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语之传盖不虚耳

当然，闽蜀同音还只是玩笑话，而闽蜀同风，则并非空穴来风。与苏轼差不多同时代的王得臣曾总结说，闽人和蜀人，“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世人发现，四川和福建在科举考试和佛教信仰上比其它地方发达，从而为觉得闽蜀之间在风俗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除此之外，这两个地方的人都喜欢攀“老乡”——“一路虽不同，相逢则曰乡人，情好倍密”。所谓“一路虽不同”，指的应是蜀人和闽人的乡土认同比较宽泛，不是以同州同县为认同，而是以宋代更高级的一级行政区划——“路”为范围，比起州县认同，路的认同可以构筑起一个十分庞大的同乡关系网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的“蜀”或“四川”，实际上并不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一级政区，而是分属于成都府路（益州路）、潼川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的四个政区，可是在宋代，不论是属于以上四路中的哪一路，蜀人似乎都有同乡的认同。这一点不同于其它地方的以政区现实作为乡土认同的标准，而是根植于地方文化的旧有传统。比起福建，在宋代始终为一路建置来说，蜀人的乡土情谊恐怕更为强大。

如果说科举发达与佛教氛围浓厚，以及好认乡亲，还只是一种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带节奏的话，王得臣接下来所说的两点，“亲在堂兄弟异爨”，以及“民间好蛊毒者” （王得臣《麈史》卷下《风俗》），则是直斥两地在某些陋俗上颇有些蛇鼠一窝之嫌了。

“亲在堂兄弟异爨”的现象想表达的是，当时四川与福建两地风俗不那么醇厚，由于不符合官方所宣扬的儒家伦理文化，因此可能经常受到官方文化的贬抑。而“蛊毒”的想象，在中古时代的士人群体中一直颇为流行，但宋代又有个新的特点。即福建和四川都是蛊毒的巢穴所在。曾经在福建做过地方官的南宋人洪迈曾说，“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蛊毒“积人气血以活”，中蛊毒之人，“晓夕痛楚不可忍”，“甚则叫呼宛转，爬床刮席，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 （《夷坚志》卷23《黄谷蛊毒》）。有意思的是，洪迈说蛊毒是通过畜养“蛇”、“金蚕”、“蜈蚣”、“蛤蟆”等物培痛出来，其中的“金蚕蛊”，据蔡條所说，正是四川人的发明。他在《铁围山丛谈》里记道，“金蚕毒始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

仔细梳理史料可以发现，闽蜀同风的说法起源甚早。王得臣说，五代时就有蜀人孙光宪撰文反对这一说法。而王得臣在上述所列的一翻考察之后，却认为闽蜀同风是真的，并且感叹“古语之传盖不虚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