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36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九章 国家命脉（徐淮故道）（三）
从神河到皇帝的河
“下流则上通，下淤则上决。”黄河从明朝流到清朝，江山易帜，但这条河依然还是皇家的河。每年400万石的江南粮米，必须一粒不少的运到帝京。康熙十五年夏，久雨，河倒灌洪泽湖，漕堤崩溃……黄淮并涨，黄河两岸决口21处，高家堰决口34处，淹了淮、扬七个州县。黄河河道在清口以下到河口长300余里严重淤积，河道运道皆遭破坏。此时，王朝的平三藩战争正在进行；此时，还出现过河道总督靳辅和他助手陈潢此等治河能臣，但黄淮一体的国家命脉之保障已欲见颓势。
借黄行运，漕船在主河道内的风险不言自明。为避免黄河行运的困难，明末清初实施了一些黄运分离工程，其中就开了潘季驯一直反对的泇河。
这一工程似乎使漕运险境得以改善，却把泗水上游洪水引入沂、沐流域。
每临洪水暴发，首当其冲的宿迁雪上加霜且先不论，泇河下游入黄口的怒涛险溜，交相灌注。天启三、四年（1623、1624），漕船千艘潴留不得过。
为避开此险，天启五年又开通济河，通济河七年淤废，又依泇河思路，相继再开皂河、支河、中河。
“皂河去（宿迁）治西四十里”，中河则把宿迁一分为二，几经搬迁，建制已有千年的宿迁注定在劫难逃！
说到宿迁与淮泗命运，不能不提骆马湖。明代以前，骆马湖是沂水入泗口以东，泗水以北，宿迁马陵山西侧的一片平原洼地。原本有四个小湖，无水时湖泊星罗其上，大水时则连成一片。洼地形成的大湖，与历史上黄河夺泗入淮，借黄行运，引水济运以及沂、沭，运河的行洪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开通泇河之后，昔宽不过六七里，长不过二十里的湖水，由于各路洪水蜂拥和湖身不断垫淤，以后就成为横可三十里、亘可七十里的巨湖。
这正好成为此段运河的一个水柜，大水时河槽容纳不了，洪水可蓄积此，干旱时，就把湖水调至运河以保漕运畅通。中运河横贯宿迁，宿迁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洪水走廊。尽管自清乾隆至咸丰初一百年间，围绕骆马湖做了无以数计的工程，但由于漕运和黄河的双重作用，沂河、沭河从此尾闾不畅。又由于泇河开通，上游洪水源源而至，每汛期到来，沂、泗河洪进入骆马湖，黄河大水也进入骆马湖，八万平方公里的涝雨聚集，势如建瓴的山洪暴发，仅靠最大 1000 立方米每秒流量的出口排泄，来路大，去路小。每到此时，沂、泗、沭各路洪流纷纷争夺去路，彼此顶抵纠缠，或相互吞噬，或彼此为虎作伥。沭河下游由于不断受沂河洪水干扰，在涟水入淮的河道阻断，被迫在宿沭交界折向东北，借蔷薇河经海州入海。原来宿迁小河口入泗的古濉水，也因黄河侵夺，原有河道被淤为平地，以致后人再也找不见《明史·河渠志》中有屡屡记载的古濉水小河入泗的原址。
黄河是自然界一员，她不能从低洼地面忽然逾越丘陵；不能以建瓴之势忽然悬崖勒马；遇着坚冰融解、霖雨连旬，不能减少它的收容；若忽寒冻结，赤地千里，不能增加它的流动。有时以人力可以对其改进或限制，但总需体察着、顺从着它的本性，才易使它收敛，但不能任人为所欲为。
简单说，它的历史大致是自然的，经过很久时间，依旧固定不变的。比如每年的涨、落，就往日的经验和统计可大概推定，统计的时间越长，结果就越准确。这是因为大江大河作为大自然一员，自有它本身的运行规律。
如美国人说密西西比河尾闾的摆动系“上帝的意志，非人力所能为”。而在十二至十六世纪的中国，却因运道畅通之诉求，要把黄淮两大河的流水量完全迫来向一个尾闾宣泄，而且要压迫着它俯首帖耳，那是任何理论所不允许的。何况淮短而黄长，淮小而黄大，遇着黄河暴涨，淮不能与黄争路，因之壅塞不下逼着由上流溃散，那又势所必致。
收入清《宿迁县志》的明代谢迁《重浚宿迁小河记》云：“善治水者不与水争路，惟行所无事，顺其性而利导之耳。”但自从黄河夺淮伤及运道，明朝除了保漕还要保陵，尽管潘季驯时念民生，殚精竭虑，把河治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如果让他在民生、运道、皇陵三者利益之间权衡，无论怎么选，民生也绝不会高于皇陵，也更不会高于皇家命脉。清承明制，一切也还是漕运为先，此时的黄河，还有什么余地按自己性好自由流淌？此时的治河人，哪有闲暇按大自然规律治理黄河？时人不免感叹：“水之为用大矣，以资饮食，以利灌溉，以通舟楫。及其为害也，崖为之崩，地为之陷，帆樯为之摧，宫室庐舍为之荡。溺此无他……安有逆民之性，而可以有为于天下者乎？”
诚然，天下者，我之天下；国家者，我之国家；社会者，我之社会，即便横征暴敛，视平民为草芥，为江山千年不易，帝王也不会有随意加害百姓的主观故意，反之，帝王视民如子，但也不会舍弃维系国家命脉于一线的黄河漕运而优先保证百姓那三亩薄田、两间破屋。
现代学者调查研究认为，苏北水患，均系人为治理所致。徐、海二州，原为淮、泗、沂、沐交汇之地，但自古河道畅通，水流有序，“亘古间不闻有水患”。后黄、淮、运相交，中央政府为保皇陵、保漕运，大河上下无以计数的工程把黄河治理得支离破碎，有一时安流，然绝不是长安之久远。再以宿迁为例，从地貌看，中运河把它一分为二，故道黄河与中运河夹城纵贯全境。又由于废黄河早已成为地上河，它的废道就成为分水岭，完整的淮河水系也被一分为二。沂、沭、泗与淮河干道脱离，涝年水进不了干道而积潴；旱年又得不到淮水浇灌；这就导致此地旱年更旱，涝年更涝。又由于黄水漫流，泥沙淤淀，往日良田覆盖、高出地面4—8米的废堤内侧则是行洪其间的坡河洼地，直到1949年前后，这里还是沙土飞扬、野兔成群的荒芜之地。昔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丰饶，哪里还有一点影子！
清康熙帝曾六巡黄河。康熙行迹所告诉我们的是，从洪荒部落到国家，再到家天下，此时此刻，黄河已从自然的河，神河，上升为皇帝的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谁敢言不？而独有黄河让帝王毕其一生也不安宁。对于黄河，他只留了一句话：“其功之巨，无法奖赏；其罪之大，无法惩罚。”
面对桀骜不驯的黄河，康熙大帝发出无可奈何的一叹，但明清以降，五朝与母亲河斗法所留下的罪与罚——对原水文、土壤、气候、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对士民性格塑造所产生不可逆的影响，不仅在当时就日甚一日，甚至数百年中，一直是社会治理和转型的暗疾。
“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此为明朝廷工部奏疏治黄大计的首要。论及祖陵，奏疏又强调：“祖陵系我国家根本重地，王气所钟，命脉所系，实圣子神孙亿万世无疆之丕基也。”
潘季驯接着表态：“三祖寝陵，万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区，委的事体重大。”
我们已经从前文所述知道，1571—1579年，前漕臣和潘季驯苦心经营的工程高家堰土坝，之所以又称“太皇堤”，就是为保皇陵所兴。泗州治北13里杨家墩，是朱元璋祖父、曾祖、高祖衣冠冢，也是朱皇帝在其母陈氏腹中受孕之地。在保民生与保漕运之间，保漕运是最大的政治；在保漕运与保祖陵之间，祖陵又是最大的政治。在这样一种治黄大政方针下，“分汶导泇，截沂摈沭，阻濉遏淮，乃成今局。其流毒所及……摧崩破裂……无完肤矣”。
万历年间的1575年，黄河在崔镇决，淮水又倾高家堰，“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没千里”。
淮北鲁西南越是因水患积贫积弱，这地方就越成为朝廷泄洪区。以至明亡清兴，保陵已不存在。但在保漕方针下，百姓民生也还不在朝廷眼里。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每年在黄淮下游投资数百万以至千万银两，并有治河能臣潘季驯、靳辅等主持，这一地区的水灾也还是不减反增。15世纪水灾仅四次，太皇堤兴之后16、17世纪分别是22次、23次，18世纪35次。其中，我们后面所述泗州城永沉水底，就在高家堰兴工的一百年后。
可以想象水深火热中的生民是以怎样心态面对眼前的一切。“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自古以来，以信天、信神、信命、信父母官为信仰的生民，一旦发现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辛苦一年，到嘴的粮食说冲就冲走，生计无保，命也搭上，与其等着春种秋收，倒不如图个眼前痛快，与其被饿死、淹死，倒不如挣个鱼死网破！于是，贩盐的、种鸦片的、偷盗的、打劫的、坑蒙拐骗的，趋之若鹜。以后大刀会、义和团蜂起，骨干成员主要来源淮北、鲁西南。对此，当时山东巡抚毓贤说：“予到任两月，站（木笼）三百七十余人矣，然盗风仍未绝迹。”
鲁南淮北曾是古宋国腹地，又是儒文化兴起的核心地区，“其民犹有先王遗风，上礼义，重廉耻”，然时过境迁，1776年《曹县县志》载：“士醇民良，曹邑旧风俗也。明季黄河屡决，盗贼猖狂，兼以连年大祲，饿 载道，人无家室之乐，而风俗一变。”
不法之徒日多，豪强就得加强武装。于是，村村都建围墙，圩——具防洪、防盗双重作用的土围子。保卫村寨需要墙也需要枪，那时，仅徐州、海州（连云港）12 县，地主圩寨就有枪 20 万支，沭阳一个大地主就拥有5000支。而这样的圩寨，仅丰县周围8县，民国前期还存有1003座。
有枪有寨就有话语权，洪水过后原来土地淹了，新淤出的又归谁？霍邱与固始间有一个地主，从他家进城走出120里地，也还踏在他自家土地上。另一豪强陈拴春，则由他骑马拖一把大刀，他跑到哪占到哪。济宁曾庞甫的石碑所立之处，周围数十村庄，4900亩土地，悉数归其所有。
天灾人祸，受害的不仅佃农、贫雇农，势力相对弱的富农、小地主也注定难逃。圩寨的出现，使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变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原来在农村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府、开明乡绅权力，被集行政、军事、经济多种权力为一体的权力联合体所取代，国家职权缺位，失去公民权的农民只得投靠豪强，听命给他们压榨、也给他们提供保护的寨主，甚至当地县吏。
如此豪强专横到什么程度？涟水县大地主徐叔扬不许佃户盖好房子；响水县一个地主规定，只有他徐家才能抽香烟；宿迁极乐庵规定佃户孩子不能读书。
皇上视保陵、保漕为国家命脉，也确实保证了700余年，却不知在此一国家大计中，江山万年的根基已被瓦解、淘空。以至到民国前期，沭阳还有豪强制龙袍、封官爵；豪绅首领朱温的目标是打下南京称帝；1929年2月12日，山东马士伟称帝，国号“黄天”；抗战初期，淮阴小刀会阮小元筹划攻打淮阴、南京、上海，有南京称帝，国号“大华”。因此有研究此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学者指出：虽一江一河之隔，此淮北豪强宗法观念非常淡薄，远不能和皖南、苏南大户相提并论。
为什么漕运不开海路：“朝贡”与“海禁”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漕运系国家命脉，为什么不开海路而一根筋跟黄河过不去？此等在今天看来如此简单的问题，那时却是行不通的，因为“海禁”。
“朝贡”与“海禁”，明王朝既定国策。
一左一右，从当时黄淮入海口的山东石臼港和江苏连云港溯流而上，连接西端的终点荷兰鹿特丹港，构成今天的欧亚大陆桥，大陆桥之间有座十七世纪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城隘—嘉峪关。
“……景色凄凉，无以言表。如果人类的悲伤曾经在哪个地方的空气中留下过痕迹，那一定是嘉峪关。几百年来，经过关口的是无数绝望的人流—失宠的官员、获刑的罪囚、无家可归的浪子、恐惧的逃犯……城墙上写满了由一颗颗破碎的心灵泣血而作的诗歌。”
此为十九世纪初一位西方行者对嘉峪关的印象。
公元1605年，也就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10月的一天，一支从印度出发的商队经过三年跋涉，终于到达祁连山下这座宏伟的关城。商队中，一位叫鄂本笃的葡萄牙“商人”不能自已，兴奋，又担忧。因为他知道，此时的河西走廊已没了以往的通行便利，怎样才能更快地通过这个关口，探寻到他所需要的秘密，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
鄂本笃此行是受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派遣东方探秘：所谓中国，是不是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五百多人的浩荡商队从印度出发，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尽管一路险象丛生，尽管一群随从只剩下了一个，鄂本笃还是越走心里越亮堂。在离开印度两年后的1604年11月，在塔里木盆地一个叫察里斯城的地方，一个穆斯林商人告诉他，他们刚刚到过“契丹”的首都北京，那里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那、那给教廷致信的利玛窦也肯定就在其中了！
当鄂本笃在甘肃酒泉遇阻，即让捷足先登的商人给利玛窦捎去一封急信，求他利用在京城的关系助一臂之力，以便让他早日到达那个神秘的都城。
从汉武帝开丝绸之路，至13世纪初蒙古人三次西征，这条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运道”虽有时被堵塞，但总的趋势是川流不息。明王朝建立，国策制定即严密布防，1372年嘉峪关春动工修建，1539年完工，前后历时168年。与此同时，王朝还在关外建了七个卫所。与其说这些卫所也给丝绸之路以安全与畅通，倒不如说它使这条原来的通途变得关卡重重。并且，在政治上实行“朝贡”和“海禁”政策。
“朝贡”是对外通商的一种制度，即鄂本笃所遇：所有外国经商者，须经六年一轮朝廷选定的72名使者先向朝廷进贡，朝廷以赏赐之名象征性地买下贡品，经允许，外国商人才有权在中国进行贸易。或许，这就是国家垄断，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
其实一进入中国，鄂本笃已经感到丝绸之路已经没有了旧时的自由与热烈，只有大明王朝对外人的重重戒备。但仍没想到这一关口竟比一路走过的险隘更让人望而却步。怎样才能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呢？尽管他是“官”的，但在这支商队中，他仅仅是个搭顺风车的买卖人。想借“ 使者”身份最快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可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谁又认识这个“使者”，谁的“使者”？
日子在一天天无望的期待中度过，转眼又是一年，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足勇气再写一信，再把自己最后的希望托给一个进京的商人。
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到达利玛窦手中，北京的传教士满怀感动，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前往河西，接应这位虔诚的基督徒。
也还幸运，此时的鄂本笃已经入选可以进京的“使臣”，但此时的他已经身无分文，且忧劳成疾，当他躺在病床上读了利玛窦写给他的回信，不禁双泪横流。就在钟鸣礼到达酒泉的第11天，鄂本笃的传奇人生溘然落幕。
即将落下的还有持续了1750多年、上演了一幕幕流光溢彩的丝绸之路的大戏。
刘大夏把郑和七下西洋的海图藏哪里了？
说“海禁”，要先说刘大夏。
就是在明弘治八年（1495）堵塞今兰考黄陵岗黄河决口，并在河北岸筑了长达360里巍巍“太行堤”的时任河督。
保漕堵口有功，史上明记，在刘大厦仕途经历中，还有一件“堵口”而改变历史进程，却鲜为人知。
明成化年间，距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一日，太监劝宪宗效仿成祖重下西洋，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然而时任东驾郎中的刘大夏却将这些资料藏匿起来。兵部尚书项忠没有找到航海资料，大怒，刘大夏则从容对言：“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郑和下西洋，巨舶52艘，大者长44.4丈，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士卒及随行人员27800。从今江苏太仓济河镇出发，沿东海、南海下，经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逞罗（今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最后古里（今印度）西岸返回，历时两年零两个月。
“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船队，也是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远航，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八十七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之后，郑和又分别于永乐五年（1407）、永乐七年、永乐十一年、永乐十九年、宣德六年（1431）六下西洋，历经三十余个国家，最远到达今非洲东岸索马里、亚丁湾的也门。七次航行总航程七万多海里，可绕地球三周余。
郑和七下西洋之目的，史上历来有不同争论。但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郑和航海图》既给世人留下了的一份珍贵记录，又绘制了所经区域的地理概貌，郑和下西洋的部分随员后来撰写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献，像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蕃国志》。如今，马欢岛、费信岛、巩珍礁均出现在了南海诸岛地图上。
无论怎么争论，大明王朝在 610 多年前已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船队，且有了连续七次的远航。在大航海时代即将来临，横穿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被数千里高山、戈壁、沙漠包括战乱阻隔、日渐式微的情况下，郑和船队以帆船辟出一条人流、物流、信息流汇合而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完全是汉武帝、张骞的“凿空”之功的翻版，但遗憾的是，它没有西方航海志全力扩张的直截了当之目的，没有相应的制度建立及意识形态引领，由此，七下西洋的壮举仅如昙花一现，在刘大夏所代表的旧有势力抵制下再也不见下文—刘大夏为保那一条具国家命脉意义的徐淮故道，为国家漕运的畅通，使尽浑身解数，以他擅长也仍不起根本作用的黄河堵口术，堵住了海上丝绸之路所将要撕开的开放的口子……但即便如此，郑和下西洋本身仍然把中国带进世界，也把世界带入了中国。船队“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诸国使者随和朝见”，与青花瓷、茶、丝绸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国内景德镇窑瓷、苏州丝织、松江绵织、福州造船及日用品，也渐形成新的制造生产与商贸中心。在海禁和朝贡等闭关锁国国策下，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艰难而生。
再以郑和航海对应漕运看，七下西洋既有去有回，沿海漕运不更易如反掌？实际上，唐朝时，国家就以广州为中心，开出广州至波斯、美索不达米亚、马来西亚、朝鲜等多条海上丝绸之路。元朝开始，漕取海路或部分路线取海路，官方史书多有记载。《皇朝经世大典》记：“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接运。”“今春试行海道，其船一百四十八皆已至矣，其不至者七舟而已。”
“至元十九年，并开海运……自刘家港开洋……先得西南顺风，一昼夜约行一千余里，到青水洋……再得东南风一日夜，可至成山……可放莱州大洋……”
“延祐四年十二月……每年春夏二次海运粮储……皆以成山为标准……约量可到直沽海口。”
对于如何避开险礁，时人则记：“设立标于龙王庙前，昼则悬旗，夜则挂灯。”
对于如何躲避恶劣天气和利用潮汐，时人还收集总结了土著气象谚语：
“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白露前后风水生，白露后头亦未已”等等。
从元到明再至清，清人李塨看到徐淮大河“河淮交横，上以阻漕，下以病民，岁靡金钱数百万，而终不得其理”的现实，分析原因，一语中的：
“其本盖由于意在通漕，不在治水，有虽拂其性而不顾者。”
对于如何更好河淮治理，他说：“故治之之道，先在罢漕。”
对于漕运出路，他提议：“或招商，或海运。”并以“今天津岁有海船自福建贩货，直达无失”为例，指“海运何不可行……（漕）罢之无不可也。”
对海运实行之困难，他认为不在风浪而在决策者之明智。“然此功殊不易也，必在上者有定识、有定力，在下者无顾忌、无阻挠……然后功可望其成耳。”
对于此变之现实与历史意义，此公明确指出：“海运必宜复，不惟通漕，兼可于其中习水战，以防海寇也。”
上有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下有李塨泣血之上书，其间还有官民冒“海禁”之天下大不韪的海路探索。按理来说，无论是官还是民，无论体制内还是外，这些臣民绝对没有推翻当朝统治之意，只是希望江山更长久更稳固些，但如此建言和实践探索都没有因当政者觉悟而上升为国策。愈愚蠢，欲坚决；愈坚决，愈愚蠢。在“朝贡”和“海禁”闭关锁国的既定方针下，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应时而生，又因气候地理等水土不服而夭折。本来开大航海风气之先的大明王朝，由于对外封闭对内堵塞言路，也由于政治体制顶层设计的缺失，错失一次与西方列强同时崛起的机会，使自己梦寐以求千年稳固的江山一朝覆亡。
黄河仍在流淌。黄河流进19世纪中叶，清继明制，因漕运仍然以持续的高压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给黄河以最后的钳制，而此时此刻，风险浪涌的海洋已被西方列强踏成一条康庄大道。
早在15世纪，西班牙船队已发现新大陆，葡萄牙船队绕道非洲好望角达印度，1517年抵广州。
1635年就是清帝国改后金为清的前一年，日本下达锁国令，驱逐所有外国人。但到了二百多年后的1867年，在美战舰和英大炮通牒之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变此前的全盘汉化为全盘西化，在 “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理念下，日本加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一跃蜕变为近代强国。
此间的 1689 年，英国会通过《 权力法案》，英专制政治寿终正寝；1769年，英人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美国独立……
1793年，英王特使马嘎尔尼率庞大使团在避暑山庄觐见清乾隆帝，以满船现代科技产品诱惑天朝开禁通商；天朝自视大清天下第一，万国来朝理所应当，至于现代科技发明，那只是“奇技淫巧”。频繁的御前会议，“初则争议见与不见，继而又争议跪拜与不跪拜。相持不决，近半年矣”——
实际上，这次英特使来访，前后历时三年。至1816年不甘心的女王又派阿美士德前往，谈判不成，于是发生了1840年鸦片战争。
“不许片板出海！”清继明制，以“文字狱”消灭异见而保思想一统，以“朝贡”“海禁”保国家安全，以保漕运保天朝命脉，最后还是母亲河釜底抽薪，不跟它玩了！
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再入渤海，运河山东段淤废，淮黄不再济运，漕运被迫走海路。
1872年，洋务运动中成立轮船局，漕粮正式启用海船承运。
还是黄河，母亲河！慈祥、智慧、伟大的母亲河，历史的最后关头，给她所养育的子孙以超前的神力一击，从而完成一个历史性转折。虽然已晚了几个世纪。
而此时，她治下的徐、淮早已千疮百孔。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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