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先到。果不其然,今年的10月18号这一天“赶巧”遇到了,两个如期而至,既迎来了“明天”,也“发生”了意外。与其说是一个特别难忘的日子,倒不如说经历了一个阵痛期。
下午每每和妻子沟通时,感觉她讲话和原先有所不同,语速比以前慢了“半拍”,语言不连贯而且夹带着结巴。不知何故,一时不知所措,但我本能地感觉到有异常,妻子一定是患病了。联想到前两天妻子说头有点不舒服,我自认为可能是脑部出了啥问题。这个时候,也许是没“经历”过这方面的病症,也没想到去查百度,就在社区的楼栋群里询问这种病症去医院需要挂哪个科室。信息发出后,接连收到了几位邻居朋友的回复和提示,针对这种状况应该挂“神经内科”。
那个时间段去哪里都需要提供核酸阴性证明的,尤其去医院这种场所。妻子的核酸报告上午刚“过期”了,原本打算下午做完核酸第二天再去医院为妻子做检查的。群里热心的邻居朋友等人催促我不要再等做核酸了,赶紧去医院走急诊通道,否则会错过最佳检查和治疗时间。听他们的言语和“催促”声,当时,自己也有点紧张,不容置疑八九不离十一定是病症出了问题。没有细想和多想,便找出妻子的医保卡火速将妻子带上车驶离小区直奔市三甲医院而去。
不知是本能的缘由还是“心急如焚”的缘故,一路“风驰电掣”般驶向目的地。
从来没走过急诊通道,不知道怎么走,这次算是真正体验到了,并且切实能够感受到急诊带来的“快捷”。到了急诊大厅,直奔“问询台”。问询台的工作人员大致了解我们急诊的目的和所要问诊的科目、部位、症状后,立即为妻子测量血压。当时检测到的血压的结果是179/97,对血压数据的高压、低压平时不是很关注,也不是很了解,但这个数据值还是心中有数的,的确是高了。我正在思索着什么的时候,测量血压的问询台的工作人员要我赶紧带着妻子去正前方的急诊室。
坐诊急诊室的是一位年轻的男医生,看上去特别的精神。他看了血压报告后又详细问询了病症,一脸的惊讶,对着我说:看你妻子的病症疑是脑梗,需要住院进一步地做检查和有针对性的治疗。虽说看他年轻,但其言语肯定,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断定他讲的一定有他的道理,是针对病症特征而得出的结果。
其实,那个时候我听了他的解释和断定后,说白了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的,无言以对也无法默许和相信。
妻子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会是脑梗呢,她在我心中就是体质非常棒、无病无恙的一个人,甚至说病不染身、百病不侵的那种。“幸运之神”怎么就会眷顾到她呢,她何尝不是一位吃啥啥香、几秒入睡实在本分的一个人呢。
在我患胃病的十年来,是她没让我洗过一次衣服,没让我做过一次饭,所有的家务活都是她一个人“包了”,很多时候,还要帮我打理“会所”的事务。莫不是,“剧情”要做一个“反转”吗?我做她原先做的事,她需要我来照顾?细思极恐。
无需多想,也不能多想。径直按医生医嘱直奔“CT”室等候CT检查。做完检查后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将拿到的报告返回急诊室。帅气阳光的年轻男医生在看完报告后,随即要求妻子住院接受检查和治疗,我上前一步对他说要不先打给妻子开药打点滴,回家后安排好会所工作后再行住院。于是,他按我们的请求开了打点滴药剂和吞服的胶囊。
缴费、取药、打点滴。点滴快要完成前,我又去了急诊室。原先的那位男医生已经下班,换了一位和男医生差不多大年纪的女医生。当时,我在想,现在怎么都是年轻人坐诊了,能担当起“大梁”?我细说经过和我的诉求,请求她将明天的点滴药水帮我开好,她说原则上急诊只能开一天药水,看你妻子的状况就成全一下,我点头并连声表示道谢。她补充说,你妻子的病症或许三五天后还有加重的可能,希望你尽快落实住院治疗。
晚上回家,便时时地观察妻子的身体状况和病症,以防诱发其它病症及加重的状况出现。
第二天下午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段去输液室打起了点滴。回家后,询问妻子感觉如何,她说感觉还好,身体比前两天“轻松”了许多。
打了两天的点滴,吃了几天的药后,我感觉到妻子的语言障碍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写字的字体还是那么的“别扭”。对照妻子前后的“表现”,重温了先前的那位女医生说过:三五天后病情可能会有所加重的说辞,心中不免又紧张了起来,莫非用药后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上周的周五挂了急诊,这一周的周五挂了门诊。是女儿给挂的号,原本是要挂专家号的,但当天没能挂上专家号。没有专家号,能挂上普通号也很欣慰了,起码能给看上病就行,心中会踏实很多,顾虑也会随之减少。也许是上苍自有安排,虽说挂的是普通号,但坐诊的是专家级的副主任医师(在医院的医生简历中查到),心中坦然了很多,也就放心了很多。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看好专家的,起源是专家他(她)们的实践经验、临床经验比较丰富,医疗水平会更高一筹。这位副主任医师询问了病情,在电脑上又看了CT成像图,最终得出病情结论:脑梗死,需要立即住院治疗。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那个说辞,但这次是确定了的病情,没有疑似之说法,也就是最终“判决”。
那时候,本来是寄希望这种病症不是真的,是一种误诊,但它已经成为准现实版的了。那时候,心情是糟糕的,是郁闷的,甚至是窒息的。
怎么可能呢?
没有任何的准备可言,没有任何的心理预期,和副主任短暂地沟通了一下我们的家庭事务等现状,便匆匆回到了家。午后,脑际中急速思绪着,回想前后医生的表述和各自呈现的表情,这个时候我“坐不住”了,容不得半点迟疑,迫不及待地收拾一些简单洗漱用品、衣物之类的物品,匆忙地又赶到了门诊部,请副主任开具相关手续住院接受检查和治疗。有时候事与惟愿,副主任经过联络和沟通,住院部(有两个科室)明确表示暂时没有床位,只得回去等候通知。据评估和预判即使有床位可能是三天后,但还不能完全确定。看看妻子无助的眼神,憔悴的脸庞,我的心一阵阵颤抖。本能地对自己说,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否则真的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后果也许不堪设想,也许会铸成“终身大错”。
于是,求助他人支持的一个想法随即在脑海中酝酿成了。随即拿出手机便拨通了一位好朋友的电话,简要概述了妻子病症的前因后果和症状。还没等我一个劲儿“唠叨”完,对方连声说,你不要讲了,我马上就过来,你在医院听我的电话。我和她约好在一楼大厅会见,话还没讲完,对方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和妻子在大厅里就一直这么站着,不停地环顾前后两个出入口,生怕她离开我们的视线,手机也一直抓在手中,随时接听电话。由于焦急,一次次地看望着出入口,一次次地看着手机,站累了,但没有坐下来的本意。其实,即使朋友马不停蹄一刻不停息也不会这么快就能赶到的,只是那种心情,那种心境所折射出来的“焦虑症”而已。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抓在手中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朋友的电话。话筒那边问我现在什么位置,让我不要心急,正在同住院部医生进行沟通。我说好的,辛劳您了。
差不多等了几分钟,手机再次响起,朋友让我们赶紧去之前的那位副主任门诊室。我搀着妻子三步并作两步急速赶往二楼门诊,见了副主任后表明来意后,他说已经接到相关电话了,并做了落实,你们现在直接去住院部某楼某层。
我们夫妇在朋友的“引领下”乘坐电梯到了住院部的某层。因为没有相关纸质手续,按照规定我们不能进入病房的大门。正在我们观望的时候,站立在我们旁边的朋友在打电话的同时,无意中认出旁边的一位穿着朴素的女士,指着她说:您是姜主任?是的,您是?就这样互报了身份后,姜主任询问我们有没有核酸阴性证明,我说我们夫妇这两天每天都做的,现在可以提供核酸证明的。她也询问了朋友是否能提供核酸报告,朋友说已经过了48小时。姜主任要我们现在就进入住院部护士站登记相关信息和办理住院手续,转身对朋友表示没有核酸证明不好进入住院部,请您理解。朋友听后连声说,好的,一切按医院规定要求做,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了。寒暄了几句后,朋友与我们挥手告别,我们便与姜主任来到了护士站。
护士站的当班护士长随即将我们的身份、医保卡等信息输入电脑后,便告知,由于床位紧张,只能在走廊上加一张临时床位,等有室内床位后再搬回到病房。我们点头示意表示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之前我们在进入到病房前已经获得加床位的事了。其实,内心很是感慨,能在走廊上加上床位,觉得已经很庆幸了,能早一天进入住院部就能早一天为妻子看上病了,也就是给妻子的病症上了一道“保险”,还能奢求和区别走廊和病房吗?
冥冥中自有神助,这一句经典的口头禅此时此刻算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有力的注解。
护士将我们临时安顿好后,值班医生“一行”四人来到妻子的病床前,问询了住院前的病症发作时间、特征,进行了哪些医治措施;检查了腿部、手的用力情况;语言沟通、眼睛的一系列检查。领衔的医生是一位高挑个头、清纯秀丽,说话语速不紧不慢,有副温文尔雅之感,让人随之刻意地“附和”随声应答。一位约摸是当班的“二把手”与一把手也互相交流并互动着,还有两位是一男一女,应该是实习生之类的医护人员。当班主治医生告知我们检查的结果和后续用药情况,希望我们能够积极配合医护人员检查、治疗等。
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护士带着输液剂为妻子打上了点滴,也意味着就此开启了住院治疗的第一天的“旅程”。既有不安,也有欣慰;既有痛楚,也有感慨。接下来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全体医护人员,因为有了她们的专业才会放心,有了她们的勤勉才会看到出院的那一天。
这种思绪在后来的几天中可见一斑。医生根据前一天检查的数据值会对治疗用药做临时调整和对应的检查,以期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她们每天的例行查房、问诊,不定时的临时查房等为准确用药和治疗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护士们精准的扎针技巧、满脸的微笑、百问百答的相关医护知识和综合素养为她们的工作加了分、获了赞。
住院的那几天正好碰上极强的寒流潮,气温直线下降到10度左右,已经降到零下3、4度,小雨夹杂着雪花,显得异常的寒冷。差不多在头几天,每天都会有身体不同部位的检查,每次检查有老王领着我们去“验单”刷“手腕”,然后排队等候叫各自的姓名。尽管是住院病人也不例外,都要静候排队。这种方式和机制也许不是太科学。因为,住院的病人一般都是通过急诊、病情危急或是病重的,其身体的机能、体力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弱,不能长时间的等待,应给与快速通道或是优先检查。每次的检查等候时间几乎都要在半个小时以上。叫到号后径直检查室,要么心电图,要么脑部,要么血液,要么五脏六腑等一应检查,这种全方位的检查或许有的是多余的,但院方考虑到安全性、负责任性、对症性而采取的“系列”检查,或是无奈之举,或是其它,一般患者及家属都不会言语,也不会提出什么所谓的质疑,心中总有这样一个思维定势:既来之则安之,姑且一切“生杀”大权交付院方的医护人员,因为他们更权威、更有话语权,更有对患者和医院“双重”负责的担当和责任。总之,作为患者为了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或是康复,全然不去问这问那,每天问的最多的是今天比昨天好点了吗?今天需要挂几瓶水?今天还需要做哪些检查之类的问题。
住院的头两天,妻子也许是对药物的“抵触”和“反感”,有不服药物之感,将胃中的所有食物吐的一干二净,那种呕吐的场景和妻子的表情看的我很是心疼。第二天全天都没能吃上一口,是不想吃、不要吃。当然了,也有一种别样的情绪、不安和恐惧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我是能够理解她当时的心境和所有对自己病症的顾虑。之前,她从未有过什么病症这类的,看过医生的情况。我尽力地安抚她、安慰她,身为为人之躯哪有不患病症的,只要是吃食物的人类总会有这种病那种病的,不足为怪,只是需要一个直面的去对待,去接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风雨过后一定会显现七色彩虹的。她目光呆滞地看着我点了头,也许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没经历过,没出现在自己身上过而已。
经过几天有针对性地输液和用药,妻子感觉到脑部“清醒”了不少、手腕有力多了、语言障碍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她的情绪比先前平复了很多,也渐渐地露出了些许微笑,和我的交流也渐渐的多了起来。看到妻子坚信的目光、露出的笑容,我也欣慰了很多,真的替她高兴。
检查、输液、用药、心理疏导等一系列“动作”完成后,我和姜主任面对面进行了交流和沟通,是否可以出院。之后,她亲自去病房查了房询问了妻子身体近况、恢复的程度和用药后的反应、效果后,做出了应允,可以出院了。
当我和妻子“拿到”出院的“尚方宝剑”后相视而看,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们终于可以出院了,“重获自由”了,也可以重吸室外的新鲜空气了。那时的心情、情绪也许外人是理解不了的,用言语是无法比喻的。没等妻子挂完水,我就张罗着收拾物件了,将不用的东西先纳入到来时的包里,生怕来不及收拾,生怕出不了院。还时不时地告知“左邻右居”我们出院了,我们出院了。旁边的病友也替我们出院而显得异常的激动,但也窥见他们内心的复杂心情,也许他们在想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其实,他们有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也是能够得到理解的,哪位患者不希望自己早点出院,早点脱离“苦海”呢。
至少说我是这么想的。
回家的路觉得很漫长很遥远。“好不容易”到家了,双脚踏入到自家大门后,那种“释怀”,那种宽慰比得到宝藏还要开心,还要激动。这种激动虽比不上获得殊荣而高兴,比不上获得嘉许而愉悦,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所有的释怀,所有的放下,所有的轻松。
妻子虽然出院了,身体还比较虚弱,心情还没有完全的从“病痛”中解脱出来,从恐惧中获得释然。这是我能体会的到,也是能看得出来的。尽管这样,我仍然“说服”她、安慰她,要积极面对现状,面对自己的病情,需要一个好的心情,一个良好的心态,这样才会有利于病情的康复和痊愈。她似乎明白了我在表述着什么,一个劲儿地点头。她也理解我的用意、意图和心中的期许,这是完全为她好,为我好,为家庭乃至家族好。其实,她是明事理的,她也知道自己康复和痊愈意味着什么。
诚然,她的康复对她今后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考量,会在生活中享受自由、快乐,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以陪伴家人实行一次次的旅行,可以尽享孩子所带来的天伦之乐,为孝敬父辈做晚辈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会在工作中享受到自己的一份“红利”,带来的丰足,带来的满足和充实。
当然,对我来说也是极其的重要。至少,不用我为购买什么菜而犯愁,做什么菜而费尽心思。家里的里里外外不用我去操心,不用我去打理。衣服不用我洗(至今还不会使用洗衣机)。不用我每次记得家里人包括家族谁谁过生日,总是她提醒我谁什么日子过生日。
不管什么大事小事,不需要我“亲力亲为”了,她总会为我“分担”一些,化解一些,承担一些。
否则,我一人“承受”不起,一人做不了做不完。因为,我有十几年的老胃病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治疗,需要她的照顾。在我们往后余生更需要彼此的照应、关心和不离不弃。
更因为,我们还有太多的使命、任务、梦想和夙愿未完成。
在这个安定、和谐和温暖的年代,我们希望沐浴更多的恩惠,畅享更多的希冀,享受更大的天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这个美好、伟大的时代,拒绝这个花团锦族的灿烂的日子,拒绝这个色彩斑斓的天空!
我们努力着、践行着,朝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迈进。
更愿天下太平、盛世繁昌,所有人类没有病痛和疾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