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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徵纂修《四库全书》,到创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周永年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功勋,直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
常常觉得,以我们今天的粗浅研究,真的是愧对了这位于经史百氏之言览括略尽,汪汪如千顷之陂的济南先贤!
林汲先生“自谓文拙,不存稿”(桂馥《周先生永年传》),故其生平事迹大多淹没在茫茫的历史烟云中。探赜索隐,去伪存真,委实难度不小。
本专栏《济南大儒周永年》系列作品,拟从周永年的家世、生平、社交、师友、著述、勋业的多维度、多层次入手,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私淑情怀,将先生生平伟业予以全方位展现,
做起来吧,一步一步地……

欲走近周永年,必得走近桂馥。
这是因为,他们二人相识最久,相知最深;几十年里,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所谓兄弟雁行是也。作为志同道合的学人,桂馥曾长年寄居周永年家犹如家人;而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最初正是他俩合作创建。二人之人生履历,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因此,周永年一生的不少“悬案”、“疑点”,能在桂馥的作品里找到答案。
桂馥像
之一:桂馥其人
桂馥(1736—1805)字东卉,又作冬卉,又字天香,号未谷、云门,别号肃然山外史,晚号老菭,一号渎井复民。山东曲阜人。清代乾嘉间著名学者,经学家、文字训诂学家,他与段玉裁齐名,并称“桂段”。桂馥二十一岁补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优行贡入国子监,教习期满,补济南府长山县(今属邹平)县学训导。五十五年(1790)成进士,选云南永平县知县,为政宽简,辖境称治。嘉庆十年卒于任上。年七十岁。
桂馥同年进士蒋祥墀作《桂君馥传》,发出哀叹:“呜呼,未谷以宿儒积学,晚而仅得一仕,仕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满天下。识与不识,闻未谷之卒而痛之哀之。”
桂馥一世不朽之盛名,来源于他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的悉心研治。六经为本,由小学以通经,乃是桂馥治经之途径。
桂馥少嗜读,博涉群籍。三十岁后,尤潜心于文字、金石之学。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至用;而训诂不名,不足以通经”。于是,倾一生努力,作《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以及《说文谐声谱考证》《说文统系图》等。
《清史列传》称桂馥:“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精通声义。”而其《说文解字义证》则是:“荟萃群书,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 (《清史列传卷六十九桂馥》)
何为“小学”?原来是,在两汉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经书的注释,其中包括不少文字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开始的时候不能离开经文,后来有了发展,可以离开经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规律加以表述,有时还汇集成书,这就是所谓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里,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列于“六艺略”之中。
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两千年来小学书中的最为权威的著作。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学家。他撰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本文十四卷,又叙目一卷,今存宋初徐铉校定本,每卷分上下,共三十卷。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每字下的解释,大抵先说字义,再说形体构造及读音,依据六书解说文字。书成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
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刻元修本(国家图书馆藏)
而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则是他几十年里,“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正”的艰难成果。(见《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四十四 守令三十》蒋祥墀《桂君馥传》)该书多徵引古书以推寻《说文》说解的根源,前后各说,相互补正,排比有条理,资料丰富。桂馥与另一位学者段玉裁同时,且同治《说文》,段玉裁著有《说文解字注》,故学者以“桂段”并称。而两人两不相见,书亦未见。两人的特点与区别在于:“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义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旨,勇于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闢,桂书繁而寻省易了。”(《清史列传卷六十九桂馥》,下同)
书影: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桂馥后来作《札朴》十卷,其中,他批评只知名物训诂而不明经文大义的“鄙儒”道:“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这在考据兴盛的乾嘉时代,“尤为当时小学家所不能言,足以针肓起废。”
桂馥善隶书,工篆刻。“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第一。”(张维屏《松轩随笔》,见《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四十四 守令》桂馥),今济南千佛山历山院《历山銘》隶书石刻,即由桂馥所书。
桂馥的诗文也有较高的成就。他著有《晚学集》八卷以及诗集《未谷诗集》四卷、《毛诗音》《五七言古诗声调》等。而其诗作以其“懒不收拾”(马履泰《未谷诗集序》)大半遗失。
书影:桂馥《晚学集》
之二:周永年、桂馥相识、订交年代考
周永年与桂馥相识订交究在何时,有关文献如二人传记及其他友人作品中,俱无明确记载。然而,我们可以依据可靠记载,加以推论得知。
周永年像
有学者将桂馥一生分为“早年里居”“壮年出游”“远宦云南”三个时期(见孙雅芬《桂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十分恰当的。
桂馥的“壮年出游”,自三十岁开始,出游地主要为济南、京师(北京)。
何以为证?
嘉庆四年,桂馥六十四岁。一月十三日,原配夫人乔君卒。桂馥自为《祭元妻乔君文》,文中称:“乌呼,吾知君愁无已时也。吾年三十游学于外,自此别离之日为多。五十官长山,月俸不给。”(《晚学集》卷八)
“吾年三十游学于外”,桂馥生于乾隆元年,其三十,正乾隆三十年。本年,据笔者考证,亦为周永年、桂馥二人相识订交之年。
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七十九岁的周永年之母王太宜人病逝,桂馥作《王太宜人墓志铭》,叙说王太宜人在世时“自奉殊俭约,虽清水一盂亦不轻弃”等事迹,桂馥何以如此知其底细,他说:“余旧主书昌家,习见太宜人行事。”
“余旧主书昌家”,这“旧”,正从乾隆三十年开始,共三年,乾隆三十三年,桂馥赴京,以优贡身份进入国子监。
正是在乾隆三十年,桂馥住进了东流水巷的周永年家。这还有依据是,这时以及这之前周永年的朋友,如李文藻、盛百二、周士孝等,如今都成了桂馥的朋友。
比如此时官禹城县令的周士孝,号肃斋,四川南川人。与周永年订交。其两个弟弟与两个儿子皆从学于周永年(见周永年《周母邹、姚太孺人五十、六十寿序》),而恰在此时,周士孝也成了桂馥好友。嘉庆元年,周士孝卒于官,桂馥为作《周君墓志铭》称:“余与君交三十年,知最深。君讳士孝。乾隆庚辰举于乡,丙戌治山东禹城县。……历城周永年、秀水盛百二、益都李文藻,皆多闻高行,君与定交,终身无间。”(《晚学集》卷八《周君墓志铭》)
桂馥称与周士孝“交三十年”,嘉庆元年上数“三十年”,正乾隆三十年左右。
书影:桂馥《周君墓志铭》
一雀之微也不会无因落地。
如果要问:桂馥于乾隆三十年济南之行的深层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结识周永年吗?恐怕未必。
因此,笔者在此想作一个更进一步的猜测与探究,那就是,桂馥乾隆三十年的济南之行,是为了参加当年的山东乙酉乡试,而提前寓住在周永年家里的,以作应考准备的。
乾隆三十年,比桂馥年长六岁的周永年虽则只是“顺天乡试副贡”,然而在学界已是声名大振。二十四年,泰安知府颜希深延其纂修《泰安府志》;二十五年,江宁诗人、学者、内阁中书严长明在京闻周永年、李文藻大名,欲至济南过访,作《出都后将赴历城道中作》:“遥忆明湖开历下,近谁长句擅山东。似闻周李同时在,直恐萍踪未易逢。”句下小注:“都下耳李素伯、周书昌名,拟至济南后过访。”(见尹承《周林汲先生年谱》,《珞珈史苑》2012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而此时的桂馥则是稍逊风骚。虽则承其家学,于书无不览,但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秀才而已。
桂馥参加乡试及优贡考选,首先基于其家族重视功名的历史传统文化渊源。
桂氏家族有两个特点。
其一,清白之家;“未谷明府学问性情皆极古厚,先世为至圣庙洒扫户,及明府始通籍,镌小印曰:渎井复民。尝曰:吾以先人清白为荣也。”(见孔宪彝《曲阜诗钞》)
其二,虽然不大,然桂氏家族几代都有些许功业、名声。桂馥“其先贵溪人,以明初功,世袭尼山卫百户。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岁贡生,考授州别驾;父公瑞,恩贡生,候选教谕。”(蒋祥墀《桂君馥传》)桂馥祖父枝茂,曾有贫苦中藏金一镒专为儿子“纳粟入监”的故事(周永年《桂先生墓表》),至为感人。
桂馥参加乡试及优贡考选,还基于自家日益窘迫的家庭生计。
桂馥的父亲桂公瑞,为恩贡,直至乾隆三十二年,方才“以恩贡例选教谕”(周永年《桂先生墓表》)。而桂馥此时,业已儿女成行。然而,大儿未曾入学,儿媳长年患病(“大儿犹废学,拙妇惟善病”, 《未谷诗集》卷二 《入都留别运生》)这一切,都需要恋家的桂馥作出出游之决断,寻一个功名、“出身”,以解日渐寥落的家庭困境。
桂馥参加乾隆三十年山东乡试,还有一证,即在后来的《上阮学使书》中,他称自己:“三十后,与士大夫游,出应乡举,接谈对策,意气自豪。”(《晚学集》卷六)桂馥自乾隆三十三年,便离开济南作国子监生员与正蓝旗官学教习,直至乾隆五十四年参加山东己酉乡试方始成为举人。第二年登进士第。因此,他的“三十后……出应乡举”,应在乾隆三十年为是。
书影:桂馥《上阮学使书》
然而,桂馥自幼对于科举的“帖括之学”毫无兴趣。他说自己“自束发从师,授以高头讲章,杂家帖括,虽勉强成诵,非性所近。既补诸生,遂决然舍去。”(《上阮学使书》 《晚学集》卷六)因之,他的乡试不第当是意料中事。
因此,桂馥退而求其次,走了第二步棋:优贡考选。
桂馥于乾隆三十年的秋日入京(《未谷诗集》卷二《入都留别运生》:“三十始出门,行止浑如梦。京华多高轩,穷达会有命。……前路无故人,瑟瑟秋风劲。”),当是为进入国子监作优贡且能养家糊口作铺垫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乾隆时期的优贡是不予安排的。优贡,为清朝五贡之一。即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乾隆中定,每三年由各省学政考选,大省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到部朝考。然无录用条例,故被选者多不赴京。直至同治年间始定,优贡经廷试,列一二等者用知县或教职,三等用训导。亦属正途出身。(《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
然而,桂馥在朝考之后,大约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学,便成为了正蓝旗官学教习。因八旗官学隶属国子监,遂有“近水楼台”之便。(参见周永年《桂先生墓表》:“馥,优贡生,正蓝旗官学教习。”)桂馥的祖父、父亲俱为贡生,应该熟悉贡生这一行当录用的规则、内幕与方式,而为桂馥设计了这样一条人生出路。而桂馥由太学生而兼八旗官学教习,应该是有一定俸禄或报酬的,故能在京、在国子监居留十二、三年之久。直至乾隆四十五年冬,方始教习期满而归里。
与桂馥同年考选优贡的,还有周永年弟子、历城郑铭(字秋池)与汪镛(字东序)。不知二人是否赴京就学。
桂馥虽则为官学教习,但依然是太学生(优贡生)的身份。如乾隆四十三年五月,翁方纲为华岳碑作跋并记:“太学生桂馥借得颜氏所摹杭人金农双钩本以示……”(《复初斋集外诗》卷十二)依然称桂馥“太学生”。翁方纲乾隆四十六年迁国子监司业,此时,桂馥在半年前教习期满归里,翁方纲深深遗憾未能再早半年而收桂馥为门生。
翁方纲《陈桂堂户部今年元旦偶集句云:石渠万卷全归笥,鲁国诸生半在门。是秋果典试山东,归而属予书其斋壁,赋此代跋三首》诗之二有注:
“曲阜桂未谷及安邑宋芝山,皆与予考订金石六书十余年矣。己亥秋,予典试江南,未谷、匏尊、芝山置酒赋诗为饯。其后芝山以癸卯中顺天乡试,而未谷庚子(注:乾隆四十五年)冬教习期满归里。予辛丑(注:乾隆四十六年)春迁司业,有‘愧二成均迟半载,不收未谷作门生’之句。”
(《复初斋集》卷三十九)
书影:桂馥《未谷诗集四卷》
乾隆四十八年,桂馥选长山学博,属翁方纲题“巾卷斋”匾额。巾卷,头巾和书卷,古代太学生所用也。
只是,当年考选优贡的所有一切努力,当时却都被桂馥概括为“作计违本怀,荷鑱忘其柄”的痛苦、无奈之举(《未谷诗集》卷二《入都留别运生》)。然而,从桂馥长远的学术事业发展过程来看,其实,意义非凡。他在济南结识周永年即周永年好友李文藻等人,在京师结识翁方纲、丁杰、王念孙等“当世士大夫”,得其指授,真正奠定了一生治经事业的基础,终于成为了一位名留青史的学人、专家。
之三:周永年、桂馥首创藉书园时间考
笔者之所以抓住周永年与桂馥的关系不放,实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的首创者,周永年一世之伟业,最初的合作者只有一人:桂馥。
在此,笔者之所以使用“首创”“初创”的字眼,乃在于,周永年分别于乾隆三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两次在济南建藉书园,第一次是与桂馥合作,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大约在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三年间,周永年历尽艰辛,终于在济南名胜园林贤清园内将藉书园建成。
今世学者,多将藉书园初创定在乾隆五十年左右。这是不对的。
错误产生的原因来源于,桂馥同年进士蒋祥墀为桂馥所作《墓表》,《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四十四 守令三十》所收蒋祥墀《桂君馥传》即此。
该《传》中称:(桂馥)“戊子(注:乾隆三十三年)以优行贡成均……已而以教习期满,补长山司训。复与济南周书昌先生振兴文教,出两家所藏书,置借书园,”
书影:蒋祥墀《桂君馥传》
因桂馥“教习期满,补长山司训”,在乾隆四十九年。此时“复与济南周书昌”置藉书园,故学者多将藉书园创建时间定为乾隆五十年后。
大为不确。
不知为何,蒋祥墀所作《桂君馥传》多有与事实不相符之处。比如他称桂馥:“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正。为《说文义证》五十卷。”这连桂馥本人都不敢承认。在《上阮学使书》中,桂馥说自己“自束发从师,授以高头讲章,杂家帖括,虽勉强成诵,非性所近。既补诸生,遂决然舍去,取唐以来文集说部,氾滥读之,十年不休。”由此可知,桂馥治《说文》实在三十岁后,属大器晚成,这也就是桂馥以“晚学”来命名自己的文集的原因。
鲁迅研究中,素有“以鲁解鲁”的方法,为学者所习用。今者,我们还是“以桂解桂”,或“以桂解周”为好。
其实,藉书园的真实答案就隐藏在桂馥为周永年所作的碑传《周先生永年传》里。可惜为今人所忽略。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语:
(周永年先生)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县令胡德琳延先生与青州李文藻同修《历城县志》,即出其书,肆力搜讨。既成,学士朱筠目以“详慎”。
桂馥说;当年周永年约他一同买田建藉书园,他把自己的藏书也投入进去了。结果,因为力量不足而没有成功。然而,他们的书籍却用在了之后的纂修《历城县志》上,由胡德琳任总修,李文藻、周永年担任纂辑的乾隆《历城县志》的水平极高,学士朱筠称为“详慎”。
书影:桂馥《周先生永年传》
这样,我们只要搞清楚乾隆《历城县志》的纂修年代,便可以推算出藉书园的初创时间了。
那么,乾隆《历城县志》纂修于何时呢?
据该志总修胡德琳《历城县志·序》:“丙戌夏,余自济阳调任,丁亥春杪,即开志局。”
这就是说: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夏天,胡德琳由济阳知县调任历城知县,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春末,即成立志局开始修《历城县志》。
由此可知,周永年、桂馥初创藉书园应在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春末、即“开志局”之前,这无疑就是此前的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藉书园于乾隆三十年代初创立,还有一个间接证人:乾隆。
咸丰年间,寓居济南任泺源书院主讲的何绍基有诗《朱时斋、杨旭斋来看“石门颂”,因追述癸未、甲申旧游,话及蒋伯生、周通甫、杨征和、张渌卿、朱季直及仲弟子毅皆成古人,凄然有作》,披露乾隆修《四库全书》的盛事,正来自“藉书园”的名称。诗中有句云:“石门颂出藉书园,当日园名动当宁。纯庙方开四库馆,主人与窥东壁府。”何绍基说:“石门颂”的旧拓,出自周氏藉书园。是周永年的藉书园的名称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震动,于是,乾隆才下大决心要纂修《四库全书》的。当宁、纯庙,乾隆之谓也。
乾隆诏修《四库全书》在三十七年正月;其时,乾隆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三十八年二月,(乾隆)上谕开四库全书馆。周永年等入馆。以此可知,周永年藉书园初建在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之前,诚无疑也。
桂馥书法
已故著名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认为:从桂馥《周先生永年传》里所说的“约余买田筑借书园……”来看,(周永年、桂馥置藉书园)也许“只是一种设想”,而“力屈不就。”(见《山东藏书家概述》 《山东藏书家史略》,齐鲁书社2017年版),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不大。因为,桂馥所记如“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等,过程详细生动,几绘声绘形,如在眼前也。
由此,也向读者诸君纠正笔者的一次失误。笔者曾在《周永年成功创办藉书园新考》(《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第三期)一文中,考证周永年初次创建藉书园的时间为乾隆三十四年。在此一并修正为乾隆三十一年,并向读者致以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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