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
1974年，诺贝尔奖迎来了一个迟来的领奖者，便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他因“个人理由”没来领奖，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国；1974年他来补领，是因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被迫用“个人理由”拒领的人很多，但能在有生之年让诺奖开特例补领的人却很少。
这是一个对于作家来说，一生仅有一次机会登上的讲台。而我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并不仅仅是只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搭建的台阶，而是足足登了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的台阶；在这些从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出来的——不屈、险峻、冻结的台阶中，我幸存了下来，但其他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的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劳动营的“群岛”里遇见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人，落入劳动营的深渊，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的人？整个民族的文学都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
我今天站在了这里。我只能低下头，好让其他足以获奖却不幸丧生者，能在我的前头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有义务推测他们，把他们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的内容。
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一个人，只要不是被催眠，他的动机、价值标准、行动和目的，都是被他个人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行为最可靠的基础。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突然人类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却又危险地成为一体。人类变成了一体，既不是通过一只单独的眼睛，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学习”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只要距离我们足够远，只要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哪怕他在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会认为，这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如果一个社会，同时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那么人类是很难同时存在的：我们将被这种不一致的节奏扯开。
正如一个世界不可能存在有两颗心脏的人，多个价值标准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宣传、压迫、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所幸，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文学。文学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而无视别人经验的有害特征。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短暂一生的时候，文学可以把一个陌生人终生的经历，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文学可以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经过多年严苛磨练民族的经验，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文学可以将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一代代地传下去。它就变成了民族活的记忆，文学就在自身之内保存并点燃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之火。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使他免遭畸形和诋毁。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出版自由”的侵犯，更是关闭了整个民族的心灵，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当像阿赫玛托娃这样卓越的作家，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创作，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而当这样的缄默，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就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如果权力无所不能，那么正义将一无所成
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这些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斗争、工会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
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正逐渐变得动荡不安，甚至崩溃。暴力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因为年轻人从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苦难，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错误，却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慕尼黑的幽灵绝非已退却到过去，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在这样一国一票平起平坐的伟大的组织中，平民百姓单独的呻吟、尖叫和恳求，是根本不足挂齿的。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做超然的观摩。但作家并不是这个时代里超然的法官，而是他祖国里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祖国的军队，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文学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
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能抵御文学。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也将变得老朽、衰亡。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俄罗斯民族严酷的经验，那就是：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既违反质量守恒，又违反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苏联至俄罗斯联邦时期作家，二战时的苏联炮兵连长，因勇敢获得两枚勋章。1945年因通信中不敬被流放哈萨克8年，此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作品的主题。1962年出版反映集中营生活的作品，被吸收进作协。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后因出版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国，到美国后毫不留情地批评自由主义，苏联解体后又斥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毁了俄罗斯，立场让左右两派都无法与之相处。他死后，被一些人认为是“俄罗斯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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