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1959年春调进县委机关，经过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折磨，身体和精神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也使我增长了很多见识，提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洞察力，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了许多。
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的困难，经过“反右倾”运动更加“高举”，朝更加极“左”方向发展。“一平二调”、“瞎指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整个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边缘。
原先有彭德怀直言上书，为民请命，以及全国大大小小“彭德怀”的抵制、反对，批彭反“右”后，举国上下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
此时，我在县委机关工作。受过“反右派”、“反右倾”运动教训的人们，都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我是运动中“挨整”者，也是“幸运”者，即只受过批，而未戴过帽。所以更是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搞好工作，一直到1960年底，基本相安无事。
（二）
当时，县以下基层组织，如区(当时改为人民公社)、乡(当时叫管理区)、村(当时叫大队)的干部把错误的方针、政策，变本加厉地用强迫命令来推行，形成“五风”泛滥，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老百性怨声载道。
中央察觉全国问题严重，于1961年1月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层层贯彻，狠煞“五风”。特别严重地区，省、地、县都派出“反五风”工作队。
那时，沔阳县“五风”严重地区是通海口，于是省里以省委书记处书记为首的省委工作队“大战通海口”。省里抽调厅局长级、处级干部上百人及省直机关干部数百人。荆州地委也抽调了许多干部。县里领导基本上全力以赴，县直各部、委、科、局领导和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抽出来共约七、八百人。
这样，整个工作队约一千几百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负责指挥。省委办公厅的办事班子也都来到了通海口，整个通海口“反五风”情况，直接向中央汇报，文字报告也是直送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红头文件还专门转发过通海口人民公社关于“反五风”运动的情况。
（三）
整个运动大约搞了一个多月就绝大部分撤走了。省里留下了以省农业厅赵厅长为首的少数人，做观察巩固工作。
我就是这个时候由县委机关调到通海口公社来的。
在“反五风”工作队要来通海口的前个把月，县委事先有所准备，在县直各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准备接替通海口原有的干部。为加强通海口的领导，调县委副书记杨朝铭兼任通海口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我任公社党委委员、党委会秘书，负责党委办公室工作。
经过“反五风”运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形势有所好转，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1962年继续执行“八字方针”，调整农民自留地，鼓励农民种好自留地，农民温饱问题初步得到改善，基本上没有饿肚子现象了。
但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工业品和生产资料仍然奇缺，什么东西都要票证。如何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没有解决，这就是说，上面政策仍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包工包产、包产到户都是“大禁区”，不能有丝毫含糊，不仅是不能做，连说也不敢说。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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