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意  太武凡木

文/郑亚水

佛教禅宗自达摩祖师入中土嵩山面壁创始，传到第六代惠能，就没有第七代的祖师了，石码古林寺戒实师说，自六祖后来变成了禅宗的'一花开五叶'薪火相传…

一花：佛教传入我国后，禅宗以达摩为祖，称“一花”；五叶：佛教发展演变的五个流派：伪仰、临济、曹洞、法眼、云门。出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付嘱第十”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示例：面壁九年看二祖；~亲分付。宋·黄庭坚《渔家傲》词同时也有人称一花开五叶是指自达摩禅师东渡传道以来历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六代方使得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

而六祖惠能写的《坛经》作为唯一由中国人创新与发展了的佛教经典，却说了'一花开五叶'的前面，实实在在的禅宗'二分派系'，这就是禅宗的'南能北秀'…即南传的惠能系与北传的神秀系，当年在湖北黄梅的五祖弘忍公开考试，决定让门人作偈，以此来遴选六祖传人，《坛经》有如下一段: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道我心中见解;我呈偈，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五祖堂前，有步廓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棱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已成，教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流汗，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维:'不一下书著，纵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於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即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维:'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坛经》这段文字，表现了作为五祖大弟子呈偈的思维与心理。'求法即善，觅祖即恶'，求也不是，不求也不是，把佛法与祖位分割开来，陷入极大的心理矛盾。神秀追随五祖时间较长，又是教授师，代五祖在湖北黄梅东山执教，非同一般僧才。五祖在惠能到来之前，说过:'东山之学，尽在秀矣。'，可见他对禅宗未来接班人心中已经有底数。虽然有如此印象，五祖并没有印可他，没有把衣钵传给他，而与众弟子一样，妥妥地需要笔试过呈偈这一关。这种衣钵传法，已经有创新，不同于包括达摩、慧可、僧璨、道信等上代四代祖师了。这种公开竞争的新的传钵方式。难免会给神秀造成震动，但也不能怪五祖坏了祖师们的规矩，神秀接了这茬考试，却并没有觉悟，没有见性，五祖怎么会把法传给他呢？其实，神秀已经到了开悟的门槛前，他思忖'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已经非常清醒了，如果再补上后学我的思维续航，加上'本来清净，缘起无常。'，这样的偈呈上，估计就0K了…嘿嘿!

佛南佛学院原教务长圆智法师说过，佛教的核心思想是'缘起自性空'，一切的一切，因条件和合而现在，因条件变化而转化…所以，南普陀左右廊道上挂了两个字匾，分明写着'无我'与'随缘'，您不是放低姿态，而是把忘不了的这个'我'暂时忘掉，灵识跳出我外看我，我外看世界…那么，自己也如释重负，世间的人与事，进入了'无相周天'，不是今天星期六，而是一个圆满四面八达的立体时空，这叫'周天'，了了便知道了一切的缘起'妙有'!

一般的学佛人，比如江智猛群友，法号'太武凡木'，把自己说成了南太武山的一棵普通的'凡木'木麻黄或相思树，尽管因为硬说'番薯是第一次从月港引进的'，我调侃他为'江番薯'，他从不生气…说明已经有接近'无我'的觉悟境界，但是还是有一个'小我'存在，毕竟'凡木'也是'一树'，生长智猛上午村••当年神秀呈偈的第一句'身是菩提树'譬喻，自号'太武凡木'也是这意思。佛陀当年在树下悟道成佛，为了纪念，就把这棵树就称为菩提村，闽南龙海区政府前公园西路那两旁种的，也就是'菩提树'…我自1980年初次经过，至今尚未觉悟，这是我的'宿业障重'，'慧根'无法与佛祖相提并论的。'心如明镜台'，心如明镜一般，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能正衣冠;以古为镜，能见兴替;以人为镜，能知得失。'

镜子可以照物，如果镜子蒙上了灰尘，就可能失去照物的功能。所以要用功'三省乎己'，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偈子本意很好，也是我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渊源之一。当年，神秀呈上这个偈语，已经很有觉悟水平了，不能因为他没有得法而小看他了。他的中心思想是'心性本净，但为客尘所染'，所以必须修戒、修定、修慧。这种思想来源于印度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的主张就是'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与儒家的《三字经》所念'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中的'性本善'有不同，实际'人之初'的婴孩，其'性本清净'，没有善恶之分吧！

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百余年间，通过“七百集结”和“万人集结”两大法会，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系统。就其共同点而言，就是“缘起无我”。这个无我，一是人无我，二是法无我。佛教认为，任何个人，都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和而成，其中色蕴是物质部分，其余四蕴是精神部分。总而言之的人，包含有物和心两大部分，研究“人”这一种最高等的特殊动物，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取向都是片面的。

《般若心经》中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人要自觉觉人，首先要认识到人我都是五蕴合和、心物合和而成的一个假象，不悟到这个其实如电如露的人我假象，就会自然而然产生贪、瞋、痴、慢、疑等种种烦恼，因而自陷于娑婆世界，难脱生死苦海！所以说，佛教禅宗以顿悟方式明了人生“空”谛概念，置人于人外、置生于生前死后，在彻底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中反照人生过程的乐土与幸福！恰如人一旦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过程之后产生那种豁达、自足与宽容等智慧一样，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一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的人生智慧！

佛教认为人生本质是苦的，造成苦的原因是烦恼。人的欲望即人心是无限的，甚至比大海、天地还大，而人所生存活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缺陷和不足的娑婆世界，这种现实的矛盾必然带来种种的烦恼和痛苦，对此佛教的苦、集、灭、道“四谛”有详尽的阐述。它不仅从现实的这一世来究其因果，而且还追溯到前世去寻找原因，一直贯穿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之中，佛教称这个超越常识的生命流为“三世因果”。而一世的生命际遇有“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和地狱”六种状况，佛教认为生命不断于其中生死交替为“六道轮回”，这个前提是灵魂不断灭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另外二家，道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灵魂的不灭，人死后的灵气，上天为魂，下地为魄，得道者化为神仙真人，失道者变成野鬼游魂，没有多少辩证逻辑或成熟自圆的理论，但在世俗中却有广泛的认同感。儒家对这个问题是敬而远之，孔子曾回答子路等学生的疑问，鬼是怎么回事呀？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说，你连人的事情都没有弄清楚，还谈什么鬼呢？子路又问，那么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又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说，你呀，连活着的事情都没有弄清楚，还考虑死后当鬼干什么！以后儒道在生死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都附会佛教的说法，没有提出标新立异、自成一家的理论。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认同灵魂的存在，但不承认有“三世因果”和“六道轮回”，并断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必须信仰上帝，求得解脱，不然死后灵魂只有听任基督的末日审判，该升天堂的升天堂，该下地狱的下地狱，人生的回旋只有“一次得救”，自由少得可怜。

佛教认为人的生命是无穷之流，可以无限转生，只有觉悟成佛才可以脱离“六道轮回”，而永续极乐净土。对于这一教义有的人认为是迷信，但佛教徒则非承认不可，否则，就连一个画饼充饥的精神寄托都不存在，何况全部的佛教理论体系。人生的命运参差不齐，一人一个样，可能有相近的，但不可能有相同的。每个人的性格、气质、品德、智力、财富、地位、感受和经历都不尽相同，种种差别，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用基督教的语言说，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尽是不平等的，产生不平等的原因，不从三世因果中去寻找，今生现世的理论是永远解答不了的，这也许就是马克思解释宗教作为“精神上的鸦片”成因，以及宗教，包括佛教长期存在的必然性所在。

开悟即可得道成佛，当年释迦牟尼历经苦修劫难，终于在一棵树下开悟成佛，这棵树就叫菩提树，“菩提”梵文的意思是觉悟、开悟的意思。据《坛经》记载，唐代六祖慧能上山砍柴，下市准备去卖柴养母时，路过一个客舍听到一个客人在诵经，“一闻经语，心即开语”，后来问客人时，才知道这本经义名叫《金刚经》，“金刚”比喻颠簸不破的东西，《金刚经》也就是颠簸不破的真理。现在诵读《金刚经》的人很多，开悟的人却廖廖无几。六祖慧能听了别人念经，“心即开悟”，按照《坛经》解释，因为他有前世修来的德，即“宿习有缘”。人有不同根器，即不同的智商和悟性，如学习某一项技术或技能，有的人一看就会，有的则学了大半辈子，仍不能熟练掌握。释迦牟尼佛见道之前，在王宫里当太子都不舒服，当时他已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就在于解不开生死烦恼的大难题，出家修了六年的苦行，仍然莫名其妙，摸不到开悟的魂头，直到在树下静坐七七四十九天后才豁然开朗，“觉悟之难”对于佛祖释迦牟尼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凡夫俗子。

大乘佛教的理论首先指出“人人都具佛性”、“人人都可成佛”的信念，但怎样开悟成佛，是渐修，还是像释迦牟尼出去苦行呢，这又是一个新的烦恼，禅宗提出了“即自见性，直了成佛”的渠道，即“顿悟”之道，破繁就简，点出“心即是佛”，但人人都不可能如六祖慧能大师因“宿习有缘”，而“一闻经语，心即开悟”最终修成正果，怎样去开启心中的佛性，这就是禅宗简单又不简单的证悟实践。据《五灯会元》上载，佛祖在灵山法会上，对着百万人天，默然不说一句话，只自轻轻拈起一枝花，向大众环示一转，大家都不了解他的寓意，只有大弟子摩诃迦叶，会心地破颜微笑，于是释迦便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便是禅宗的开始。在印度传到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大师，大师谓东土震旦（中国）有大乘气象，逐渡海东来，从广州上岸，与南朝梁武帝谈论不合，“一苇渡江”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后付传心法和衣钵给中国的第二代祖师神光，直至南传慧能为第六代正宗禅师……

一言以蔽之，禅宗不同于其它佛教派别，如净土、天台、唯识、律宗等门派的关键不同点是觉悟之道在于“心领神会”，不靠文字理论，也没有严格学习修行程序，更无固定老师指点迷津，这是只有上等根器的人才能实现“顿悟”成佛的方法！赵朴初居士曾讲过，毛泽东曾给他开过玩笑说：“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密，即非第一波罗密，是名第一波罗密。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说明毛主席老人家也非常熟悉《金刚经》。“佛说，即非，是名”是《金刚经》的主题。比如有人说您是好人，您并非是天然固定的好人，因您能为大众的利益服务，故称您为好人。“即非”是性空义，“是名”为缘起义。佛教的核心思想是“缘起自性空”，其涵义为“凡是存在的，没有无因而自然的，没有常恒的，孤立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关系条件的存在，因关系条件的和合而现在，因关系条件的分离而转化。”经论中说：“从无住本定一切法，让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坏假名而说实在”等，都属缘起义、无自性义或中道义。本着如上的宗旨，佛教的修行者，皆应“以无所执着心去作一切事”，或“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这种“悲智双运”、“福慧双修”，集积弱智二种资粮的菩萨行，乃为成佛的正因。

《金刚经》这个智慧就是叫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前摄概念，以免误判是非！因此，我们在这里说佛，即非一般人理解的寺庙里塑着金身、被香火贡果供养的“佛”，而是借着“佛”的名义研究人如何成为有觉悟、有智慧的人，而这一过程乃需这个人，无论选择渐修或顿悟，或者在不断渐修中不断顿悟，以至变成不是原来那个一般的凡人，而是佛教包括禅宗所期待的没有烦恼的“弗”人，即成佛道！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认为，世界是不动的，他的著名的命题是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先让乌龟跑出十米，再让著名的长跑运动员阿基里斯去追，由于时空的无限划分，即分成无限的阶段，造成无限的环节，也有无限的起始，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赶上无穷个点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追不上乌龟。这个命题，众人都认为不成立的，但亦不容易驳倒。后来，黑格尔说，不难，只要取掉了时间的限制，即环节的起始，转瞬之间就超过了乌龟，但黑格尔超越了芝诺的大前提。那么，佛说人“烦恼即菩提”的大前提呢！

现代自然科学认为，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物质构成，物质又可以分，于是就去寻找最基本、不可分割的物质，从分子找到原子，从原子找到基本粒子，现在对基本粒子还在进行解剖……解到最后，便是“性空”的结论了。“我”在那里呢，我便是“性空缘起”，因为世间的一男一女在许多说不清楚的偶然或者必然因素中生就了“我”，这便是“缘起”之故，而“我”又是五蕴合和，心物合成的一个假象，因为这个假象，从父母阴阳和合那一刻开始到百年后，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也就是人生过程，因为有了这个“我”，便由我而产生贪、嗔、痴、慢、疑、我见等种种烦恼，烦恼的根子是“有我”这个大前提，懂得了“无我”，便找到了了断烦恼的大门。其恰如龙树菩萨在《中论》中所云：“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

禅宗五祖弘忍为了寻找承传衣钵的六祖，在众弟子中出题求偈以考证悟道的境界，《坛经》记载：“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曰：吾向汝说，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田何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祖”。大弟子神秀思量再三，呈偈于南廓壁间，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偈语意思是：虽然人人都有清净的佛性，但客尘来了，不加扫除就会污染、沉迷，所以要时时加以护持，不要让五浊烦恼来干扰这个清净的佛性。这如党性教育一样，虽然大家入了党，但由于受到客观现实世界的种种不良风气感染，要经常自我批评和自我对照教育，去掉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但五祖弘忍看了大弟子神秀的偈语，并没有把衣钵传给他。

《坛经》记载五祖对神秀开导说：“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镜自如如，如如之心即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神秀认识了佛性本自清净，但仍然停留在“我空法有”的层次，将“我”的身，即物的部分空泛喻为“菩提树”，将曾经烦恼、但已经觉悟的心比作“明镜台”，尽管这个“心”已修持到去掉了“烦恼”，但“明镜台”亦有老朽变质的时候，等于人亦有“老眼昏花”的时候一样，有时自己的判断也靠不住。认为佛性本来清净的那个心也是不能执著的，也是空无自性的。这个观点也可以比如现实生活中搞形式主义应付检查，评比得奖了，自我感觉良好，但不等于觉悟到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只能说为了一己之私或暂时的名利制造假象，人骗人，自己骗自己。这时候代表“心”的明镜台也靠不住了！

五祖弘忍希望自己看中的，在厨房做粗工的慧能亦呈偈，慧能看了壁上神秀偈语，亦认为“未见本性”，因为自己不识字，当时江州别驾张日用在同赏，逐请张别驾替自己写上感言偈语，张别驾笑话他：“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意思是看不起厨房干粗活的慧能，慧能答道：“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张别驾悔思失言，于是替慧能写上了偈语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段文中，可以看到六祖慧能悟道的大智大慧，他突破了神秀师兄“我空法有”的思想境界，达到了“一切法空”的禅宗意境，比喻自身的“菩提树”，是因为佛祖悟道才有的，本来也没有这个“概念”，“我有”亦是暂时的，我亦无时不刻在变化，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时刻顾量这个“我”，“我有”就没法跳出“我”外看我，“我”外看世界。明镜亦非台，把悟道的“心”比喻明镜台，并觉悟到对这个“心”，即明镜台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样的悟境还未成佛，因为比喻自己这个“心”的明镜台，尽管经常清洗揉拭，只可照亮别人，也就是说只能拿来辨别别人是否衣冠端正，面容污洁等等，但如果这个如明镜台的“心”，出了问题，变成了凹凸镜等哈哈镜，所反照的世界更不是真实的假象，而是假象的不真不相，谁来评判这个明镜台，即我的“心”，好不好，正不正，标准不标准呢？那可不是我说了算！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把自以觉悟那颗“心”亦破了，不再拘泥于自我感觉，而达到真正的“真如佛性”，即任何事情是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真理也有相对性的“法空”境地，五祖弘忍见了慧能呈偈，知道他已悟道，还“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如果这个“心”已经充满了许多“法有”的杂念、前念或后念，时时不能忘却“我见”的一切损益，那么“而生其心”的一念三千，还能有多少正确的智慧呢？“明镜亦非台”的佛禅意境，是否如以上前念所云，值得商榷！

笛卡尔有个著名的论断：“我思故我在”。把宇宙万物找完，左右一个东西无须证明，这就是“我”的存在。其实，这个我思考时，反证了“我”的存在，不思考睡觉时，我也存在，只是没有觉悟。石头是存在的，这是人的觉悟，而不是石头的思考或觉悟，因为石头并没有灵感的。康德哲学、叔本华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还有新托马斯主义等等，都离不开“我”的存在，也就是“人”之本位，这个“人”或“我”，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甚至重建一切，但这个“怀疑”本身还能怀疑吗？佛学禅宗认为，这个“我”亦是空的，甚至“我”所思考的“法”也是空的，无论是什么智慧，同时亦是空的可变的，既是“空”的，就不必执著，因为“世间法，法无定法”，就是过去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足为法”，甚至原本“非法”，至今已变成合法的即“非法法也”。

这犹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知道“分田到户”违法，联署互保协议，后来成为农村改革的典型经验，“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合法，农民以土地的份额承包国家的税赋。现在国家发展了，城市返哺农村，工业返哺农业，对农民的支持，若以土地计算，或不论贫富以人头计算，这种思考的定势，肯定是错的，换成以扶持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具体方面投入扶助，无疑是正确的，这本身已破了原有之“法”，即以土地或者人头来思考问题，而是立足于发展需要、社会和谐的出发点。“明镜亦非台”，因为过去到现在，还有未来，此“台”也就是“心”在变化，今后可能此“台”已非明镜可比了，作为一个觉悟的人，仅仅有“无我”的精神境界还是不够的，还要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变换不同的角度，包括别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定势，不被一些过时的框框和条条所束缚，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只有不执著一切的、能自觉觉人的“法空”，才能“随缘”而实现“真空妙有”新境界！

作者简介：

郑亚水，笔名梧闽，自号"山石码''，毕业于厦门大学政治学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先后由漳州市图书馆出版《秋水白云》、《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深处》、海风出版社出版《月泊龙江》等书籍，散文作品并入选《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作家出版社）。

2001年中国东欧经济研究会授其《企业文化一一现代企业的灵魂》''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并入选《中国改革发展论文集》（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9年11月，该论文被清华大学收录《n<1知网空间》智库咨文。

2009年9月《新文化泛思》入选中央党校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编审的《科学发展观学习与实践文集》；《<兰亭序>拾遗》一文于2010年9月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并荣获2010年度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当代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