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贵阳学院更名李端棻大学点赞！》
我们若将贵阳学院申报更名为李端棻大学更切合实际，其内容和底蕴更厚重……
因为，贵阳人李端棻与北京大学和贵阳学院源远流长……
北大的星星之火的点火人是贵州人李端棻，梁启超还是贵州女婿……
您知道吗？
剪断中国一千多年旧教育体制这根弦的第一人是谁？
推动中国科举制度终结的第一人是谁？
倡议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人是谁？
向光绪皇帝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并将此作为国家文件下发，全国推广的第一人又是谁？
……
他，就是1833年出生于贵阳的清末礼部尚书李端棻。
是他：
在1872年出任云南学政(教育厅长)时，整顿文化教育风生水起……
在1889年出任广东主考官时发现梁启超，并将自己的堂妹妹李蕙仙下嫁给梁启超，让二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俩不仅仅是师生，郎舅，更是同生共死的战友！
从《公车上书》到《戊戌维新》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活动均与李端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在李端棻倡仪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曾在这里研究、学习“新学”，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除去陵谷置平坦 普将雷雨发萌芽”
这幅对联是李端棻在《戊戌变法》失败被慈禧发配新疆 又特赦回家乡 贵阳，他一如既往 义无反顾大办学校的七十三岁时写的。
在七十五岁寿终前，李端棻拖着病体将自己的所有积蓄分发给他所创办的学校，包括贵阳一中，贵阳学院……
现在，已经创建3年多的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 欣欣向荣，名归众望……
如果将贵阳学院更名为李端棻大学更符合实际，既可延续历史文化，又可以提高贵州的知名度，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了，也可以将贵阳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端棻学院（贵阳学院）这也符合实际。这之前北大有先例：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是以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名字命名的具有示范性的优质本科教学基地。
元培学院前身是 2001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元培计划实验班，是在北京大学积极承担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重任，探索新时期中国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的背景下诞生的本科教育改革的试验基地。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为探索21世纪中国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以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名字命名了元培学院，以实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本科教育改革计划。
2001年9月，北京大学成立元培计划管理委员会，一方面推进全校范围的本科教学改革；另一方面，举办元培计划实验班，进行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2007年北大第一个非专业类本科学院“元培学院”正式成立，标志着北大本科教育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前身是 2001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元培计划实验班，是在北京大学积极承担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重任，探索新时期中国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的背景下诞生的具有示范性的优质本科教学基地。
学院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名字命名，借鉴世界优秀大学的成功经验，坚持贯彻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的方针，建立起—套中国特色的博雅教育计划和北大风格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学院旨在以先进的培养理念和优质的教研力量，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各行各业的新时期高素质领军人才。
2001年 元培计划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肩负北京大学教育改革使命的元培计划开始实施；
2007年 元培学院成立，元培计划迈上全新的台阶；
2008年 首个跨学科专业——“古生物学”专业成立，标志着元培学院正式启动跨学科专业建设；
2014年 新版教学计划，学生毕业要求由150学分降至120学分；
2015年 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2016年 学生搬入北京大学35楼集中住宿，住宿书院迈入实质建设阶段；
2016年 北京大学实行全校本科教育改革，在更大范围内落实自由选课和自主选择专业制度
元培学院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元培学生可在学校教学资源允许的条件下，自由选择全校各个专业的任意课程。在对北大的学科状况、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有所了解后，元培学生于第三学期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能力和志趣在全校范围自主选择专业。
元培学院整合全校优质教育资源，设立跨学科专业，为学生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多可能。目前已经开始招生的跨学科专业有“古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整合科学”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独有的跨学科专业为元培人提供了更丰富的专业选择。
元培致力于构建具有前瞻性的课程体系。通过优化课程结构，降低对必修课和总学分的要求，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而降低学分并不表示降低对学生学业的整体要求。恰恰相反，元培通过更精致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追求更高的目标。
元培实行弹性学习年限，为学生发展提供时间保障。学生可根据自身跨学科和个性化学习安排，申请提前—年或推延—至两年毕业。
为丰富学生知识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院邀请北大各院系杰出教师负责授课，打造独具特色的高水平通识课程体系。元培学院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分为五大体系，包括西方古典文明、中国古典文明、现代中国，现代世界以及现代科学与技术系列。
元培将新生训练课程体系融入通识教育整体框架中。
元培学院开始为新生开设时长30小时的 “新生训练营”，以帮助新生更好地了解、选择专业方向。“新生训练营”邀请各专业知名教授开展学科专题讲座，帮助新生全面了解各学科的特点与前沿问题，帮助学生选择专业方向，自主选择课程。同时，由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新生辅导员团队带领新生结交新朋友、提前适应大学生活，帮助新生更好地融入新的环境。
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专业，元培学院在大一上学期设置了“新生研讨课”。讨论班每班不超过15人，设置富有特色的课程主题，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促进更密切的师生互动，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帮助学生适应大学学习，了解相关学科群的思维方式。
经过多年的努力，元培学院建立起了涵盖各学科的校聘导师队伍，指导学生尽快适应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对学生在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专业方向的选择方面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在学生的学术实践、论文写作和科研入门方面给予了指导。校聘导师与书院导师、心理咨询师互相配合，满足学生在学业课程、学术科研、心理调适和大学适应等方面的需求。
在元培学院，学生可以感受—流大学书院制模式下优质生活环境与自由学术交流氛围。
元培学院的学生集中住宿在北京大学35楼。楼内配有图书馆、讨论室、学生电影院、健身房、琴房、舞蹈厅、心理咨询中心和公共休息区等—系列方便学生交流与生活的功能区。便捷优质的环境为选修不同方向的元培人提供了更多交流的机会，更有利于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元培学院是北京大学国际交流的实验基地，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混合居住，加强跨文化交流。学院鼓励学生参加国际交流，为学生境外交换、科研提供资助。同时，学院同相关院系和其它国际—流学校合作，建设联合培养项目和暑期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元培学院计划三年内在全国建立12个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涵盖东部沿海、中西部地区。通过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关注基础教育、城乡发展、金融科技等议题，培养学生家国意识和社会责任。目前已建成的社会实践基地覆盖上海、浙江绍兴、陕西榆林、陕西眉县、内蒙古呼伦贝尔和深圳等。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不断开展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探索。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学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 "的十六字教学改革方针。
在北大跨入第二个百年的历史时刻，国家制订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发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号召。这为北京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对学校教育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1999年，在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正式启动之际，为了更加明确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学校成立了本科教育教学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开始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探索。在认真总结国内外、尤其是北大长期教育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学校提出了北大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新目标和新模式。
作为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目标、负有为民族和国家的强盛培养领军人物责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其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是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能够在各个行业起到引领作用的顶尖专业人才。但这个任务从总体上来说，单靠本科教育是完不成的，只能在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内的完整的大学教育中完成。那么本科教育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进行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培养基础知识宽厚、创新意识强烈、具有良好自学和动手能力的适应性强的高素质人才，这样的人才既可以成为研究生教育阶段的生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科教育主要就是给研究生教育打基础），也可以成为社会需要的适应面广的复合型人才。
为实现上述目标，确立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有必要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同时进行学习制度的全面改革，实行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经过两年的讨论和酝酿，上述教育思想逐步确定下来，成为新世纪北大本科教育的基本理念。"元培计划"就是为了实践这一教育理念于2001年秋正式开课……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是贵州的女婿……其故事波澜壮阔，十分精彩……
忆往昔，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中举人第八名，主考官李端棻赏识其才学，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氏。
两年后，两人完婚，时梁启超年19岁，李蕙仙年23岁。正是有主考官贵州人李端棻的慧眼识珠和穿针引线，广东江门新会人梁启超成了贵州女婿。
李端棻（1833—1907），贵阳人，戊戌变法的重要推动者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首倡者。对于李端棻将堂妹许配梁启超一事，梁启超在文章中曾反复提及。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有记：“己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挈与同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丁文江、赵丰田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对李端棻也有如下介绍：“李端棻，字苾园，贵州贵筑人，同治癸亥进士，入翰林，四为乡试考官，一为会试副总裁。光绪己丑，典试广东，赏梁启超才，以堂妹妻之。维新时期，曾任礼部尚书，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发往新疆。”
1907年，李端棻去世，梁启超作《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该铭开篇即述：“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戊戌，启超以国事获罪走东瀛，公亦以同罪戍西域，遂不复相见。”铭中所言“贵筑”即贵阳，“十年”应是梁启超与李蕙仙结婚至戊戌政变，即1893年至1898年这一时期。
1924年，李蕙仙因病去世，梁启超作《悼启》，再次述及端棻以妹字先生的事：“光绪己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焉。于是夫人以二十三岁归于我。”
梁启超在自己的而立之年、李端棻去世、夫人去世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所作文字都述及李端棻对他的赏识及妻以堂妹之事，可见李端棻对他一生的影响及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李蕙仙的家世，梁启超也有记载：“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季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夫人以同治己巳生于永定河署。幼而随任京畿、山左。京兆公薨于位，乃全眷返家园。”李蕙仙的父亲李朝仪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同治八年（1869），李朝仪授永定河道，时河道衙门所在地为直隶固安县，蕙仙正好在这一年生于永定河署。光绪七年（1881），李朝仪病逝于顺天府尹任上，蕙仙时年12岁。李朝仪为李端棻叔父，李朝仪去世时，李端棻48岁，已官至内阁学士。
堂妹李蕙仙成人后，其婚姻大事也成了李端棻的一桩心事。在主持广东典试时，青年才俊梁启超引起了他的注意。发榜后，他随即托典试副座福建人王可庄做媒，成全了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二人之子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更精彩（在此省略六万字）
光绪十七年（1891）冬十月，梁启超在京与李蕙仙结婚。婚后，两人“寓宣南永先寺西街之新会新馆”。
婚后不到一年，因祖父去世，梁启超携蕙仙返回新会茶坑老家。
关于李蕙仙到茶坑后的情况，梁启超有记：
“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夫人之来归也，先母见背既六年，先继母长于夫人二岁耳。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
返乡后，梁启超又到广州万木草堂求学，“自是学于草堂凡三年”。在万木草堂拜师康有为彻底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方向，他从此卷入近代中国波诡云谲的政治浪潮中，也使他与李蕙仙的生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陷入颠沛流离之中。
光绪二十年（1894），梁启超携夫人李蕙仙入京，旋因甲午战争爆发离开京城。据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载：
“甲午春，复偕伯嫂入京，寓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迨中日战争起，北京风声鹤唳，于是伯嫂归宁贵州，伯兄又回广东。”文中所言伯嫂、伯兄即指李蕙仙、梁启超。两年后，梁启超由广东赴上海，蕙仙也由贵州赴上海与梁启超相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其父梁宝瑛（莲涧）、妻蕙仙为避祸，“避居澳门，新会原籍，虽有查搜，但是还未被大祸”。梁启超到日本以后，时时担心家眷安危，频频致信蕙仙。这一时期梁启超写给蕙仙的信件所关注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是老人的照顾问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初到日本的梁启超在信中将奉养老人之事托付给爱妻李蕙仙：
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南海师（康有为，笔者注）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
李蕙仙的表现让梁启超颇为欣慰、敬服。
二是接家眷到日本的问题。梁启超流亡日本后，避祸澳门的蕙仙随即致信，催促将其接至日本。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梁启超在致夫人的信中谈及在日本情形和他对于接眷的考虑：
然卿之来，则有不方便者数事：
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
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
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
梁启超在信中还特别叮嘱蕙仙要多读书：
卿家居无甚事，经此变后，益当知世俗之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惟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寻常所可及也。
虽说有种种波折，但李蕙仙及其家人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最终抵达日本与梁启超会合，生活在一起。梁启超在《悼启》中对此有记：“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弱女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
从1898年至1912年，梁启超流亡海外的时间长达14年，李蕙仙在日逗留的时间也有13年。
在此期间，作为维新领袖的梁启超时时奔波于南洋、美洲各地，“行踪之无定”，两人离多聚少。
其间，两人之间关系还面临一次危机。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载，1900年间，梁启超居檀香山，有华侨女子何蕙珍因慕先生才名，“欲婚先生”。
当时梁启超曾写信给夫人详述此事原委：
女郎何蕙珍者，此间一商人之女也。其父为保皇会会友。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语，全檀埠男子无能及之者，学问见识皆甚好，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今四年矣。一夕其父请余宴于家中，座有西国缙绅名士及妇女十数人，请余演说，而蕙珍为翻译。明晨各西报即遍登余演说之语，颂余之名论，且兼赞蕙珍之才焉。余初见蕙珍，见其粗头乱服如村姑，心忽略之；及其入座传语，乃大惊，其目光炯炯，绝一好女子也。
后因翻译之事两人又有交流，梁启超视其为知己，还坦诚自己“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李蕙仙得书后，拟禀请于梁宝瑛先生，梁启超“闻之大惊”，随即致书夫人，一面叮嘱其不可将此事禀告堂上，一面也言明自己不会有非分之想：
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我虽不自顾，岂能不顾新党全邦之声名耶？
信末，梁启超还保证：
“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不管是梁启超的理智还是李蕙仙的宽容，终使这段婚姻危机得以平复。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乘船抵达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海外长达14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回国仅仅3年，李蕙仙就罹患上了重疾。梁启超对此有记：
“夫人体气至强，一生无病，民国四年冬忽患乳癌。乳癌，诸病中最酷毒者，全世界医家迄今未得其病因及救治法，惟恃割治，割必复发，发至不能割，则束手焉。夫人自得病以来，割既两度，今春再发，蔓及项胁之际，与血管相接，割无所施，沈绵半年，卒以不起。然夫人性最能忍，虽痛苦至剧，犹勉自持。”
对于手术，李蕙仙最初并不同意，梁启超还写信给大女儿梁思顺，让其劝说母亲：“汝母之乳，似非割不可，汝宜力劝。”
李蕙仙做完手术后，身体一度恢复不错，其间两人也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如在1920年2月，梁启超欧游返回天津家中，闲暇之余，他常与夫人“杂谈”“对酌”。
梁启超在与长女梁思顺的信中曾谈及当时情形：
“旬日以来，亦颇劳顿矣。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返津两日来客稍稀，夕间辄与汝母对酌，微醺甚乐也。”在信中他还特别叮嘱长女梁思顺：“今年吾与汝母合成百岁，吾生日汝既未归，深望汝母生日时作一大团聚。”
到1924年初，李蕙仙的病情开始恶化。整个家庭的氛围也随着她病情的变化而起伏。
当李蕙仙病情反复时，“举家愁惨”，病情稍有好转，全家“则熙熙如春酿矣”。
到了8月，李蕙仙病情急转直下。
8月12日，梁启超在与友人的信中谈及夫人病状：
“此病太酷，左右不能离人。”此时，梁启超对夫人的病情发展已有预感，故写信令在美留学的长子梁思成回国。
1924年9月13日（旧历八月十五日），李蕙仙因乳疾逝世，享年55岁。此距其与梁启超结婚已33年。
关于夫人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梁启超有记：
“夫人夙倔强，不信奉任何宗教，病中忽皈依佛法，没前九日，命儿辈为诵《法华》,最后半月病入脑，殆失痛觉，以极痛楚之病，而没时安隐，颜貌若常，岂亦有夙根耶！”
对于蕙仙患病的原因，梁启超在哀痛之余曾归咎于自己。他在与孩子的信曾如此剖析：
“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想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不过，对“打那一回架”一事的具体情形，他并未详述。
李蕙仙的葬礼于1925年10月3日上午举行。
七点三十五分移灵入圹，梁启超对孩子们说：
“从此之后，你妈妈真音容永绝了。”
他还借宋诗以抒发当日之哀痛：
“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李蕙仙的墓地在京西香山卧佛寺之东原。
墓地主要靠梁启勋（梁启超胞弟）筹划修建，墓地在修建时就考虑到未来合葬的问题。
梁启超还给子女讲解了相关安排：
“圹内双冢，你妈妈居右，我居左。双冢中间隔以一墙，墙厚二尺余，即由所谓新灰炼石者制成。墙上通一窗，丁方尺许。今日下葬后，便用浮砖将窗堵塞。二叔说到将来我也到了，便将那宽的砖打开，只用红绸蒙在窗上。”
夫人李蕙仙去世对梁启超打击不小，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载：“先生今年的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万分，他平生最讲乐观，最讲趣味，今年却不能自胜了。”梁启超一生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他曾说：“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但夫人去世后，他叹息“今我失君，只影彷徨”，顿觉人生无味，自嘲成了“苦痛中的小玩意儿”。
1926年3月，梁启超因血尿症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其后病情日渐加重。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终年56岁，此距蕙仙去世不及五年。
“碧云兮自飞，玉泉兮常溜。卧佛兮一卧千年，梦里欠伸兮微笑。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逍，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
这是梁启超生前哀悼亡妻李蕙仙之文。
按其生前之愿，梁启超去世后与夫人李蕙仙合葬。
在京西香山之玉泉山卧佛寺旁的“千年安宅”中，梁启超与李蕙仙两人终能“长相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