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偏城乡下堡村上堡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是目不识丁、老实本份的农民。从能记事起，我家就是三代同堂，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为了让全家的生活能过得好点，大人们常常是早出晚归地辛苦劳作，日子过得还算比较充裕。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还是大集体时代。过来人都知道，在那特别的年份里，当时有好多生产队(现在称组）的社员群众生活都非常困难。一年中的大多半口粮全靠着国家定量供应的回销粮来维持。即便这样，还是有好多人家仍然处在半饥饿状态。但说老实话，和那些困难家庭的孩子相比，我是幸运的。从我出生起，就不曾有过饿肚子的经历。是何秘密呢？其实这得益于我有埋头肯干的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得益于我家有一个“勤劳吃苦”的家风。

     听姥姥说过，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我家只有爷爷奶奶和我父母亲四口人，并且都是生产队里的强壮劳动力，他们常年起早贪黑地去队里干活挣工分，在生产队里年终决算时，我家破天荒地分到460多元的人民币。人均口粮也分到近500斤。一时间在亲邻和周围的社队中都喝了彩，成了人们闲谈中最热议、最惊叹的话题。姥姥在叙述到这里时，那羡慕之情还依然溢于言表。因为她家同样在当年决算时还倒欠生产队里一百多元钱的口粮款呢！大家要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460多元的现金，对于大多数仅靠着几个鸡蛋来换取煤油和食盐等日用品的社员家庭来说，那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那影响度可要比现在的一个百万富翁在人们心目中的震撼力要大得多。那人均近500斤的口粮，虽然算不上多么富足，但加上自家一亩几分自留地里种的土豆和蔬菜垫补，起码也饿不了肚子。

     我曾问过妈妈，那460多元钱你们究竟是怎么花的？妈妈告诉我，当时全家人谁都没舍得添一件新衣服，父亲又向亲邻家借了一些钱，东拼西凑的，为家里购置了当时人们最追捧的，最热门的“三转一响”家用物件。(当时社会上的人们把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称为三转，把收音机称为一响，合称就是三转一响。)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爷爷和父亲两代人凭着“勤劳吃苦”这个家风，使我家因此有幸成为全生产队第一个拥有和享受这些时尚性物件的家庭，也使我们姐弟兄妹们在幼年时期免受了饿腹之苦。

     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以后，大人们勤劳吃苦的精神进一步迸发了出来。春夏秋季，爷爷多时五更起来，套上自家的一对骡子去山上耕地。下午也不歇息，不是下地除草，就是修补田埂，整天泡在农活里。冬天，和他同龄的别人都在庄子里的向阳处玩打扑克、下棋什么的，可他还是个闲不住的人，不是挑个筐子往田里拾粪积肥，就是拿个铁锹把地里的大块土疙瘩砸碎拍平，以便保住地里的墒情。爷爷一生视土地为命根子，一心扑在土地上，由于常年累月的辛勤劳作，以致身子弓腰驼背，一年中有很多日子都能看到他弯着腰奔波在农田里的身影。

     父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却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农活里无论是耕田播种，除草施肥，还是收割打碾，入库收藏，没有一样是能够磕挡住他的。在帮助爷爷干好自家农活的同时，还经过多方借贷，于1985年前后，在庄子里第一个购置安装起了磨面、碾米、粉碎等机械设备，搞起了来料加工服务。还买了一台电焊机，开了个电焊修理部，每天有啥活他就接啥活来干。这样一来方便了乡亲们，二来也赚取个加工费和手工费。由于他“身兼多职”，真的是应了乡亲们常说的那句俗语:“撂下耙儿捞扫帚。”时常忙得脸都没时间洗，饭也顾不上吃。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几乎没穿过几天干净的衣服，经常穿着他的那身满是油渍的工作服在忙碌着。

    父亲因为自己没进过一天学堂，也吃了不识字的许多苦头，因而对孩子的读书也非常重视。不管家里再多么的忙，再多么的缺少人手，他都咬紧牙关自己扛，坚持着让孩子们都读些书、识点字，并供养我完成了中专、大弟完成了本科学业，后来我俩还相继参加工作当上了老师。

     1976年，奶奶有一次中风得了病，落下了个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右边的手脚不听使唤。这样一来，致使她失去在田里劳动的能力。她虽然干不了外面的农活，但依然拖着个病身子照看孙子，料理家务。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那时才上小学。其他几个弟弟妹妹还都很小。若是哪个孙子不听话，整着哭闹，她就用仅能动弹的一只左手抱起来，拖着那条病腿在地上边走边哄，有时哪个孙子感冒不乖，她就得一整天地抱着转游。奶奶那样被折腾上一天，一到夜晚睡在炕上，浑身疼痛得不住地呻吟。那时我伴着奶奶一块儿睡，常常在半夜里被奶奶的疼痛叫声从熟睡中吵醒。

     由于父亲多时守着磨房和电焊修理部，爷爷每天都忙地里的活，里里外外的家务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尤其在收小麦季节，那真是龙口夺食的日子。成熟了的麦子，如不及时收割完，若不幸遇上一场冰雹，那一家人一年的辛苦可就全白费了。因为一家全年种植的农作物的面积中，小麦就占百分之七八十的份额，其它的秋粮都占比很小。因此，这时是全家人最辛苦最紧张的日子。母亲既要外出收割麦子，又要做饭打理家务，里出外进地连轴转，常常累得连吃饭时都在打盹儿。如果在离家较近的地块收割，全家人还能到家里吃个午饭休息一会儿，倘若到离家远的地块收割，大清早就背着干粮提上水，中午不回家，整天在地里，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凉水，稍松一口气接着继续干。母亲因为腰椎有病，不能站着弯腰收割，只好蹲下来，但蹲的时间一长髋骨又疼，就又跪在地上继续往前赶着割。那时我还小，帮不上大人什么忙，只能给他们送送干粮和水。我清楚地记得，母亲裤子的膝盖处，常常被磨破，膝盖也时常留下被麦茬扎伤出血的痕迹。

     经过爷爷的精耕细作，父母亲的辛勤付出，从包产到户的第二年开始，我家的粮食就连年获得好收成。仅小麦一样一年就产近万斤，除去留下种子和全家人的口粮，还有几千斤的余粮可卖。加上父亲磨面、修理挣的钱，一年也有可观的收入。在包产到户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凭着全家人一贯恪守着的“勤劳吃苦”这个家风，我家的日子过得可以说是红红火火。父亲总是紧随着时代的步伐走，他从县物资局买来了上好的木材，又请上能工巧匠，为家里制作出当时社会上最流行、人们最奢望的沙发、六斗厨、北京柜和大衣柜等新式家具，还为家里添置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其它新颖陈设品。一直到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村子里，我们都是最早的看上电视，最早的买上农用三轮车，最早的骑上摩托车的家庭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和政府，为了改善宁南西海固边远山区里部分群众的生存环境，实施易地移民大搬迁工程，我小叔叔也报名在搬迁之列。1995年，爷爷和奶奶随小叔叔搬迁来到了现在的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也成为了当时拓荒者中的一员，帮助叔叔一家又开始了在第二故乡的艰苦创业。大约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奶奶、爷爷由于长期的含辛茹苦，以致积劳成疾，两人都在六十几岁上先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爷爷一生不但自己以身做则地践行着我们的家风，还时刻的告诫我们:   孩子，你们要记住，人这辈子只有靠勤劳和吃苦，才能在世上很好地安身立足。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和奶奶两个老人家就象两根蜡烛，为了能让我们和叔叔的家庭过上好日子，燃烧完自已，温暖了后輩，耗尽了力，流尽了汗，安然地回归到了他们一生酷爱着的土地之中。

     2013年，固原至西吉高速公路开建时路过我村，我家的老宅院因被规划在路基当中被征用。父亲随后领着全家人也迁居到了闽宁镇。近几年来，闽宁镇附近的大多数农民把土地流转给了当地的酒庄，统一用来栽种优质酿酒葡萄。没有了农活儿可干的父亲仍旧闲不下来，不顾家人的反对在镇上当了一名清洁工人。我们做儿女的都认为他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应该到休息的时侯了，让他辞掉清洁工再别干了。可他却硬是坚持着说:清洁工活不重，自己现在还能干得动，一来可以挣个零花钱补贴家用，二来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还能够顺带着锻炼身体，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嘛。儿女们拗不过他，无耐之下只好由着他罢了。母亲由于劳累过度，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几近瘫痪在床，虽然后来作了手术，但这种病属于顽疾，除不了根儿，还是时轻时重不停地反弹，以致整天佝偻着个身子一边不停地打理家务，一边还喂养着三十多只羊呢！

    虽然爷爷、奶奶都走了，父亲、母亲也都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但他们一生信守并尊遵崇着的那一条家风并没有因此间断，到了我们这代人仍然庚续承传了下来。尽管我们的就业岗位和谋生手段各不相同，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谁也都不敢懈怠，埋头奋斗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时下，沐浴着党的好政策的恩泽，凭靠着“勤劳吃苦”的这个祖传家风，在我们姐弟姊妹中，大弟夫妻二人各开着一辆小轿车去上班，二弟开着一辆大型半挂车跑运输，二弟媳也开着小轿车打工和接送孩子上学。我和两个妹妹家里也各有一辆小轿车用来出行代步，房子虽不够宽好，但也能遮风挡雨，日子过得虽比上不足，但比下也赖不到哪里去。

     回顾我家走过的风雨里程，“勤劳吃苦”不但是我们的良好家风，而且更是我们三代人始终奉行不渝、刻进了骨子里的珍贵家训！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抚今追昔，此时此刻的我，比以往任何时侯、任何环境下都更进一步地体会得到这句话所蕴含着的深刻哲理！

马翠花，女，回族，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人。现就职于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第一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