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本意是对《诗经》阐释不易统一。后世文论家将其演变成“诗无达诂”，指读者对诗作会有不同解析和感触。毛泽东诗词独领风骚，读者如云，但毕竟是古典风格，难免见仁见智。毛泽东熟读诗论，深谙此理，对于各种注解和评论，只要不涉及原则和史实问题，基本不予置评。发现自己诗作被误读曲解甚至错讹，毛泽东也并非全不在意，他通过作批注、改校样、写回信、答疑问等方式，对自己诗词的字词句篇作了不少自注自解。这些注解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准确解读、欣赏、研究毛泽东诗词提供了珍贵史料。

主张诗不宜解死

1975年7月的一天，芦荻给毛泽东读了李商隐的《锦瑟》，这首诗很难解，历来众说纷纭。芦荻请教毛泽东怎么看，毛泽东说：不要做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优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那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刘大杰时说：“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毛泽东对待古典诗词的这一态度，显然受到“诗无达诂”的深刻影响，主张不要解死，可以存疑。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作也不主张过多注释，给读者留下更多自由的想象和创造空间。196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时，郭沫若曾问毛泽东要不要出一本统一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后，几个编辑写了一个注释本，毛泽东在书稿上批了几行字：“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1971年冬，长沙的许多单位请周世钊去作学习毛泽东诗词辅导报告。次年，他见到毛泽东时谈及此事，毛泽东说：“你可以己意为之。我认为对诗词的理解和解释，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长沙有人请你去作我的诗词报告，你就积极地去。你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