位才华横溢的知名学者、资深翻译家的事迹不至于湮没在历史的波涛之中，本人不揣浅陋，从《中国的穆斯林》（以下简称该文）一文入手，试对该文及其作者，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寄哀思。

青年时期李华英

二

知名穆斯林学者李华英先生的《中国的穆斯林》一文，早在1980年已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从该文的题目来看，这篇文章很难在国内外产生“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轰动效应，然而，该文是当年《人民画报》根据中央的意图，为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而确定的重要选题。该文对反驳西方反华势力在宗教问题上对我国的诬蔑的不实之词，对推动党的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外读者在宗教问题上对我国的看法，端正了国人对伊斯兰的认识”。

所以，该文一经发表，就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交口称赞，并随之形成了争相传阅，以先睹为快的轰动局面，被翻译成21种文字，印刷100万份，在120多个国家发行。

李华英先生也因此饮誉中外，被誉为知名穆斯林学者，1985年获译审(教授级)学术职称，以至1992年起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对国家新闻出版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006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

但时至今日，仍有不知详情者说李华英先生当年因供职于《人民画报》，才得到了撰写《中国的穆斯林》一文的天赐良机，其撰写该文的偶然性极大，故对该文没有大书特书的必要。

但据笔者了解掌握的情况来看，不知详情者的说法是个极大的误会。因为任何事情的成功，无不取决于当事人幸遇良机。这一点是成功者必不可少的“外因”。但是，如果当事人本身不具备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即“内因”），那么，“外因”再好，也无济于事。

因此，如果说李华英先生当时在《人民画报》供职，而有了撰写该文的机遇，是他取得成功的“外因”的话，那么，其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怀及其深厚的回族——伊斯兰文化底蕴，则是他取得成功的“内因”。这就是说，“外因”固然是成功者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假若没有“内因”为之作后盾，其“外因”肯定无济于事。

应该说，当年像李华英先生那样具备撰写该文“内因”者，可以说不乏其人，但具备李华英先生所具备的“外因”者，则绝无仅有。从这个角度讲，他受命撰写《中国的穆斯林》一文的偶然性的确极大，但这并不等于说，李华英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敢为人先”仅仅是个偶然现象。事实上，李华英先生“敢为人先”的事迹并不乏其例。

1980年10月4日，李华英先生作为中国朝觐团的代表，出席了沙特哈立德国王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结束后，他在熙攘的人群中，无意中与一位台湾穆斯林哈吉撞了个满怀。在他见到对方友善地欲言又止时，便会意地向对方点了点头，并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说：“本人姓李，来自北京，见到你很高兴！”；对方十分感慨地回应说：“本人姓吴（也许是姓“伍”），是南京人，离开大陆30多年了，很想回去看看。”李华英先生热情地回应说：“欢迎！欢迎！我将在北京欢迎你。”从而打开了台海两岸穆斯林之间首次对话之门。但是，中国朝觐团内部对上述做法却毁誉参半，有人甚至认为此举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过，李华英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在日本，我国的兵乓球运动员可以与他们的美国同行对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台湾的同胞对话呢？”

由此不难看出，李华英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敢为人先”的超前意识，从中也不难看出，李华英先生“敢为人先”地撰写《中国的穆斯林》一文，绝非偶然。

所以，要想全面正确地看待李华英先生对伟大祖国和广大穆斯林所作出的贡献，要想客观地评价《中国的穆斯林》一文的历史贡献和意义，就不能撇开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大气候，而不能一味地就文章看文章，而应深入了解其时代背景和李华英先生的人生轨迹。

1988年李老师与王玉栋、张志华、林松访问伊朗

三

先生幼承家学，受其父母的言传身教，不仅从小受到回族——伊斯兰文化熏陶，基本上掌握了阿拉伯文词法和语法，而且在其小学毕业后，又先后在河南开封中学、山东曹县中学两个重点学校读完初中。

1954年，李华英先生考取了北京回民学院阿拉伯语专修班；1955年，在回民学院阿专班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后，他有幸师从知名学者庞士谦、陈克礼老师，以及查然、拉提夫、苏莱曼、阿里四位埃及专家。在这些中外学者的悉心培育下，他系统地学习了阿拉伯语文选、文法、修辞学、教法学、《古兰经》和圣训等必修课程，并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得益于回族教育家张沛纶老师。

令李华英先生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作为经学院首届毕业生，他与其他同班同学于1957年6月21日，有幸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四

命运仿佛跟李华英他们开了玩笑，正当这批莘莘学子踌躇满志，就要走上人生征途之时，来势凶猛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国家精心培养，而且大都学有所成的“经汉两通”人才中，竟有3人被错话为右派，有5人被列入右派边缘人物名单。影响所及，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经学院学生“毕业形同失业”。

无奈之下，作为这批出师不利者之一的李华英先生，从内地只身来到青藏雪域高原——青海省都兰县邮局做了4年的汇兑员。其间，他虽饱受高原缺氧、寒冷、孤寂和3年自然灾害之苦，但仍对前途充满信心。

李华英老师和夫人年轻时合影

五

一天，李华英先生无意中从报刊包装纸上，得知国家外文出版社设有阿文编辑室的信息后，遂将诗人何其芳先生的诗作《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译成阿文，同时附上自己的简介，一并寄给了外文出版社。

在该社任职的两位叙利亚籍阿拉伯文专家一致认为，这篇译作非同一般，故建议出版社将其译者调来从事翻译工作。就这样，李华英先生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调遣，于1962年3月12日抵京，到该委所属外文出版社报到。

李华英先生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翻译的一首诗竟然改变了其人生轨迹。干一行，爱一行的他，从那时起，始终以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在刻苦钻研翻译业务的同时，还旁及编辑，乃至新闻采访工作，从而使自己很快成为对外宣传战线上的一专多能的业务骨干。

由于工作能力强，李华英先生于1970年被任命为《人民画报》阿文版负责人。这真应了那句“大器先须小折磨”的古话。

六

在李华英先生从首都投身边疆，又从边疆回到首都的人生变故中，他的最大感悟是“36计，明哲保身为上计。”

然而，当李华英先生于1979年面对《人民画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意图，责成他撰写一篇介绍中国穆斯林历史和现状的文章时，在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怀的强烈促使下，他完全没考虑当时“尽管中央已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政策，但受习惯势力的影响，这项政策的落实仍有很大阻力，以至在‘四人帮’倒台3年之后，连北京的千年古寺（牛街礼拜寺）都还没有开放，偌大的中国还没有一个穆斯林有幸前往圣地麦加朝觐”的严峻形势，没有考虑“宗教问题在当时仍十分敏感，人们对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大都心有余悸”的严酷环境，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接受了这项颇有政治风险的重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优良传统，更体现出他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办事认真、见义勇为的优秀品德。

李华英先生在经学院毕业后，其阿拉伯语的专长虽得到了应有的发挥，但其伊斯兰文化知识的专长却无用武之地。尽管如此，其来之不易的回族——伊斯兰文化知识并未遗忘殆尽。所以，一俟国家需要他发挥这一专长时，他便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向国内外广大群众介绍中国穆斯林历史和现状的重任，并水到渠成地完成了《中国的穆斯林》这篇力作，充分展示出他渊博的伊斯兰专业知识和高超的写作能力，取得了旗开得胜、“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双重效果，令学界刮目相看。

在40多年前，白寿彝、纳忠和杨怀中等大家学者对这篇文章曾给予充分肯定。在该文发表30年之后，对该文予以充分肯定的专家、学者也不乏其人，其中，中央民族大学丁文楼教授评论说：“早在回族——伊斯兰学术研究还处于冬眠状态的30年前，李华英先生已言简意赅地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浓缩在一篇短文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功尝试！”

原北京开明出版社副主编、汉语专家陈砚田教授说：“李华英先生治学严谨，其《中国的穆斯林》一文，无论就其历史价值而言，还是就其写作水平而论，在回族历史上都有可能成为一篇‘传世之作’！”

凡此等等，无不说明该文在中国穆斯林社会影响之大！

《中国的穆斯林》一文的历史作用，说明这篇文章“绝不是一篇可有可无的应景之作，而是中国亿万信教群众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之后，为配合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而发表在国家级主流媒体上的第一篇，旨在端正宗教问题舆论导向的文章。”

七

值此李华英先生永远地离开我们的悲痛之际，当我们重读《中国的穆斯林》一文，再次冷静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从中不难看出，李华英先生过人的胆识和强烈的民族情怀，不难看出他爱国爱教的满腔热情，不难看出他始终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服务的耿耿忠心。

李华英先生虽逝世了，但他那平凡而伟大的业绩和高尚情操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

2022年12月22日夜

作者简介：

马学忠，网名，西海天马，青海省民和县人，曾任教师，钟情于法律，史学，文学，自由作家，善长诗歌，散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