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是一种综合的文化形象，它在社会中的出现和意义也与统治形式息息相关。

前现代的酷刑社会与痛苦密切相关，它的权力空间里充斥着痛苦的嘶喊。痛苦被当作统治手段。阴森的节日庆典、残酷的刑罚仪式，以及那些夸张的痛苦表演，都使统治更加稳固。受刑的身体即王者的权杖。

电影《香水》

当酷刑社会向规训社会过渡，社会与痛苦的关系也悄然改变。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指出，规训社会利用痛苦的形式更为审慎，要对其进行严格的考量：“不再是直接的体罚，施加痛苦的技艺中呈现一定程度的审慎，一场更为细腻、更无声无息、也更低调的关于痛苦的游戏……：短短几十年间，那受尽酷刑折磨，被肢解、被残害，或脸庞或肩膀烙痕斑斑，或活着示众或死后暴尸，引得众人围观的躯体已然消失，将身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做法不复存在。”

福柯（中）法国哲学家，著名社会思想家、活动家；法国作家让·热内（右）

受刑的身体不再适合以工业生产为目的的规训社会。规训权力将好学的身躯打造成生产工具。

痛苦也被融入规训术中。

统治者继续维持着与痛苦的关系，借助痛苦这一手段，将戒律与禁令刻入顺从者的脑海，钉进他们的身躯。

在规训社会中，痛苦依然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它把人类当成生产工具来塑造。只不过，痛苦不再被公开展示，而是退入监狱、军营、疗养院、工厂或学校等封闭的规训场所。

从根本上说，规训社会与痛苦的关系还是很正向的。云格尔称规训为“人类与痛苦保持联系的形式”。

他所说的劳动者恰恰是规训的形象，在痛苦中锤炼自己。“不断努力和它（痛苦）保持接触的”英雄式的生活，其目标就是“百炼成钢”。

“受到规训的面孔”是“封闭的”，目光聚焦在一个固定的点上，而敏感的人所拥有的“精致脸庞”则“紧张、游移、多变”，任由自己经受“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刺激”。

痛苦是英雄主义世界观必不可少的元素。阿尔多·巴拉柴斯基在题为《对抗痛苦》的未来主义宣言中称：“越能苦中寻乐的人，就越深刻。一个人如果未曾深入人类的痛苦，也就无法从内心最深处笑出声来。”

英雄主义世界观要求人们将生命武装起来，以备随时遭遇痛苦。

作为痛苦之战场，身体必须服从更高的秩序：“当然，这一过程是以一个制高点为前提，它将身体当作前哨，人类可以远程将其投入战斗、做出牺牲。”云格尔将英雄式的规训与市民式的敏感（或“感伤”）对立起来。

市民的身体不是前哨，不是实现更高目的的工具，相反，他们敏感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它失去了那种让痛苦作为有意义之物而现相的意义视域：“现代敏感性之神秘在于，它契合这样一个身体等同于价值的世界。这一发现解释了这个世界与痛苦的关系，即把痛苦视为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力量，因为在这里，痛苦所遭遇的不是作为前哨的身体，而是作为主力军、作为生命本质核心的身体。”

在后工业、后英雄时代，身体既非前哨，也非生产工具。与受到规训的身体相反，享乐型身体逐渐呈现出一种拒绝痛苦的姿态。

它与更高的目的毫无关联，它自我欣赏、自我享受。对它来说，痛苦显得毫无意义、毫无用处。如今的功绩主体与规训主体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也不是云格尔意义上的劳动者。

在新自由主义的功绩社会中，戒律、禁令或惩罚等否定性让位于动机、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等肯定性。

规训场所被舒适区取代。痛苦失去了与权力及统治的一切关联。它被去政治化，成了医疗事件。

“你要过得幸福”是新的统治公式。

幸福之肯定性取代痛苦之否定性。作为积极的情感资本，幸福必须带来强大的功绩能力才行。

自我激励与自我完善使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十分高效，因为统治者无须大费周章就能应对自如。被征服者本身甚至对被征服一无所觉，误以为自己身处自由之中。他无须任何外来的胁迫，便在自我实现的信仰中，自愿地对自己进行极致剥削。自由并没有被镇压，而是被剥削殆尽。

“你要自由”比“你要顺从”更具毁灭性，它产生一种强制。

在新自由主义政体中，权力也具备了一种肯定形式，它变得智能了。与压制型的规训权力相反，智能型权力不会给人以痛感。权力与痛苦完全脱钩。无须任何压制行为，它也能应对自如。征服以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面貌现身。

智能型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引诱的、放纵的。它表现为自由，因而比压制型的规训权力更不容易被看见。

“给予礼物的喜悦” © Inge Morath

监视也具备了一种智慧的形式。我们始终被要求告知自己的需求、愿望与偏好，并讲述我们的生活。

全交际与全监视、色情裸露与全景监视合而为一。自由与监视难分彼此。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强制我们进行内心的反省，从而使我们忽略现存的统治关系。它导致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内心，而不去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性的探究。

有一些苦难本该是社会的责任，却被私人化、心理化了。

有待改善的不是社会状态，反而是心理状态。要求人们优化心灵，实际上是迫使人们去适应统治关系，这种要求掩盖了社会的弊端。

如此一来，积极心理学便证实了革命的终结。登上舞台的并非革命者，而是动机训练师，他们致力于消除不满，或消除愤怒：

坚决与痛苦做斗争的决心，也使人忘记了痛苦是社会传递的。

它反映了社会经济的扭曲，而这些扭曲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留下了痕迹。泛滥的止痛药处方掩盖了引发痛苦的社会关系。

将痛苦限定在医学、药理学领域，阻碍了它成为语言，成为批判。它去除了痛苦的客观属性，或说社会属性。

通过药物或媒介诱导出的钝化，使妥协社会对批判免疫。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的作用也如同麻醉剂。

这种社会性的长效麻醉阻碍了认知和反思，压制了真理。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那种生动地表达苦难之需求，是一切真理的条件。因为苦难是在主体身上施压的客观性，它所经验到的最主观的东西是客观传达的。”

西奥多·阿多诺（右）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

幸福预期将人类孤立开来，并导致社会的去政治化和去团结化。

每个人都要独自为幸福而奋斗，它成为一件私事。受苦也被解读为自己的失败。如此一来，便不再有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抑郁。

我们在胡乱医治自己灵魂的同时，却对那些导致社会扭曲的社会关联视而不见。被恐惧与不安折磨时，我们没有归咎于社会，而是归咎于自己。

然而，革命若要发酵，需要的是人们共同感受到的痛苦，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却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妥协社会将痛苦医学化、私人化，以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

慢性疼痛可以被解读为倦怠社会的病理现象，这种痛苦不会引发任何抗议。

在新自由主义的功绩社会中，只要倦怠的呈现方式是“我——倦怠”，那么它就是非政治性的，是过劳而又自恋的功绩主体的一种病症。它将人类孤立开来，而不是联结成“我们”。它区别于能创建共同体的“我们——倦怠”。“我——倦怠”是预防革命的最佳方式。

“巨型史努比在空中行走” © Sara Krulwich

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物化了幸福。幸福绝不仅仅是众多能带来更高绩效的积极情感之总和，它对优化逻辑避之不及，不可用性是其特征。

幸福中蕴含着否定性，真正的幸福绝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使幸福免于被物化的恰恰是痛苦。痛苦承载着幸福，使幸福长久。“痛并快乐着”并非矛盾的修辞。任何强烈的情感都是痛苦的。激情连接痛苦与幸福。强烈的幸福中也包含着痛苦的瞬间。

正如尼采所说，痛苦与幸福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一起长大，或者……彼此一起——长不大”。如果痛苦被抑制，那么幸福也会变得乏善可陈，成为一种沉闷的舒适状态。

不接受痛苦的人，也拒极度的幸福于千里之外：“各种各样的苦难如雪片般纷纷向人袭来，永不停歇，又如一道道痛之闪电加诸其身。唯有始终从四面八方直至内心最深处都向痛苦敞开自身，才能迎接那至美、至高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