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正是我青少年时期。春节前后的文化活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

         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后，年味逼近。母亲命我去流水泉渠或稻田挖青泥。我便拿勾搭担笼去执行任务。要挖深层纯色青泥，回来稀释后用于打扫卫生后漫墙。漫墙干后呈灰白色，然后贴年画。早先的年画都是自己画的，单线平塗，内容有虎、狼、牡丹等。贴在炕圪崂墙上，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和美育的。

        年前还有一项姑娘、小伙干的工作就是画窗花。把粉帘纸裁成和窗格一样大的小块块（若掌心大），拓在旧窗花上形同描红。因旧窗花残留着色彩，拓描时视觉模糊，时不时揭起看一眼，然后揣测用笔。旧窗花损缺的部分，要想象着补充线条，以求画面完整，这工艺叫“生”，无中生有之义。贴窗花是母亲的工作，她增加一些剪纸，专留两格剪成石榴图案，空心，用块玻璃或玻璃纸镶嵌在空心上，这就叫“亮子”。通过亮子，可以窥视窗外“谁来了”和“有啥事”。我画的窗花还给三官堂村我三姑送过。我们村我们队沈志芳（三伯母）和王念芳（嫂子）婆媳两个心灵手巧，剪的窗花有：《连年有鱼》《喜上眉梢》《孔雀戏牡丹》和《蝶恋花》等。可惜都失传了。

        过了大年初一，我初二随母亲去子午曹村西门里头第一家熬舅家。母亲的任务是专拜年，我也拜年，但别有用心，就是在村北解放军营房看电影，印象深的有《玛丽黛传》和《人类起源》等。或者在村中间偏西的学校里看大戏。印象最深的是闫振俗的快板《胡宗南进犯延安》《说红苕》。他是曹村人，台口一站，台下立刻安静；他的冷彩表演，掌声如雷。

        我看戏的另一个地方是清水头村，我去二姑家送灯笼，喜欢和表弟们玩两天。陪我看戏的大表弟很懂些戏，他给我讲解剧中人物情节相互关系，以及扮演者的轶事。

        我在清水头还打过一次棒球。我和表弟们各持一根木棍参与。小伙们分为两队，把一个小碗大的石头作为“球”。双方都有个球坑，大家用木棍拨动石球，以拨到对方球坑内算嬴。老远看，两帮人像极了舞棍搏斗，却并不伤人，打坏木棍是常态。有时把不是“球”的石头拨打半天，引起双方笑骂，不知责任在谁。

       打灯笼也是过年的文化活动，我喜欢勾曳一大帮小伙伴，打着灯笼排队浪街巷。小伙伴们唱着歌谣：

        “灯笼红，灯笼红，

         谁不打灯笼龟子淞。”

         或者唱：

         “灯笼嘞，解下咧，

          他舅给娃买下咧。

          娃把灯笼失塌咧，

          他舅把钱白花咧！”

          灯笼有竹丝编的火轱辘，有无数楞角构成的铃铃灯；还有羊灯、兔灯、猴灯、莲花灯、盆盆灯等。后来出现绉纸折叠灯。（现在的塑科玩具造型灯，内安灯泡且有声，那时没有。）姑娘出门头一年，娘家送大灯，有宫灯、碌碡灯和绘景木架玻璃灯。打灯笼时，里边的蜡烛倾斜，引起灯笼自燃，灯主人和伙伴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踩灭火，待火灭后才意识到，火灭了，灯笼也完了。

        过年的有趣事还有放炮。衣袋里装着四五个拇指粗的雷子炮，豪迈的心情犹如腰间插了手枪。大人有意识锻炼孩子胆量，点燃一根香，让孩子去点炮捻。我喜欢把鞭炮里的火药腾出来，弄成小堆，插上炮捻，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用香点炮捻，就会发出“噗！”地一声响，喷焰放亮光，这叫“放花”，比放炮安全许多，但仍很危险。再后来，我胆子大了，把炮装在铁盒里，埋在土里，然后燃放，捻子要长，仍极危险，这就叫作放“土雷”，把自己想象成《地雷战》里的抗日英雄。还有更离谱的事：夏天，我曾用春节没舍得放的两个雷子炮仿制火箭，有箭头、箭羽，有发射架。院子东边井台附近有棵梨树，我要用火箭射下梨子来。用香点燃炮捻，“呲、叭！”两声，火箭发射升空，射下梨树叶两片。算不算成功？梨树说了算。这是后话，附带提及。

       看社火是春节接近尾声的活动。我曾在清水头、土门峪看社火，在太乙宫看社火。从开头仪仗队看到队尾的锣鼓秧歌，再跑到开头重看一遍，这才心滿意足地回村。

        有一次去关家村看社火，去得有点迟，正愁没伴，半路上遇一个姑娘同路，她认识我，和我边聊边跑。赶到了场地，看社火的人很多，过分拥挤，我俩终于被挤散了。我不知道她是本村姑娘还是邻村同学，谝了一路没好意思问她名字，连她长相都忽略了。被挤散后，我想呼唤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她大我一岁还是小我一岁。假若是本村人，按班辈谁把谁叫啥也说不清。回来的路上，我希望能看到她，我超越几拨人群，赶到了头，又放慢脚步落后，一路没见她。这条路平时行人少，途中穿苇园、过太乙河，曾出过狼事。如今，在她心目中，把我跑丢了；在我说来，把她跑丟了。她跟谁去了哪里？教人着实不放心。至今是个谜，除非她读到这篇拙文，才有可能真相大白。

       春节的年味，说不尽。

         2023-1-22-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