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1年初，父亲叶培元在沔阳县彭场镇土地改革运动中参加工作，参加了一个乡的土地改革和一个乡的土改复查运动。1951年秋，任彭场镇政府民政助理员，后兼任镇政府秘书。
期间，在宣传新婚姻法过程中，父亲组织了彭场镇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结婚典礼，在当地影响很大。
1952年7月，父亲调沔阳县公安局工作，先后任县公安局政保股股员、副股长、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期间，无论是禁烟禁毒、追捕外逃，还是取缔反动会道门、平息械斗等，父亲都是冲锋在前，坚守在一线。
1954年沔阳遭遇大水灾，父亲参与组织灾民转移，负责安全保卫，一个背包、一把雨伞、一支驳壳枪、一双草鞋，走到哪里，都是日日夜夜和老百姓在一起，吃一样的饭食，一样睡地铺，而家人的安危他不得而知，也顾不上。
1957年，父亲作为带队干部，率近百人到赵西垸农场垦荒，用血汗将大片荒芜的茅草、芦苇、黄蒿地和数不尽的荒坟堆变成了一个有点模样的新农场。
1958年，父亲带领1400余名沔阳民工支援宜昌修建宜官铁路，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全部安全返乡。
父亲在沔阳县通海口工作时间最长，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父亲先后两次到通海口赴任，前后工作10余年。
我读小学时，常常暑假里搭货车、拖拉机去父亲那里呆几天。父亲整日繁忙，长期蹲点，即住在生产队农民家里，办试验田、调查研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常常看到，精干黑瘦的父亲戴一顶桐油漆得放亮的斗笠，白衬衣的袖子卷得高高的，脚蹬草鞋，裤腿常卷着，膝盖处是两个大大的补丁，办事、下乡总是一辆旧自行车，来去总是风风火火的。
常常回想起来，仿佛就是画上焦裕禄那样的神情与状态。
（二）
那时，我去父亲那里最高兴地是，借来连环画慢慢地看。夏天里有时晚饭后，常跟着父亲和他的几位同事去附近的通洲河里游泳。父亲游泳耐力很好，可以顺着河岸往下游好几里地。
记得有一次去父亲那里，他给我买了一件白汗衫，要我写一篇小作文，给我讲道理，一件衣服做出来是那么地不容易，要经过农民种棉花的辛勤劳作，还要经过工人纺纱织布等等工序。
我记得，父亲那时工资是64元，每月给家里40元，自己20余元用于生活、零用及抽烟，那时抽的是“圆球”、“游泳”之类的香烟。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在通海口两度担任领导那么多年，家里人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特殊待遇。
那时，我们家在县建设街小学附近的一片极为简陋平房小区里住了好些年，都是红砖砌的墙，顶上面是油毡，盖着大红瓦。
“四清”运动中挖了一条“四清河”，我们家的平房就在“四清河”旁。全家7口人，只有约30平方米的面积，室内地面是泥土的。
后来，父亲找房管所，与邻居们一样，顺着后面的屋檐加长了厨房，增添了一个小房。房子的后面，一度有一小片各家开的菜地，父亲有时到县里开会回家，便到菜地里种菜、浇水，还用棉梗扎牢四周的篱笆。
那时的家里，几乎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一个旧抽屉桌可以说是家里最好的摆设。装衣服用的是母亲从县制药厂买回来的蓝色四方形厚纸箱。那时，物价虽然便宜，但家里生活仍然十分拮据，我曾几次跟随祖母去附近街道小巷里找一位孤老太太借钱，每次借10元，下月还11元。
（三）
不管在哪里工作，父亲生就了敬业精神和耿直憨厚的人格品质，在任何环境下，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处处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群众关系极好，通海口等地群众和基层干部，都知道父亲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干部。
父亲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特别是对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更是恨之入骨。每每谈到某些不正之风、某些贪官污吏，他总是慷慨激昂，牙根子咬得咯咯响，一副忧国忧民的神情。他时常将现在的干部队伍现象与他那个时代的干部思想作风相比，发出许多感慨。
叶少雄简介
叶少雄，男，大学本科学历，武钢高级政工师，先后在武钢党委政策研究室、武钢有限责任公司、武钢集团工作，曾任湖北省青年自学成才协会副理事长、武钢青研会副会长，在《工人日报》、《中国冶金报》等媒体发表通讯、论文、散文等百万余字。还作为志愿者，担任武汉园博会园长，并主编《我来了，我是园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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