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棻视界观世界  梁启超与许知远》（仁知）

2023.1.24.癸卯兔年的正月初三，

笔者又来到了千翻书店阅读许知远转型之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一书，这是一本优秀的、带有个人情感和智性思考的文学传记，使我爱不释手……再细读之，此书中的一些情节值得学习和商榷……

前不久，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最近值得关注的一本书，在一系列宣传中，这本书被视作许知远的转型之作，也引起了读者的撕裂化讨论。

在豆瓣读书中，围绕《青年变革者》的评论是分化的，有读者激赏许知远，认为“从精神气质、游历与文笔来讲，知远跟任公的确很像，（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传记”，但也有读者严厉批评，讽刺此书浪费纸张。

青年学者李夏恩认为：

阅读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给人的感觉则像是在吃这样一碗饭……（作者: 许知远，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世纪文景）

读一本书理应尽可能读它的好处，就像吃饭一样，你要把米粒放进嘴里，而不是砂子。

但前提是要能寻出那些砂子挑在一旁，而不是把它们一起囫囵吞下，折磨自己的胃。

阅读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给人的感觉则像是在吃这样一碗饭。

作者出于行文技巧而时露峥嵘的翻译腔，在初读时可能会让普通读者稍稍产生陌生感，但只要经过最初的尝试，很快就能大快朵颐。

但如果你将它当成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打算细细咀嚼，那么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夹杂其中的砂子咯了牙。

许知远在他书的自序中提到了他凝视梁启超照片（或者说梁启超透过照片盯着他）的那本书的封面。

这本书是潘卡吉·米什拉的《从帝国废墟中崛起》，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丛书将于今年推出这本书的简体中译本，繁体中译本于2013年由联经出版社出版

诚如作者在凝视梁启超的照片时引发了深深的兴趣，决定撰写他的传记。我碰巧也对这位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颇感兴趣。但我与梁启超的相遇没那么罗曼蒂克，凝视他的照片只会让我对自己的发际线再添烦忧。梁启超对我来说，就是档案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的名字。在我主要研究的近代史领域，这个名字不时就会跳出来，提醒我又该翻看关于他的资料了。关于他的传记资料，从吴其昌以梁门弟子身份于1944年为乃师撰写的《梁启超》，到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征引宏富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从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孟祥才著《梁启超传》到六年前谢玺璋那部热销一时的两卷本《梁启超传》，几乎每一种我都寻出翻阅过。

对我来说，传记不仅提供对传主的认识，也提供一条深入了解传主的路径，书中的某个点或许会引导读者去探索发掘更深的内容。因此，我总是特别注意书中引用史料观点的来源出处，这既是出于专业的敏感性，也是撰写一本学术论著最基本的专业道德。而许知远的这本传记，刚好就以丰富的注释著称，据称这部书的注释长达上千条，这似乎也是让作者颇为自负的一点，一如他本人在书后致谢中所写“本书的注释，显示出众多研究者对我的影响。因为引用的书籍远超三十本，有时我心中还生出这已经是一部杰作的幻觉”。

但恰恰是这些注释，暴露出了这本书暗藏的那些砂子。

硌牙：那些错漏百出的学术注释和出处

我头次感到硌牙，是在读到这本书第二章的时候。在第44页，作者引用了一段顺治皇帝“不许别创书院”的旨意，来说明清初对私人教育机构的压制政策对广东学风产生的影响。对专业领域的人来说，这段史料着实平常，甚至不用去特意翻查《顺治实录》，在任何一本关于中国书院史和教育机构发展史的书中都能找到。作者如果是从这些著作中二手转引也很正常。但在看到这章的注释时，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只见注释对这条史料的引文写的是：

“Steven B Miles，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书中引文出自谭宗浚《荔村随笔》。

一条如此寻常的中文史料居然要大费周章地到英文著作中去转引，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很惊奇了，而作者所称的书中引文的出处，就更令人惊讶。谭宗浚《荔村随笔》是一部少见的史料，亦少有人引用，研究者想找这本书，目前只有《丛书集成续编》第26册收有此书的影印本。原本在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如果作者想引用，估计也是看的这个版本。但谭宗浚的《荔村随笔》其实是一本杂记人物轶事的笔记，其中内容大都是“广州学宫榕树精”“张太守梦入冥中”之类的奇谈逸闻。整本书不厚，影印本也只有12页。不用费力便可逐字逐句翻看一遍，但纵使如此，也没有找到这段顺治皇帝的圣旨。

那么，或许作者是被上面那本英文著作误导，才导致的转引错误？不妨来看看这本英文书。作者Steven B Miles，中文名字麦哲维，这本专著是他出版的博士论文，在2018年译为中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也由英文原著颇有寓意的“学海”（The Sea of Learning）改成了中国式干巴巴的《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文化》。

按照一般的学术标准，作者引用此书，又非引用观点论述，而是论据，大可不必大费周章舍中译本而引用原版，且原版书在大陆并不易得。除非作者是想向读者表现自己具有阅读英文论著的能力。但其实这本书的第一页也没有引用顺治皇帝的圣旨，它讲述的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趣，不妨按照中译本全文摘录如下：

“一位名叫梁序镛的中年广州文人，赴京师参加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会试，希望能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京城的时候，有一次，一位隔壁号房的举子来请教一个考题的题意，梁序镛当即告诉他，这个题目内容出自《汉书》。这时，旁边的另一位来自浙江省的举子，语带嘲讽地表示惊讶，说广东竟然也有人能读《汉书》了。”

麦哲维的书下注释显示，这个故事的出处正是《荔村随笔》，在页13背面（麦注有小误，其实是正面连背面）。更确切地说，它的出处是书中“书梁云门教授遗事”一条。原文是“（梁）迨丁丑中式进士，年过不惑，遂就职教授而归。在场中，诗题为‘桐生茂豫’，有邻号山右孝廉来询题解，公以出《汉书·郊祀志》对。旁一浙士对曰：咄咄怪事，粤东人竟有读《汉书》者矣。”非常有趣的是，许知远在同一页靠后的地方也讲了同一个故事，他是这样写的：

“1817年，一位梁姓的广州举人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在考棚内，旁边的考生偷偷询问他一个问题，他立刻说出自《汉书》，一个浙江考生听到对话后惊呼道：广东人居然也知道《汉书》。”

许知远基本是在转述麦哲维的原文，只是加以简略，但读起来确实顺畅许多。有趣的是，这条分明转引麦哲维著作的文字，后面的注释却写的是：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70-171页。”

程美宝是麦哲维的同窗，她的著作恰好也是我的案头书。翻开这本书的170页到171页，不出所料，果然没提到这则故事。有鉴于程美宝的书在整章注释中只出现了这一次，而从下一章开始梁启超就启程进京了，那么引用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着实让人不明所以。

《荔村随笔》中记载梁序镛在北京参加科考轶事的那一页

同样出处的问题在这一章里层出不穷，注释16的文字讲述的是学海堂的捐助人包括许多广州当地的地方精英，其中主要捐助者之一伍崇曜是广州十三行的领袖，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财富有很大部分来自鸦片贸易。这段文字注明的出处却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纵使提倡新史学，也不至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如此超前，居然会关注学术赞助人这个新兴研究领域。

当然，梁启超的这本书中也没出现与此相关的文字。注释27的文字讲的是朱次琦对郭嵩焘出使英国经历的评论，但注释出处居然是索尔纳的《钦定学政全书》卷二《学校条规》。倒是注释28的文字引用了学宫明伦堂著名的禁止生员纠党刊刻文字的《卧碑文》，是出自《钦定学政全书》。但也属于常见史料，这类史料只需注明引用书名卷数条数就可以了，不必特意拉上影印版本，而且只引用了一句而不是全文，不必标足从39页至42页，只需标出这句话是在第42页就可以了。

最有意思的是注释31和34，这两条的出处都是转引自卜永坚、李林主编的《科场、八股、世变：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群体研究》第267页。但引用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从书中转引的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王子安》一则里形容科举乡试地狱的那段著名的讽刺文字“秀才七似”，这段文字在有些中学考试文言文试卷中都会出现，可谓脍炙人口，而卜永坚等主编的《科场·八股·世变》却是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既难购得又颇冷僻的学术专著。但作者再次舍近求远，再一次让人倍感困惑。

最令人不解的地方是，在这一章里，梁启超参加的不是会试而是乡试，而且不是丙戌年（1886年）而是己丑年（1889年），无论是科考层级还是年份都与卜永坚那本书全不相合，而且我们翻开这本书的267页发现，原来这本书也不是正文里直接引用蒲松龄的“秀才七似”，而是在注释中引用了这段话，并且他也是从另一本著作，王德昭先生科举学名著《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转引的。等于许知远这段舍近求远的引文，是转引的注释的转引的引文，是目前我所见过的最复杂的转引。

除了这些让人迷惑的注释外，有些引文本身也问题。作者在第42页提到，从西洋传来的新式石印技术被用以快速大量印刷各种科举应试宝典。“在广州，同文书局就是这样的新兴石印书局。《策学备纂》《诗句解题总汇》《新选五科墨》《乡墨仅见》《大题观海》《大题多宝船》，这样的书籍四处可见”。

看到这段文字其实让我很高兴，印刷技术革新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关系常常被人忽视，能从印刷史的角度进行解释，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创新。这一点相当值得肯定。但这段话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同文书局不是在广州，而是在上海。

这一段的注释注明是“蔡杰《晚清石印举业用书的营销与流通》，载《江汉论坛》2014年第9期”。查看这篇论文后，我才发现作者为何会犯这个错误的可能原因。论文中写道“书业见获利之巨且易，于是宁人则有拜石山房之开设，粤人则有同文书局之开设，三家鼎力，垄断一时，诚开风气之先者也”。作者大概以为“粤人则有同文书局之开设”是把书局开在广州了。但其实这段话里“粤人”指的是同文书局的创办者徐润是广东人，而不是在广东开设。

实际上，论文的后面也提到“与点石斋书局并驾齐驱的同文书局（1881年成立，1898年停业）设局在上海虹口”。但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后面列举的那些由同文书局石印，随处可见的应试书籍，甚至也不是同文书局刊印的。《策学备纂》《诗句解题总汇》《大题观海》是点石斋刊印的（查周振鹤先生《晚清营业书目》飞鸿阁也印过），而《新选五科墨》《大题多宝船》则是扫叶山房刊印的。只要一本指向不明的《乡墨仅见》未能查得，但在周振鹤先生的《晚清营业书目》中检查同文书局书目，也未发现有这本书。

如果仅仅在一章里就存在这么多的错漏之处，那么整本书如果一一认真检查，我想数量恐怕会令人瞠目结舌。我随手翻了翻那些注释，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作者从第七章之后，大量在注释中直接引用《汪康年师友信札》。我之所以注意到这点，是因为自己曾经的懒惰和胆怯。当初在研究戊戌变法中的媒体时，我很期望能认真翻一翻这位报界大师的书信，但面对四巨册近4000页的庞大体量，我还是退缩了，决定把这项艰巨的任务让给更勇敢的人。自己偷个懒，从一部研究戊戌变法非常重要的资料汇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中按需查找，只有需要核对上下文时，才根据上面标明的页码去反查四巨册的信札。

因此，你可以想见当我看到作者居然直接引用《汪康年师友信札》时有多惊讶。不得不承认，看到后面标明的三位数和四位数的页码，除了钦佩之余，还夹杂着些许的妒忌之情。但当我反查那些引文时，我才发现，原来作者其实并不比我勤快多少——可以断言，作者书中关于汪康年以及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关系的内容，出处基本都集中在三本书，分别是《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梁启超年谱长编》和廖梅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那本出色的汪康年传记《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从这点来看，作者引用的书或许真的超过三十本，但他引用书目的总量，应该比他在上千条注释中向读者所展示少得多。而那些真正引用的书，引用的内容是否得当，特别是那些引用英文原版的学术著作，是非引不可的新知独见，还是在重复那些从中文著作中就能找到的最寻常不过的史料和观点，尤为需要特别注意。而对那些想把这本书作为学术类参考书加以引用的读者，恐怕你更要小心谨慎，最好的方式是，尽量不要引用它。

青年许知远 当公知成为学者

你或许会质疑这样是不是太吹毛求疵？如果这是一本通俗历史著作，比如《明朝那些事儿》，这样做不仅是吹毛求疵，甚至是在故意找茬儿，就像是在沙县小吃店非要让厨师端出佛跳墙来。但如果你就是在一家高雅的粤菜饭店里，那么你当然有资格批评大厨鲍鱼已经变了味。当作者在书中放入了上千条用以证明其学术性的引文注释，并且在本书公开的宣传中声称这是一本向学者转型的著作，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理应用学术的标尺进行衡量，而得出的结论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将这本书当成一部学术著作。如果我真的把它当成一部学术著作，那我很可能会在读完第二章就将它弃置一旁，然后开始后悔自己一时冲动掏钱买了这样一本书，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可以买其它更值得的著作。但我并没有，而是把它放在手边，在赶稿到深夜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会躺在沙发上，在台灯下翻看几页，当成工作的间歇。当我放弃了用学术标准来衡量这本书，它的面目也就变得温顺而亲切。第八章的结尾那一段写得尤富韵味，这段描写的是一张合影：

“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宋恕、孙宝瑄、吴嘉瑞、胡庸七人在上海光绘楼合影，谭嗣同合掌而立，其他六人都盘腿而坐，或双手放膝上，或双手交叠。或许是尚不习惯面对镜头，他们的表情都木讷、惘然，丝毫看不出酒桌上的热烈与兴奋。其中的梁启超消瘦、年轻，这可能是他平生拍摄的第一张影像。这照片也象征着某种上海精神：现代技术与古老佛法，救世之情与纵情享乐并行不悖。”

当我将这一段与书中所附的插图照片相对照时，能够感到一种试图穿透灵魂的情感正弥散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渴望从这帧照片中读出人物的心境和时代的交点，以及这交点背后的时代隐喻。

除了许知远外，恐怕没有哪位梁启超传的作者会如此细致地审视这张照片。尽管这肯定不是图像证史的方法，因为图像史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在面对图像时要尽力摒除个人情感，让客观存在的历史透过图像中细节来发声，而不是历史学者带有自己感情的声音。然而这段文字却能使读者感到，作者本人似乎并不仅仅是在观看这张照片，而是渴望身处照片之中，与那些人并肩而坐，倾听他们的吐露自己的心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移情”，但这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

这或许就是这本书之所以不能成为一本合格的历史传记的原因，但也是它足以成为一本优秀的、带有个人情感和智性思考的文学传记的充分理由。这两种传记的区别就像赫伊津哈和斯蒂芬·茨威格的两种《伊拉斯谟传》之间的区别一样。尽管文笔都优雅迷人，但前者展现的是一位史家对时代和历史的洞见，而后者则倾听命运和心灵的低语。

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优劣短长之分，我们不会因为夸赞赫伊津哈就贬低茨威格的作品，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面向，只是在同一传主这一点上交织在一起。而如果想要造就一部优秀的作品，就需要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名誉或称谓，强迫自己转向到一个并不适合自己的陌生的领域。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的损害，也是对读者和这个世界的损害——耗费大量精力投入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由于煎熬与折磨的漫长难产，最终给这个世界诞下的，极有可能是个不伦不类的畸形怪胎，而这个世界也因为难产浪费耽误的时间，而失去了收获更多甘美的果实。

这也是许知远为何要强迫自己转型为学者最难解的一点。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纵使有毁有誉，但人设并没有崩塌到让他的灵魂逃开这个躯壳。而且，作为一名学者，就需要一定程度的避世，远离喧嚷的媒体和公众的眼光，真正地坐在书斋中爬梳史料。这种枯寂似乎也并不符合他一贯热爱交际的性格。换言之，与其扮演一个新的角色，毋宁将老角色诠释得更好。而且在公知形象正在日渐受到非议的今天，遁入学者之列并非英雄之举，更像一个逃兵。放弃了为公众仗义执言的职责，埋首书斋之中，如果不是将头藏在沙中的鸵鸟，恐怕就只是想将学者当作一枚闪闪发亮的勋章戴在胸前炫惑众目而已——但这种行为太不像我们所认识的许知远了。

但这或许只是问题的表象，更本质的原因恐怕是中国思维中二元论式的分类学所制造的非此即彼的壁垒：不是学者就是网红，不是学术著作就是通俗作品，而两者之间漫长的灰色地带却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就像许知远的这本书，如果在西方，它完全可以归入非虚构作品之列，并且在其中占据一个恰得其分的位置。而在中国学术与通俗的二元论分类中，它只能尴尬得难以归类，就像一只扼住喉咙的鸬鹚，难以咽下，又不愿吐出。

写到这里，我想对这本书的书评也该做一收尾。在搜索这本书的书评时，我偶然看到了许知远朗诵这本书时的一张照片。聚光灯虽然使他的额头闪闪发光，但也放大了他紧皱的眉头和双眼的阴影，并且也暴露出白衬衣下难以包裹住的赘肉——他真的老了。

许知远朗诵《青年变革者》的照片，见《历史和未来一样崭新：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发布》

这让我想起与他第一次见面时的模样。那是我第一次去东方历史评论的编辑部，时间是正午时分，但大厅里却笼罩着一片幽蓝色的阴翳，灯光似乎也压得很暗。我和那位约好的朋友谈天的间歇，偶然抬起头，看到大厅那一边像是吧台一样的长桌子边，坐着一个瘦高的男人，修长的四肢让人想起某种长脚蜘蛛，微微卷曲的长发像毛线帽子一样包住了他五分之三的头颅，剩下的五分之二又被额头占据了一半。或许是对忧伤的发际线产生的默契，他也注意到了我，他扬起手里握着的啤酒瓶子，对我摆出了一个老伙计般亲切的微笑。

我有些茫然，我见过他吗？如果没见过，为什么跟我做出如此熟络的表情？在片刻的思考之后，我也以微笑回礼。在谈话的下半场，我不断思考究竟在哪里见过他，要不要谈话结束后主动打个招呼。谈话即将结束时，我不得不做出选择究竟是走向他还是离开。我只好求助于那位朋友，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这么亲切地跟我打招呼。

“哦，那是许知远，他喝多了就这样，不管认不认识都会跟你打招呼。”

他很快回答道，又向那边看了一眼，

梁启超认为，国家富强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与民智的提高，因此，呼吁在京师大学堂内设立师范馆：

“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

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便成了北师大的前身，与源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北大同根同源。

在这个高等教育初创的年代，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张亨嘉提出的“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成了它最初的校训，将个体的求学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1909年，晚清名臣张之洞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办学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

起步于微末的师范馆，被寄予了成为国家近代化教育标准，像北斗星一样引领教育发展的厚望。

之后，爱国主义与弘文励教成了北师大发展过程中最难以磨灭的两个特色，支撑着学校走过颠沛流离的岁月。

1912年，学校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师范大学成立了。

端棻视界观世界…这本优秀的、带有个人情感和智性思考的文学传记值得一读，收获颇丰……“我想，他不认识你。”

2023.1.25.癸卯兔年正月初四，晨。温习经典。2023年，＂圣人吾不得见之，得见君子者可矣。＂

2023.1.24.癸卯🐇年初三又到书店看《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2023.1.23.贵州师大 静，田家炳学院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