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四部  推荐为中共领导人

第一百0五章 抗大

1937年1月，林彪、罗瑞卿奉命把抗大迁到延安创办第二期。因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二期。第二期学员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女儿赵元炳。不过，更多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一时间，学员由第一期的300多名一下增至1000多名。为了克服教材、课堂和校舍的困难，教育长罗瑞卿协助林彪做了艰苦的努力。缺乏教材，他就组织有实践经验的学员、教员自己编写；没有课堂，他就把学员们带到山峪、场院等“自然课堂”；学生没有坐凳，他就让人拣起破砖砌小台子当坐凳；没有桌台，他率先垂范，坐下来把两个膝盖一拢，成为听课记笔记的“最好桌台”。

身为教育长，罗瑞卿不是埋头只抓教学。他说过，古人讲，大丈夫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看共产党人应该“眼观七路，耳听九方”！为什么会多出一“路”、增加一“方”呢？这就是要把握政治路线、明确政治方向。

1937年10月上旬，抗大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中心任务是深入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团结一、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曾在抗大工作过的李志民上将回忆说：“在抗大工作时，罗瑞卿是我们的教育长，当时党内批判张国焘的斗争，是在中央领导下的抗大首先展开的。罗瑞卿同志积极指导运动，多次组织全校红军高级干部开会。在会上，他带头发言，对张国焘及其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罗瑞卿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揭发批判张国焘的罪行，教育了全校师生，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曾亲临大会，听取罗瑞卿同志的发言”。

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分别担任第115师、第129师师长，率部北上抗日，抗大工作完全由罗瑞卿主持，而自然地罗瑞卿“事实上成了抗大一号人物”。

华北抗日烽火的熊熊燃烧，使得培养更多的抗日军政人才成为当务之急。1937年8月1日，建军10周年之际，抗大第三期开学了，学员激增到2000多人。衣食住行，罗瑞卿都得操心。1937年10月22日至11月上旬，他率领抗大教职员工和学员600多人上凤凰山挖窑洞。历时半月，共完成175个新式窑洞，并修筑了盘山“抗大公路”，解决了抗大的校舍难题。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手书“我们的伟大事业”赠予抗大，以资鼓励。有人曾指点给毛泽东看，说这个是“少爷窑洞”，那个是“小姐窑洞”。毛泽东高兴夸奖的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与工农隔阂的一堵墙啊”！

为了适应当时战争的要求，强化学生的军事教育，从第三期开始，抗大成立了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军事队，为往后加强学校军事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罗瑞卿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同时他指示抗大学员时刻准备“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教学中，他要求学员从基本军事知识，到战略战术思想都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许多知识青年入学前从未摸过刀枪，通过军事训练和毕业后的实战锻炼提高，逐渐成长为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军政干部。

1938年4月，经过8个多月严格训练的2000多名干部奔赴抗日前线。罗瑞卿则在1月2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抗大副校长。

1938年2月，根据周恩来指示，罗瑞卿前往国民党设在武昌的黄埔学生联络处做统战工作。回来后，罗瑞卿建议党中央成立抗大同学会，并请毛泽东为同学会题词。3月5日，毛泽东挥毫写就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幅题词。1939年5月26日，抗大成立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篇文章中，又把抗大的三条教育方针重新在文字上修订了一番，最终确定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抗大的教育方针，为毛泽东在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确立的，罗瑞卿则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的学校。对于王明的错误观点，罗瑞卿明确表示，抗大和黄埔初期不一样。黄埔初期主要领导是国民党人，部分学生是国民党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如此，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进步，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他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他还亲自领导抗大干部、学员，参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并多次到抗大讲演，揭露、批判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罗瑞卿的教育下，抗大广大干部、学员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有力抵制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对抗大的干扰破坏，落实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坚持了抗大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8年5月下旬，罗瑞卿又主持抗大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建校以来培养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确定了此后党的任务，即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就在当年5月，毛泽东腾出自己在凤凰山下住处的一孔窑洞，让罗瑞卿在他身边撰写《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为全国抗日军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借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罗瑞卿便完成了这部篇幅很大的著作，使之成为军队建设上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此书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同时出版，对帮助和影响国民党军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抗大第四期开学。这一期，抗大迅猛扩大，学员达5600余人，校址相应扩散，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更伸至甘肃的庆阳。特别是代表新中国妇女先锋的女生队伍，也不断地壮大。曾单独成立了一个“抗大第八大队”，引起中外人士的注目。这是抗大的“黄金时期”。当年6月初，抗大成立两周年，罗瑞卿在纪念大会上自豪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就在6月，他主持编写了《抗大组织条令》，条令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指导思想，规定了抗大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教育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内容，使抗大的工作有章可循，向前迈进了一步。1938年8月，经过几个月的短暂学习，部分学员提前毕业，有1400多名学员去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血战。

1939年1月28日，在抗大开展工作大检查之际，罗瑞卿主持了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这时，全校学员总数达到1.3万余人，是抗大历届中最多的一期。这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经济形势陷入紧张。怎么办？罗瑞卿大手一挥：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他响应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率领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上山开荒，广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掀起生产突击高潮，决心以开垦和种植2万亩土地，生产3300担粮食的成绩，献给陕甘宁边区。4月24日，毛泽东出席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赞扬抗大的生产运动搞得好：“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

1939年6月1日，是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

1939年上半年，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胡宗南的军队三面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层层封锁，关卡林立，所以投奔延安的青年相应减少了。而在黄河对岸，日本侵略者不停地炮轰边区吴堡县的宋家川。严峻的形势，又一次考验着抗大。党中央决定，按照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实行“敌进我退”的方针，组织大批青年学生跨过黄河，到晋察冀等敌后去。1939年6月21日，他主持召开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党中央《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并指出，抗大上前线，给日本法西斯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给反共分子、摩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激昂、嘹亮的歌声，响彻延河两岸。1939年7月10日，抗大总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师生8000人，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后称青年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率领下，分成三个梯队，开始了向敌人后方的进军。回顾此次经历，罗瑞卿戏称：“大长征不难，小长征太烦”。挺进敌后的第三梯队通过封锁线时，天已寒冷，没有棉衣，又遭到日寇袭击，少数区队被敌人冲散，有的同志被捕。在这生死考验的关头，同志们表现得无比坚贞，有的用砖头砸死敌人逃离虎口；有的在被敌人解押途中，冒着九死一生跳离火车脱险；有的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有的女同志被割去乳房也决不失节向敌人屈膝，最后英勇就义。诸如此类事例，举不胜举。正如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过的：“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1940年1月1日，罗瑞卿主持抗大第五期毕业典礼，13个连队的毕业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120师工作，极大地充实了聂荣臻和贺龙部队的干部结构。2月10日，根据党中央指示，罗瑞卿又率领抗大总校从陈庄出发，徒步涉水滹沱河，越过正太路封锁线，经南障、和顺、辽县，20日抵达武乡蟠龙一带，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这次挺进，他曾戏称之为“小小长征”。对于“小长征”、“小小长征”，部分学员不理解，有人直接问他：“既然是抗日，在河北和在山西抗日还不是一样？干吗劳师远征呢”？1940年3月25日，罗瑞卿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论建立抗大在敌后方的意义》，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它之转移敌后，大大增强了敌后抗战力量，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干部，去解决坚持敌后抗战的支柱——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干部的需要。同时，再一次证明，抗大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校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抗大，参与抗日战争，到敌人后方去，壮大抗日力量，削弱日本侵略中国力量，最终消灭日本侵略者伟大目标。

1940年4月15日，是抗大第六期开学典礼的庄严日子，这也是罗瑞卿主持的最后一届开学典礼。在讲话中，他指出，“抗大今后的方针，主要为我党军队培养干部，应在我党军队建设上起着骨干作用。因此，抗大今后不仅有初级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上级干部之培养；不仅有一般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各种特殊技能干部之培养，应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使之与整个党军的建设适应起来”。在罗瑞卿离职后，继任校领导滕代远贯彻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罗规滕随”。5月10日，在风闻自己即将到野战部队任职后，罗瑞卿仍然坚守岗位，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份抗大工作报告，就抗大成立4年来的发展概况、成绩和缺点及当前的现状与任务等，作了忠实而详尽的汇报。毛泽东阅后欣然说：“罗长子一贯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干得多说得少。这次多说了点，可见他对抗大感情之深啊”！

1940年6月1日，时值抗大成立4周年，罗瑞卿出席纪念大会，看到自己呕心沥血的抗大今非昔比，真正是“越抗越大”，心情无比激动。会上，彭德怀宣布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罗瑞卿调任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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