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供销合作社

秀才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偏远的小村落，不知道几岁起就知道供销合作社了，因为能在这个地方买到糖块儿和饼干还有其它我喜欢的东西，惭惭地也就成为了我最奢望去的地方。

屋檐上凸雕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那八个鲜红大字，是全国各地供销社统一的标牌，不管你去了那个地方，合作社都是这样写的。

虽然说我当时不知道它的意思，但是我从认识文字以来最最熟悉的就是这几个字。中间的那个五角星更是醒目，两边还各有三道灿烂的光芒线，这神圣而庄严的图案永久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知道有这样图案的大房子里，一定就有我想要吃的好东西。

那个年代家家都差不多，统一的生活方式，一起劳动挣工分，按人囗多少分发囗粮、布票、粮票等，消费的地方就是供销社，以计划购销来保证人们所需要的基本物质生活供应保障的。

钱是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用工分挣来的。一年下来除去全家囗粮分发所需的工分外，多出的部分才是这一年来生产劳动应得的收入，有劳力的算下来也没有挣几十元钱。没劳力的欠着工分那只能分囗粮，属长支户。

那年代所有的人都是按人囗的多少来计划着生产生活的物资来购销，基本上没有囤货。每个家庭都有购买商品的票据，粮票有几斤几两的，有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是用来买食品类的；布票有几尺几寸的，是用来买各种布料用的，还有棉花票，煤油票等等。

这些商品不可能只用钱就可去买，还得有那些购物的票证辅助才能得到。如买个月饼，那就得二两粮票加一毛八分钱；买一块的确良布料做裤子，那就得三尺布票加三块多钱。最稀缺的是结婚用的自行车票，缝纫机等票证，它是按一个公社或大队给分配的，有时申请上三年也很难得到，那可是紧俏稀缺货啊。

我出生在那个时代，记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供销社和学校。两地相距也不远，顶多是两百多米距离，课间或下学后总是有机会想往那里跑。一分钱就可买一块糖，可甜上一整天的了，那包糖用的花色油纸至今还夹在我的书本里，有时拿出来看看还真能感受回味到过去的那个甜蜜无忧的生活里。

记得念小学的寒假前几天，一个同学跟我悄悄说，合作社门口那堆木箱下面有柿子。我当时应该有11岁吧，说实话还没吃过这冻柿子，只以为还跟夏天的那个番茄(北方人叫柿子)一样。

下学后跟同学趁那卖货的老汉不注意，我们每人掏了一个，金黄金黄的放在了书包里，半路上喜不自胜还偷偷地掀开看过几眼。

这个小柿子伴我过了近两个多月的时光，直到天气暖和融化后放不住了，我才慢慢地吃了它。那种甜香至今回味无穷，使我现在对它还是情有独钟，每个寒冬里总要买些来食用。

大概1982年包产到户后吧，那时的供销合作社是最红火兴旺的时期，人们农耕种植需要的各种农机具农药也全是由供销合作社调配而来的，包括牲畜。

记得那年初冬时节，由达茂旗赶回了几十匹健壮草马，在供销社的那个大院里由全大队的村民挑选，选好马谈好价格后，把这群马赶到村外草滩上，就见那俩个蒙古族小伙子骑着马，按着那臀部上的号码，用套马杆一一地把那带有野性的马捉住，给套上了笼头。农民牵着它就像自己孩子一样，用草料哄着牵回了家。再用心去调教上几个月，春耕时那就能拉车耕地了。

那时候没有假货，物质全部都由各国营机构生产，价格上也合理公道，也没有囤货居奇，全是按计划指标供货。

随着包产到户的自主生产和自由买卖的逐步放开，供销合作也慢慢地退出了商业系统。人们也开始了与假货作斗争，与人情面子来消费的格局出现了。

记得是在1986年前后吧，有一场“羊毛大战”，那时我十八九岁，还不懂得做买卖，总是认为买卖是公家人做的事儿。没参与此掺假羊毛大战，是见识过了那次失去理智明目张胆的骗人商业竞争。

养羊村民在剪下的羊毛里掺沙土掺油，甚至加重晶粉和其它。收毛人把羊毛放在那面大铁筛子上使劲抖，粘合在毛上面的油土怎能抖的下来，总不能去洗吧，最后一只羊的绒毛能有十多斤的重量。

供销合作社担负着羊绒收购的重任，但这种市场个体户抄作冲击下的商业竞争，他们无法改变，使出了各种办法，也改变不了现实。

先是个体经营户抄作囤货，价格上涨了点，养羊户直接把毛绒卖给了个体户。再诱导小贩掺土，睁着眼收土毛土绒。

当时供销合作社担负着毛纺厂的收购任务，不得已从囤货居奇的个体经营户手里大量的购进。不但数量上超重，质量上也差之千里。那掺了土或其它物质的绒毛，用洗料都难以清除。毛纺厂亏损，连带着整个绒毛类市场经营艰难。那两年使供销系统信誉和经济上惨遭损失，从此后一蹶不振。

渐渐地也包货到人、分片运行。但在个体经营私有经济的冲击下，也是无力回天，关停的关停，卖的卖。公有制下的商业系统，在残酷无情的竞争下，慢慢地也退出了商业竞争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