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拐弯时刻——关于《河湾》
张 炜
张炜，当代作家。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河湾》等22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斑斓志》《唐代五诗人》等多部；诗集《皈依之路》《夜宿湾园》《家住万松浦》《归旅记》《挚友口信》《我与沉默的橡树》等10部；长诗《不践约书》《铁与绸》等。作品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
一
人生有许多不可
换一种环境是不得已的。改变常常是活下去的新理由。一个十分成熟的人、老谋深算的人，知道这世界其实是没有可逃之处的。不过逃离会是一个过程、一种活法。人造之物比大自然要怪异得多，可怕得多。人们总是求助于大自然，最后的时刻总会想起这一招。大自然比我们已知的还要宏阔复杂，它超过了最伟大的人造之物，比如摩天大厦和城市群之类。比起一个目标来，一个过程更显得实在，目的地在许多时候并非那么重要。人的生活，智慧的生活，大概就是比谁更自觉地拥有过程，并且具有跳脱力。
在有的人看来，我们面临的事情要复杂得多。比如当下的生活，并不是由“当下”独立生成的。它的每一笔其实都有来处。生活是一个整体，很难拆分。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忘记了这种延续关系，就是一种无知。知的深度，其实不过是看人的观照力和追究力有多大。当下的生活逻辑，其主要部分还是由昨天造成的。一个人的世界中，其精神与特质的主要构成元素不同，有人需要不断地强调一些元素，因为它们会支撑他的世界。对有些人来说，实在一点说，没有历史的正义，当下的正义也一定是虚幻的。
二
在讲述方式上，“我”这个第一人称是最自然、最值得珍惜的。这种视角和口吻才是值得信赖的。“我”所能够知晓和已经知晓的事物，叙述者才可以道来。而离开了这个“我”，讲述者只能成为无所不知的人，这能力显然是写作者赋予的，所以我们常常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和可靠性。还有，一场全知全能视角的讲述，最后形成的文字就像一台设计而成的戏剧，有一定的表演性和装饰性。而好的讲述总是自然而然的，是“我”的见闻、“我”的所感所思。因为“我”是唯一的叙述者，“我”见过，“我”想过，至少是“我”听过。所以，一个写作者在重要的讲述中，会使用第一人称。
我自己的真实感觉中，我们的文化中，特别是现在，“高人”和“异人”并不比异域更多。这尤其不会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特产。强大的自我性，说白了只会来自想象的自由。盲从和跟随，人云亦云的环境和气氛，会使那些有主意的人越来越少。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可惜有人只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他人最好没有，并且把限制他人当作人生的成就和生活中的乐趣。这是最卑劣最可怕的人生观。追求自由的意志是永恒的，这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比如书中，有人一定要将自己的主意强加给他人，并且还要让他人一再地表示感激，让他人不停地赞美，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荒诞。
他们现在还会愤怒、还能够愤怒吗？这是一个问题。不断地被侵犯，已经渐渐适应下来，正在变得无感，在有些人那里是这样，在另一些人那里决不可能。我是不相信“无感”的。面对生存的不断自语、不断回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要真实地记录下来，传递给他人，那也不是举手之劳。让自己木质化，这是极危险的。比起死亡这种危险，人生的木质化更加恐怖。生命的巨大信息，它的传递，在我看来，今天，只有纯文学写作才有可能办得到。一切的信息都在句子中，在语言中，在一个复合句甚至是分句中。讲到写作，如果在这个时刻违背纯文学的特质与规范，在我看来近似于一种逃避，甚至有违于我的职业道德。这是个很耗脑力的话题。
三
我年轻的时候迷信于工作的环境，认为独思与幽思，就必须躲在一个极偏远极隐秘的地方，让它在那里产生。多少年下来，我认为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错误。事实上我真的为一种深入持久、激动人心的写作和阅读，藏到他人不知的僻地，那是荒山野地，是人们弃之不用的老屋山洞之类。在那里，我的生活变得十分不便，可是最想要的东西，比如孤寂无援之类的现实和感受，倒很充足。那里也许很危险，但是我用青春对付和抵挡它。现在上了年纪，胆量也就变小了。所以我只好待在斗室中。不过我关掉日常依赖的手机，也就好像一下掉进了山洞之中。这样的日子是另一种享受，久违的享受。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或许不是一般的世俗之事。
我不想讲述“凡人”的故事。我不受类似的蛊惑：只写平凡的人与平凡的生活，还要给平凡的人看、要他们喜欢，要一家伙获得上百万的读者。我则不然。如实说，我没有那样的耐心，也没有那么平易近人。我不想写“凡人”，我只想写“异人”。非“异人”而不写，这就是我的趣味。如果我没有从一个所谓的“凡人”身上看到“异处”，就一点书写的愿望都没有。平庸的生活把我们折磨得太久了，都厌倦得不行。所以我不想再用平庸的东西去折磨别人。讲一些“异人”的故事，发现一些“凡人”的“异处”，这成为工作的原则。我从不为乌合之众写作，那是一种堕落。
大自然中一些美好的地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我们人类糟踏完。人类还没有那样的精力和能力。所以我们只要寻找，总能发现一些令人心动之地。我们苦于没有条件住到一些淳朴的、疗养心身的偏僻之地，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一次次错失良机。如果是独身一人，那就好得多，因为不必牵扯其他人的生活，让一个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眼前溜掉。人在最无望的时候，一定会求助于大自然。在许多方法中，比较起来它还算最可靠的。一次求助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世上没有那样的好事。但是人们遇事还是不能慌，不能糊涂，而要想法疗救自己。
大自然的话题似乎有些老旧了。不过人们烦闷了，常常还是要到大自然中去散散心。大自然比人工所造的一切总是可靠了许多。人们的厌烦主要还是来自人工的东西，所以就要尽可能地摆脱人造之物。一切都是大自然所生，从人到体制到所有，因此不依赖和求助于它，我们又能怎么办？现在的人甚至打起了火星的主意，但不要忘了，火星也是一种大自然。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然，同样是谈论大自然，口气和深度是不一样的。人类比起大自然太渺小了，这是个极简单的道理，可是要一些人相信这个道理，有时竟然需要花上几个世纪、耗上一千吨的语言。
机关生活是高墙大院深处的生活，离大自然更远一些。有这种生活的经历，会深知它的奥妙。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得过这种生活。这种生活的高尚和卑下都有，不能简单否定。但如果认为它比大自然还要丰富和伟大，那肯定是错了。这里的颜色总的来说还是相对单调的，知识也是相对贫瘠的。我们如果不将“人民群众最伟大”之类当成套话，那就该知道“人民群众”散在天地之间，在大自然里。在这个网络时代，每时每刻都有上千吨词语的倾倒，我们理尽词穷，只好一再地歌颂大自然。这是我们的不二法门，我们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和制胜法宝。
四
如果仔细看看书中的物事年表，会发现男主人公出生于1961年，他的爱人出生在1967年。他毕业时是27岁，她是21岁。这些人的经历大致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生人差不了多少，他们的故事与情感能够连通起来。他们和五十年代生人一样，在社会上的活跃度很强，已经真正成熟。这一部分人的阅历对于他们当今的行动，往往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形成观念的一段特殊而漫长的岁月，其负担当然也在于此。他们如何更新自己的知识，向整个世界敞开，通过吸纳和全面反思，以拥有自我批判的勇气，将是未来的关键。这对于我们的时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还绕不开书中这一代人，他们的行动力还很强。
有些最时髦的人，其实是肤浅的人。他们没有根性，他们向往的一切最新的东西，都是没有根柢之物。他们自认为领时代之风骚，其实是一种误解。这是生活中最不堪一击的人。虚假的浪漫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常常是将他们作为基础和土壤的。他们首先会被牺牲掉。
五
我个人所接受的刺激与挑战，超过了经验中的任何一个时期。我生活着，就必须回答种种挑战，想回避也没有办法。我要生活，就一定要每天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精神问题。我不相信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都闭上了眼睛。有人要闭上也说不定，但不会全都闭上。只有格外迟钝的人才会对我们正在经受的侵犯麻木不仁。谁在忍受？代价是什么？谁没有尊严？谁没有厌倦？谁没有不堪忍受却一定要忍受的经历？这是一个折叠的压缩的时代，我们一天经受的欣悦屈辱，如信息轰炸之类，大约相当于几十年前的许多倍。对有些人来说，要失望和成熟，可能变得容易多了；对另一些来说，这又是一个拔苗助长的时代。成熟，长大，却中空。我们过的是非有机的生活。那些比较正常的人，可能正在经历痛苦的选择。
爱是存在的，正像神话是存在的一样。但我们讲述神话的时候，要有个限度。我们总是把神话说成现实，这是不好的。现在，我们到了将神话解剖和还原的时候了，因为网络时代一切都加速了：人们厌倦起来是很快的，我们对任何事物的厌倦都提前了。书中，那些不喜欢被揭露真相的人，总是掩盖已经厌倦的事实，认为自己才是千古的永恒的情人。他（她）用暴力逼迫人家去爱，最终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厌倦会带来憎恨。战胜厌倦的方法，一定不是武力和暴力。我们不太知道有什么方法、这个方法是否存在、有无可能存在。这是一部书要探讨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作家协会]
（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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