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封控，大家伙儿大都在家待着，各以所求为所为。籍满田是读林鹏，想林鹏，想到能出门的时候，以林先生的十枚印章为线索，写了十篇心得文字，辑为此作。
整篇以“泪目”开头，以“泪流满面”结尾。也是知天命的年纪了，一个大男人，该见的都见过了，没见过的也该听说过了，为啥还这样不自禁？
为啥如此，大家自己去阅读深究。我却是跑了神，想起周遭尊师重道的许多师友。中国古有“师道尊严”一说，师道可以尊严，是因为老师水准太高，“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还因为学生悟性太好——明白自己遇到了名师，而这种明白，建立在本性醇厚的基础上，因为谦卑，因为纯粹，而能深刻地感知别人的好。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师生相得，人生难得。
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情谊。
2022/12/13
大踏步而出
籍满田
林鹏先生去世后，《人民日报》社编辑、画家罗雪村老师，画了先生的肖像和东花园旧居给我发来，令我泪目。画作右下角盖的印章为林鹏先生所刻，我一眼识得。
九十八岁的画家赵梅生曾对林鹏先生说：“你的篆刻令人激动，每次用它激动不已。”他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上加盖先生刻的“梅生”印章，众人皆知。
林鹏先生为画家任晓军刻的 “抱瓮堂”“无事”，给赵社英刻的“二慎堂” 印章，均被他们珍视。如此珍爱其印，不独因它刀刻之奇，更在于其内涵之深。
林鹏先生是书法大家，连绵大草，满纸云烟，大开大阖，痛快淋漓，有龙腾虎跃之妙，有崩崖坠石之奇，但他认为自己篆刻水平在书法之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师从山西大学王绍尊教授学习篆刻，采用“冲刀”的独特刀法，方寸之地，缜密大雅，疏能走马，密不透风，见笔见墨，表现出率真和狂放。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林鹏先生在山西的意义和在中国的意义就是他自己本身。笔者以为，林鹏先生为人处世之风格皆在其印章之中。
草 民
草民
近日，整理林鹏先生藏书，有一本是清朝举人刘大鹏写的《退想斋日记》。
刘大鹏是太原晋祠赤桥村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光绪初年遭大荒后，人民去其大半，所留者多贫不能支，到处皆墙倒屋塌，气象凋零，人人嗟叹无钱，莫能度日为生，今日者去荒年已十四五岁，世势日觉贫穷，人情愈觉浇离。”
藏书盖有一方林先生“草民”印章，并有先生用红笔写的一段话“丁丑大荒，吃干泥，拌麦秸，难吃难咽；人吃人，犬吃犬，实实可怜”。
草民
赏先生印，品先生言，我的思绪不禁穿越到了一百多年前在封建制度下的民生百态。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草民像草一样多，像草一样逆来顺受，没有什么尊严，没有什么自由平等。
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财富，只得投奔与依附在君王及其走狗门下或租地耕种，奔走效命，劳碌一生，受尽剥削压迫。他们生如草芥任人践踏，他们却韧如草芥生生不息。而正是这个“卑贱”的群体，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
记得林鹏先生说过：中国古代的农民都是自由人。他们的自由是在春秋战国的历次变法运动中逐渐一点一点失去的。从商鞅变法确立了户籍制度以后，农民的自由就丧失殆尽。至秦朝，农民便彻底沦为农奴。历史上，只有农民被无数次的利用和出卖，只有农民受到数不尽的剥削和压迫，只有农民默默地忍受，忍受，再忍受。
林鹏先生自幼生活在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从他家南管头出门不远有个集市，集市上挤满摆摊儿的人，他每次回家都驻足停留，说摆摊儿是穷人混口饭吃的营生，是维持生计的无奈之选。他们挣的钱干净，虽是一介草民，但不缺少尊严。
在中国，士大夫中有些本身是自耕农，他们可上可下，可进可退，甚至是难进而易退。他们深知民间疾苦，敢为之仗义执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史就是农民史，中国的古代文化就是农业文化。
面对走马灯般的王朝，面对帝王残酷的剥削与压榨，有良心的士人们发出凄楚的呐喊：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林鹏先生以草民自居，一生坚韧如草。
难 畜
难畜
春秋末期，诸子百家各携其说游走天涯，争鸣雄辩之声不绝于耳，与各路诸侯风云际会。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事。墨子主张君王应以高官厚禄来吸引“有能之士”，而士阶层则需要凭借权力来实现个人理想，体现自身价值。儒者要求君主之行为符合道义，儒者为道义而事君，在谋群体利益的同时谋个人利益，天经地义。君主之行为不符合道义，儒者坚守道义而不仕，所以“难得”；在君主行为不合道义之时，儒者辞而不仕，所以“难畜”。
孔子说，若天下有道，读书人应该入世，相反，则应该去隐居。归隐是中国士人最后的精神退路——当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郁郁不得志时，至少可以做陶渊明、做嵇康、做王维，避居世外，回归书斋和家庭，寄情自然、人文和学术，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然而，在现代一个特殊的革命洪流中，知识分子无法骑墙，一部分变成了“爬行现实主义者”，为了生存，替权势摇旗呐喊，另一部分成了“人民的敌人”。
不表态就是反对，不检讨就是抵抗，“文革”时林鹏先生看到老战友写了一万多字的交待材料方过关后，丝毫不为所动，住进了“学习班”。
“学习班”只有他一名学员，两个工人日夜看守，他看书刻章，刻章看书。后来，与这两名看守处成了朋友，对方帮他磨石头，两年时间刻章数百方，其中就有他喜欢的“难畜”。
林鹏先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驯服工具论曾经受到东欧小弟们的批评，中国大为恼火。苏联和东欧大体上仍在欧洲文明的系列之中，他们只知道民主自由等等时髦的概念，只在个人主义中涵泳，这同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心胸和“逆命”“不可使为非”，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几年前，我陪忻州王利民去拜访林鹏先生时，他讲述了件事。
陈巨锁老师曾在一次民主测评中投了他的顶头上司差评票，拿着票对上司说：“你看，这是我对你的评价。”林鹏先生说：“巨锁是我的好朋友，他做得对。该批评时批评，该反对时反对，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才是文人的风骨”。
王利民告诉林鹏先生，说我荣获“赵树理文学奖”了，林鹏先生接话说：“赵树理是我的老大哥，也是我的好老师，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对他很敬重，他一生能抗住不讲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没有像郭沫若一样表现积极，不容易。”
赵树理老师曾对林先生说过“小林呀，你的字写得不错，结构雄壮有力，书写基础还是宏图可追，将来文才与书艺齐头并进才有出路，光是一种艺术走向，未来前途渺茫。书文合道，道远清扬。”林先生自始至终不忘赵树理的教诲，“书文合道，道远清扬”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座右铭。”谈到赵树理先生“文革”中的遭遇，林先生唏嘘不已。
还有一次，林鹏先生谈起英国，说威廉三世上台是关键，1689年接受国会《权利法案》，其法案规定国王必须实行法治。至此王朝的君权神授被打破，王在法上变为王在法下，英国从此走上君主立宪制道路。
这个过程是不断改良和自我革命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在温和而非激进的环境中进行，没有流血冲突。林鹏先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思考，辛亥革命后，中国是否还有另一种选择？
他侃侃而谈时我想起了他的一句诗：“大禹不凿龙门阙，黄河直进北冰洋。”他说：“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因为广大的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不听话的士君子们参加了革命，才使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生不逢时，“难畜”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处境，但激浊扬清是他们处世的常态；生逢其时，知识分子竭才尽智虽殒身不恤，以最真实的自己行走在天地之间。
干 将
干将
干将，是人所共知的侠士，曾是楚国最有名的铁匠，他打造的剑锋利无比。楚王知道后，命令干将为他铸剑。干将与其妻莫邪三年铸成两把宝剑，一曰干将，一曰莫邪。
干将深知楚王性格乖戾，不能容忍天下第二把宝剑出现，于是将雌剑献与楚王之前，他叮嘱其妻把雄剑传给儿子。
后来干将果被楚王杀害。其子成人后持雄剑为父报仇，又受楚王追杀，逃往深山后，遇有侠客愿意借他的头去帮他报杀父之仇。儿子割颈献头，侠客借头杀楚王。
古今中外历史上复仇的例子不胜枚举。
罗马的凯撒大帝，实行专权，滥杀无辜，在元老院的议事厅里，被人冲上去杀死。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三巨头之一马拉被一个远道而来的乡村贵族小姐夏洛特杀死在浴盆里。她说：“我杀他一个，挽救了10万个。”
民国奇女子施剑翘二十岁时，父亲被仇人杀害，悬首曝尸，为了替父报仇，她以身相许请人代其行动，无奈希望落空。十年之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手刃仇人。
林鹏先生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就是为了拉平，是社会公正。人人都有报仇的权利和自由，这是真正的平等观。世界大战已经过去50年了，当年在集中营里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追杀他们，没有一个得到赦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听起来堂而皇之，但许多时候法律不能伸张正义。人有报仇的权利，因其符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大原则。罪恶囤积，无法报复的时候，大自然就报复整个民族，报复整个国家，多少民族，多少国家，多少文明因此无影无踪。
报复无处不在，革命是报复，战争是报复，政治也是报复。人同社会的关系，人同自然的关系也一样。人向自然索取过多，也要遭受自然的报复。这种报复残酷无情，而承受灾难的是整个人类。
让为非作歹的人立即遭受无情的报复，是解决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最好的办法。任何不予报复、不敢报复、不忍报复的行为，都是对坏人的怂恿，是不义的，是不道德的，对社会而言弊大于利。
秦始皇之后，直到清朝，君权渐渐加强，无论国强国弱，皇帝的王冠不能丢，君权不能削弱。两千余年，君权成了绝对权威，神圣而不可动摇，“王在法上”使社会公平与正义得不到彰显，法律条文形同虚设，造成数不清的人间悲剧。
伯夷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祥，为不善者，天报之以殃”，孔子说的“以直报怨”，都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基础。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大计，是社会公平与正义。仁义道德的根基，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雠 夷
雠夷
我曾问林鹏先生：“雠夷”如何解？
他说：当年商纣王建沙丘之台，作北鄙之舞，创靡靡之乐，造酒池肉林，使男女裸逐其间，一鼓而众牛，饮者三千人，君臣彻夜之饮，遂忘时日。今天是何月何日？都说不知道。纣王问箕子，箕子没醉，却不敢说，也说不知道。后来比干剖心，微子逃亡，箕子佯狂为奴，装疯卖傻，被下放劳动。也就是说，箕子既没被剖心，也用不着当逃犯，虽然受点罪但还算太平。武王伐纣后，封箕子于朝鲜，后人称箕子为圣人。箕子怕什么？他怕说了真话，众人会把他撕个粉碎，那样实在太可怕了。雠夷就是不敢说，静静地看着他灭亡。
林鹏先生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部分遗稿和书籍，发现他在王瑶著《中古文学史论》扉页上，盖了印章“雠夷”，并抄录王瑶的两句话：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事情做过了头，就离结束不远了。”
林鹏先生九十二岁时眼睛几乎失明，仍挥笔写下四条屏丈二幅《召公止谤》。说百姓有嘴，就像大地上有山川与河流，财富由此产生；就像其上有原野沼泽，衣食皆从中出。让百姓知无不言，国家政事的好坏就能从他们的言论中反映出来。
推行百姓认为是好的东西，防范百姓认为是坏的东西，这正是使衣食财富增多的好办法。百姓在心中思考，然后用言论表达出来，反复思虑成熟后便付诸行动，怎么能堵住他们的嘴呢？即使堵住了百姓的嘴，那又能堵塞多久呢？
毛泽东曾经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五四运动、民主建国、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变革，都是伴随着开创性的文化运动，其中言论自由是关键。
在理论教条的重负下，只能产生思想上的行尸走肉；只有在自由讨论中，真理才会像明亮的星辰升起。政府想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离不开反对者的声音。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纵观中外历史，限制言论带来极大危害。民有怨而不得诉，怨积而沸，必会掀起滔天巨浪。“水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能倾听民声，然后顺民意，何尝不是一种疏浚。懂得“上善若水”，自然懂得如何“治水”。
所以，儒家的主张同法家正好相反，与其费尽人力，不如顺其自然，顺其民心。民意之自然，像河水自然地流过，既可灌溉，又可行船，一切自自然然，皆大欢喜。
布衣之怒
布衣之怒
林鹏先生出生于河北易县，早年参加革命，平生好读书，尤好先秦典籍。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林鹏先生对古之豪侠隐士尤其崇重，于是刻一枚“布衣之怒”之章。
说起布衣之怒，我们熟知的无非是“免冠徒跣以头抢地”，甚或以死抗争，结果只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不管是高楼纵身，还是横卧铁轨，几天就成了旧闻。
有识之布衣不轻易动怒，但凡有怒，初则隐忍，及至忍无可忍之时，便如雷霆暴发，撼天动地。陈涉之怒，揭竿为旗，风起云涌，义无反顾。无官无利无所牵累，但凡献身革命必能蹈死不顾。俗话说“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历史上多少布衣之怒撼动了王朝的根基，点燃了时代前行的火炬。
“流血五步，伏尸二人”，消灭一个人，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历史从不负英雄，出了一个燕丹，出了一个荆轲，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长江后浪推前浪，荆轲之后，张良博浪沙大椎一击，惜乎不中，后来还有高渐离，铅筑一击，又是惜乎不中。高渐离死后，秦始皇“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动其心魄使其心悸，亦是布衣之怒的力量。
尽管生命是宝贵的，但与苟且偷生、贪生怕死的行为相比，舍生取义、舍命求法、以死铭贞，则更能体现出生命的价值，也是古人生命意识的最高境界。
“血性”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脉，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个精神麻木的人纵使体格健壮也只仅是行尸走肉，一个精神麻木冷漠的民族，纵使经济有所发展也不能持久。
从“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的人格尊严，到“文死谏、武死战”的忠义精神，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这都是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生动写照。
林鹏先生目睹了日本人侵略中国，国土沦丧之后，人民丧失家园与尊严的惨状。亡国之人如深秋的落叶，身不由己四处飘泊。林鹏先生深感其痛，满怀布衣之怒，毅然参加革命，反抗日本侵略者。
从那时起，他就把生死度外。
后来，他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参加解放战争，在他眼里貌似强大的蒋介石，不过是泥捏的天王，纸糊的金刚而已。
小子狂简
小子狂简
书剑飘零四十年，
归来依旧老山川。
项上得脑今犹在，
肚里初心已茫然。
丹心碧血成底事，
白发青山两无言。
小子狂简归来晚，
尚有余力缀残篇。
（林鹏俚句）
抗战时期，未改名字的林鹏先生叫张德臣，在边区革命中学读书，教他的音乐老师姓刘。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在行军途中相遇，言谈甚欢，刘老师说：“你们南管头在三中的学生有两个姓张，一个很聪明，叫张庆源；另一个有点儿傻，叫什么来？”林鹏说：“叫张德臣，就是我。”林鹏先生快言直率，让刘老师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一九五八年转业，当年那个愚钝木讷的小伙子，经过三场战争的洗礼，已经成了人们传说中目中无人，敢想敢说的“思想老虎”。
转业到山西后，林鹏先生拜语言学家孙功炎为师学习古文，拜王绍尊为师学习篆刻。他读到《论语·公冶长》“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意思是年轻人志向远大，但行为粗率简单，不知怎样来节制自己。他想，自己不就是吾党之小子吗？便刻一枚闲章“小子狂简”以自警。
后来，山西大学教授姚国谨拜师门下，林鹏先生爱才，遂将“小子狂简”闲章赠与了他。
林鹏先生说，巨大的社会动荡，复杂的历史事件，究其原因，都是由具体仇恨造成的。而所有的仇恨，一言蔽之，大抵由社会不公现象造成的。正因为如此，消除社会不公，才是真正的政治。
近代以来，年轻人追求公平正义的初心是好的，他们志向远大，但行为粗率简单，满腔热血去改变现状，碰了头就去西方寻找真理，认为那里有灵山，可以求得救世之良方，最后却误入歧途。“小子狂简”者易走弯路，唯潜心习文，方可于沉静中取得真经。
当代的一切难题，大都可以从古典中寻找答案。先秦文化经典不仅生动记录了古圣先贤对于生命的理解认知，而且还为人类生命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源头活水，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赋予强大精神动力。与此同时，也能昭示人们去理解生命的真谛，丰富生命的内涵，创造生命的价值。
先秦诸子中不缺乏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内容，如果我们一概看不到，其原因不是不能看到，而是不想看到，这中间的哲理深奥之至。这一切，需要后生小子去理解、领悟与弘扬。
两千年帝王专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一味教育年轻人去“服从”，唯唯诺诺。我们只知道哪些是老师教过的，哪些是老师没教过的，如果连老师都没有讲过的，我们想到了，甚至说出了老师没有讲过的，就是大逆不道。人文教育是社会良知的起搏器，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必然为人民呐喊，而不是成为权力的附庸。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华精神复兴的关键是塑造真实的、高贵的人格，需要千千万万的敢想敢说的“狂简小子”去践行，只有他们才能把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赓续传承，发扬光大，铸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仁者无敌
仁者无敌
仁者无敌仁者寿，
仁者爱人道路长。
人同此心心同理，
不着冠冕自堂皇。
随口说来随口事，
此心此理此张扬。
（林鹏俚句）
施行仁政的君王，必然赢得民众的拥戴。上下同欲者胜，施行仁政，是实现“上下同欲”的必由之路。纵观世界史，暴力之下无盛世，唯有仁者无匹敌。而士君子之道便是仁者之道。
林鹏先生认为，传统中国应该由一个宽仁无为的朝廷来统治，社会秩序靠伦理道德来维持，而这些伦理基于血缘、家庭的亲情，基于母爱和长幼尊卑的礼制。
正如孟子所说：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深耕细作；让身强力壮的人有时间有精力修养孝顺、尊敬、忠诚、守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母兄长，出门尊敬长辈上级。这样，一旦外敌来侵，他们就是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坚不可摧的战士。如果执政者使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其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东离西散，如有外敌入侵，将以何御敌？仁者以仁克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商汤是著名的仁君，和葛国是邻居。葛国的首领沉溺享乐，不守礼法，欺压百姓，民不聊生，土地荒芜。汤派自己的百姓去替葛伯耕种，但葛伯却在路上拦杀了给耕种者送饭的孩子。
汤顺应民心，征伐葛国，如入无人之境。汤派人向东征伐，西方的人便不高兴；向南征伐，北方的人便不高兴。他们埋怨说：“为什么不先征伐我们这里，解救我们这些受苦的百姓呢？”
汤征战时，百姓不受惊扰，做买卖的照常经营，耕田的人如常耕种。汤杀掉暴虐的君主，安抚受苦的百姓，就像及时雨从天而降，老百姓都非常高兴。
周王东征攸国，攸国的官员把绸帛装满箩筐，迎接周朝的官员，攸国的百姓带着饭菜和酒水迎接周国的军队。纵观历史，国泰民安时无不是君王实行仁政之时。
儒家的主旨就是仁。然而，秦始皇开创的帝制靠严刑峻法，压制民众，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是秦朝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强权与高压之下，民众不敢发声，做事没有积极性，而执法者的胡作非为又往往激起民众更大的义愤。法治遭受破坏成了必然。法治遭受破坏，又不能随时更改，就变成了一纸空文，缺乏自信的法律只能僵化形式，极端执法。斩兵杀将，株连九族，一硬到底，直至崩溃。
林鹏先生本人经历了三次战争，了解战争的残酷，反对以暴制暴，晚年的他成为一个对革命进行深入批判与反思的人道主义者。
他认为帝王思想，商韩政策，才是政治失败的根源。崇尚仁爱，主张以民为本、关爱他人，建构人类社会美好的道德伦理规范，创造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善待知识分子，善待工人农民，善待自然万物。要站在“仁”的情感高度给人以尊重，要以厚德载物。
修政有仁有德，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谁敢谋？将三军，使士卒乐死，谁人能敌？“仁者无敌”的政治理念是林鹏先生心中的理想世界，他一生都为此呐喊，为之传言。
无上清凉
无上清凉
“甚深功德，无上清凉”出自《华严经》，意思是功德修炼得深厚了，修行收获自会很多。
林鹏先生熟读《华严经》，仅为学术研究之用。他刻章“无上清凉”，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着“鲁仲连义不帝秦，山林岩穴之士，无上清凉”，自有深意。
伯夷、叔齐隐居在首阳山，发誓不食周粟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你们反对武王伐纣，就是反对革命。武王伐纣大获全胜，万民欢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你们两个反革命却躲藏在深山，宣誓不食周朝的俸禄，现在告诉你们，天下是周家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是周家的，你们没有权利吃周家的野菜。于是，两位老人就饿死在首阳山了。
鲁仲连曾经帮助赵国转危为安，平原君重赏，鲁仲连固辞不受，终身不复见。秦始皇一统天下，鲁仲连义不帝秦，不承认秦朝存在的合理性。皇帝的权力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承认他，维护他，向他顶礼膜拜？后来，出现了陈胜、吴广，出现了项羽、刘邦，谋臣如云，战将如雨，强大的王朝土崩瓦解。
林鹏先生认为，隐士是士君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隐士可以是以耕种为业的自耕农，可以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士人。“欲知朝中事，深山问野人”，真正有才、有学、有识的士人不屑于争名夺利，渐渐归隐山林，他们不知朝中细节，却知道大势所趋。
隐士承载着自由平等的精神，胸怀天下，放眼寰宇，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为强权暴力所驱，不与权力同流合污，在天地间独来独往。
古代的隐士实际上是自耕农，就是耕读传家的那个群体，他们柔弱而刚强，治世不媚进，浊世不易方。他们不论谁掌权，只管经书儒学之薪火相传。这个群体最好统治，却最难对付，因为他们自食其力，独立思考，柔弱如水，却能载舟亦能覆舟。
隐士之为隐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但有许多士君子，上有老，下有小，肩挑不可推卸之责，为五斗米出为小吏，足以代耕。
心系苍生者，肩挑家国之任，入朝为官，希求一展平生抱负，不负所学，有所作为，甚至力挽狂澜于既倒。此等忠烈，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然也有做统治者的鹰犬者，蝇蝇苟苟，图利害人，杀人不眨眼，积怨甚多，大多没有好下场。忠烈者，多鲠骨刚毅，为公伤己。
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的多元，教育的普及，隐士或是教师，或是医生，或是贩夫走卒，或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合力承载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林鹏先生有着深沉的隐逸情结，但他时时刻刻关注“朝中”之事，他的话语有柔韧性，而尊严却有刀剑般的硬度。
能与他的精神家园、内心追求和对时代的深刻洞察比肩者不多。大隐离去，壮志未酬，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林先生远去，无上清凉。
齐宣九石弓
齐宣九石弓
一日，我陪张石山老师拜访林先生。
张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文革”时，盂县有个小山村，村支书不让别人直呼其名，让别人喊他“二毛主席”。问其原因，他说，北京毛主席说了算，咱村我说了算。
林先生听后哈哈大笑，他说：自秦始皇以来，帝王思想，害人不浅。大概秦始皇几辈子都没有掌过权，所以一辈子要把这掌权的瘾过足。秦始皇喜欢把大权小权一人独揽“日夜有呈”，马屁精也不断汇报，再唱一段肉麻的颂歌，抬轿的，坐轿的，各取所需，互相成就。每个权力中心的周围，都聚集着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竭尽全力，目的就是获取利益，而喜欢被人捧的人最终也被捧他的人抛弃。
林鹏先生熟读历史，他刻一方引首章“齐宣九石弓”。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别人夸耀他能够拉开强弓。他曾经使用的弓，只不过三百多斤，拿给左右的大臣看，近臣都拿过来试拉，故意把弓拉开一半就停止，都说：“要拉开这弓力气不少于九百斤，除了大王还有谁能使用这张弓？”齐宣王听了非常高兴。然而，齐宣王使用的弓拉开的力气不超过三百多斤，可是他却一辈子以为真的是九百斤。齐宣王自鸣得意，其实在别人眼里是笑话。
张颔先生写了一幅字“潰痤一乘，舐痔五乘，承顏三分，得意十分”，林先生挂在书房。这个典故出自《庄子杂篇列御寇》，秦王有疾召医，破疤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辛辣地讥讽那些溜须拍马，攀高结贵，屡屡得手又身居高位所谓成功者。
“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多少人君食谄言而成尺蠖，多少人臣“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嗜之”，看是人形，实则神同犬马。真正的士，精神是站立的，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
什么样的君王就有什么样的大臣，趋炎附势之徒，只求私欲的满足，不可能为老百姓办事，不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趋于庸俗卑贱的前途。一个缺乏高尚情操、丧失了自信心和尊严的民族，无法使其文明灿烂。
林鹏先生说，传统儒家士大夫都有那种“从道不从君”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热情，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骨气。每个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也曾经有过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谁不想平步青云，大有作为？如果生逢乱世，百事荒谬，社会犹如一个大漩涡，官场好像一个大茅坑，志士仁人就有不忍涉足者，才学之士就有掩鼻而过者那些狂狷之士就更不必说了。
“老死深山人不见，也应强似洛阳花。”
大踏步而出
大踏步而出
战国初期崛起的士人阶层，成为新的知识阶层，他们掌握着并解释着“道”。魏文侯尊子夏、段干木为师，求见段干木时“立倦而不敢息”。
战国早期的君主普遍意识到“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有礼贤下“士”举措的君主不在少数。思想家们劝君主尚贤，君主们也将尊贤“制度化”，这样就为士君子文化的扎根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士君子精神从此成为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林鹏先生认为，士君子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骨干，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者。中国古代士君子们大多傲骨凛然，居官敢于犯颜直谏，不怕杀头，为民则安贫乐道，不怕饿死。耕读之余，其所研究者既不是僵死的教条，也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经世致用的技能。即使那些辞官归隐山林的隐士，研究的也是入世的学问。
先秦的士君子受着仁义道德的严格束缚，为了仁义道德，理之所在，虽死不避。他们不像后世的有些人，把道德看得一钱不值，把自己猪狗不如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所以后世人升官也快，发财也快。相比之下，古人显得非常愚鲁，所以跟头栽得快，脑袋掉得快。
秦始皇帝制以来，士君子处境大不如前，但有圣贤书在，他们的行为仍按照仁义道德来规范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读书人内心最深处的信仰。
“五四运动”以后，夹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现代个性之间，中国知识分子陷入迷茫，许多文化人向西方寻求真理。革命洪流中，知识分子在不断的批判和检讨中艰难度日，名士变节，巨匠厄运。
但真正的士君子，不管在朝堂之上，还是草野之间，宁死不吃嗟来之食，坚守自己内心的道，奉尊严为灵，人格为魂。
在林先生看来，对古代文化的坚守就是对现代发展的关怀，他不仅认为儒家经典可以睥睨百家，也认为儒家经典完全可以作为现代社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指南。
正因如此，他瞧不起现代中国人放着厚重经典的儒家文化不用而盲目搬用相较而言单薄稚嫩的西方文化，所以他一再强调“西方哲学不过是神学的婢女罢了”。
林鹏先生为人为学有着自己清晰的坐标，他认为士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他常常语惊四座，入骨三分。但是，激烈言论的背后，隐藏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
他对不学无术的独断者有一种发自性情的蔑视，对旧有学术有着不断挑战权威的渴望，这也是他挨整30年的根源。
林鹏先生之心如晴云秋月，尘埃不染，有趣与倔强刻入骨头，深入灵魂，即使不得不外表圆滑，内心深处却永远不去媚俗。可以让他不批评，不说话，但绝不当“肉喇叭”。绝不回头的背影，倾其所有的神情，高傲与尖锐，是士君子的典型形象，他超越“实力”的普世情怀，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人的羞惭。
一日，与林先生聊天，我对大洋彼岸的某国表示赞许，有移民之意。他突然抬头看着窗外，没有说话，眼里露出一丝惆怅，我为之心中一震。
过了几分钟，他说:“宣传报道中说中国已经崛起了，其实还差很远，只是初步工业化。西方发达国家，物质丰富，自然环境好，人性和美可以受到尊重，然而，那是他们艰苦卓绝奋斗的结果，中国人只要奋斗，不比他们差，好男儿不应该享受没有自己血汗的果实。”从林先生住所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泪流满面。
林鹏先生送我一幅字，落款盖章“大踏步而出”，说“作诗文就像大丈夫见客，大踏步而出，不要像妇人见客，扭扭捏捏，矫揉造作”。林鹏先生的一生正是如此，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大踏步而出。
先生远去，见章思人，追随数年，受益一生。属以成文，言之不尽。
# 作者简介 #
籍满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协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著有《晴雨路干湿》《曾家兄弟》，《大湄公河》（合著），《滇缅之列》（合著）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