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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徵纂修《四库全书》，到创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周永年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功勋，直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
常常觉得，以我们今天的粗浅研究，真的是愧对了这位于经史百氏之言览括略尽，汪汪如千顷之陂的济南先贤！
林汲先生“自谓文拙，不存稿”（桂馥《周先生永年传》），故其生平事迹大多淹没在茫茫的历史烟云中。探赜索隐，去伪存真，委实难度不小。
本专栏《济南大儒周永年》系列作品，拟从周永年的家世、生平、社交、师友、著述、勋业的多维度、多层次入手，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私淑情怀，将先生生平伟业予以全方位展现，
做起来吧，一步一步地……
欲走近周永年，必得走近桂馥。
这是因为，他们二人相识最久，相知最深；几十年里，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所谓兄弟雁行是也。作为志同道合的学人，桂馥曾长年寄居周永年家犹如家人；而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最初正是他俩合作创建。二人之人生履历，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因此，周永年一生的不少“悬案”、“疑点”，能在桂馥的作品里找到答案。
桂馥像
之一：桂馥其人
桂馥（1736—1805）字东卉，又作冬卉，又字天香，号未谷、云门，别号肃然山外史，晚号老菭，一号渎井复民。山东曲阜人。清代乾嘉间著名学者，经学家、文字训诂学家，他与段玉裁齐名，并称“桂段”。桂馥二十一岁补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优行贡入国子监，教习期满，补济南府长山县（今属邹平）县学训导。五十五年（1790）成进士，选云南永平县知县，为政宽简，辖境称治。嘉庆十年卒于任上。年七十岁。
桂馥同年进士蒋祥墀作《桂君馥传》，发出哀叹：“呜呼，未谷以宿儒积学，晚而仅得一仕，仕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满天下。识与不识，闻未谷之卒而痛之哀之。”
桂馥一世不朽之盛名，来源于他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的悉心研治。六经为本，由小学以通经，乃是桂馥治经之途径。
桂馥少嗜读，博涉群籍。三十岁后，尤潜心于文字、金石之学。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至用；而训诂不名，不足以通经”。于是，倾一生努力，作《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以及《说文谐声谱考证》《说文统系图》等。
《清史列传》称桂馥：“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精通声义。”而其《说文解字义证》则是：“荟萃群书，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 （《清史列传卷六十九桂馥》）
何为“小学”？原来是，在两汉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经书的注释,其中包括不少文字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开始的时候不能离开经文，后来有了发展，可以离开经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规律加以表述，有时还汇集成书，这就是所谓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里，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列于“六艺略”之中。
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两千年来小学书中的最为权威的著作。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学家。他撰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本文十四卷，又叙目一卷，今存宋初徐铉校定本，每卷分上下，共三十卷。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每字下的解释，大抵先说字义，再说形体构造及读音，依据六书解说文字。书成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
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刻元修本（国家图书馆藏）
而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则是他几十年里，“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正”的艰难成果。（见《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四十四 守令三十》蒋祥墀《桂君馥传》）该书多徵引古书以推寻《说文》说解的根源，前后各说，相互补正，排比有条理，资料丰富。桂馥与另一位学者段玉裁同时，且同治《说文》，段玉裁著有《说文解字注》，故学者以“桂段”并称。而两人两不相见，书亦未见。两人的特点与区别在于：“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义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旨，勇于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闢，桂书繁而寻省易了。”（《清史列传卷六十九桂馥》，下同）
书影: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桂馥后来作《札朴》十卷，其中，他批评只知名物训诂而不明经文大义的“鄙儒”道：“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这在考据兴盛的乾嘉时代，“尤为当时小学家所不能言，足以针肓起废。”
桂馥善隶书，工篆刻。“百余年来论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第一。”（张维屏《松轩随笔》，见《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四十四 守令》桂馥），今济南千佛山历山院《历山銘》隶书石刻，即由桂馥所书。
桂馥的诗文也有较高的成就。他著有《晚学集》八卷以及诗集《未谷诗集》四卷、《毛诗音》《五七言古诗声调》等。而其诗作以其“懒不收拾”（马履泰《未谷诗集序》）大半遗失。
书影：桂馥《晚学集》
之二：周永年、桂馥相识、订交年代考
周永年与桂馥相识订交究在何时，有关文献如二人传记及其他友人作品中，俱无明确记载。然而，我们可以依据可靠记载，加以推论得知。
周永年像
有学者将桂馥一生分为“早年里居”“壮年出游”“远宦云南”三个时期（见孙雅芬《桂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十分恰当的。
桂馥的“壮年出游”，自三十岁开始，出游地主要为济南、京师（北京）。
何以为证？
嘉庆四年,桂馥六十四岁。一月十三日，原配夫人乔君卒。桂馥自为《祭元妻乔君文》，文中称：“乌呼，吾知君愁无已时也。吾年三十游学于外，自此别离之日为多。五十官长山，月俸不给。”（《晚学集》卷八）
“吾年三十游学于外”，桂馥生于乾隆元年，其三十，正乾隆三十年。本年，据笔者考证，亦为周永年、桂馥二人相识订交之年。
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七十九岁的周永年之母王太宜人病逝，桂馥作《王太宜人墓志铭》，叙说王太宜人在世时“自奉殊俭约，虽清水一盂亦不轻弃”等事迹，桂馥何以如此知其底细，他说：“余旧主书昌家，习见太宜人行事。”
“余旧主书昌家”，这“旧”，正从乾隆三十年开始，共三年，乾隆三十三年，桂馥赴京，以优贡身份进入国子监。
正是在乾隆三十年,桂馥住进了东流水巷的周永年家。这还有依据是，这时以及这之前周永年的朋友，如李文藻、盛百二、周士孝等，如今都成了桂馥的朋友。
比如此时官禹城县令的周士孝，号肃斋，四川南川人。与周永年订交。其两个弟弟与两个儿子皆从学于周永年（见周永年《周母邹、姚太孺人五十、六十寿序》），而恰在此时，周士孝也成了桂馥好友。嘉庆元年，周士孝卒于官，桂馥为作《周君墓志铭》称：“余与君交三十年，知最深。君讳士孝。乾隆庚辰举于乡，丙戌治山东禹城县。……历城周永年、秀水盛百二、益都李文藻，皆多闻高行，君与定交，终身无间。”（《晚学集》卷八《周君墓志铭》）
桂馥称与周士孝“交三十年”，嘉庆元年上数“三十年”，正乾隆三十年左右。
书影：桂馥《周君墓志铭》
一雀之微也不会无因落地。
如果要问：桂馥于乾隆三十年济南之行的深层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结识周永年吗？恐怕未必。
因此，笔者在此想作一个更进一步的猜测与探究，那就是，桂馥乾隆三十年的济南之行，是为了参加当年的山东乙酉乡试，而提前寓住在周永年家里的，以作应考准备的。
乾隆三十年，比桂馥年长六岁的周永年虽则只是“顺天乡试副贡”，然而在学界已是声名大振。二十四年，泰安知府颜希深延其纂修《泰安府志》；二十五年，江宁诗人、学者、内阁中书严长明在京闻周永年、李文藻大名，欲至济南过访，作《出都后将赴历城道中作》：“遥忆明湖开历下，近谁长句擅山东。似闻周李同时在，直恐萍踪未易逢。”句下小注：“都下耳李素伯、周书昌名，拟至济南后过访。”（见尹承《周林汲先生年谱》，《珞珈史苑》2012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而此时的桂馥则是稍逊风骚。虽则承其家学，于书无不览，但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秀才而已。
桂馥参加乡试及优贡考选，首先基于其家族重视功名的历史传统文化渊源。
桂氏家族有两个特点。
其一，清白之家；“未谷明府学问性情皆极古厚，先世为至圣庙洒扫户，及明府始通籍，镌小印曰：渎井复民。尝曰：吾以先人清白为荣也。”（见孔宪彝《曲阜诗钞》）
其二，虽然不大，然桂氏家族几代都有些许功业、名声。桂馥“其先贵溪人，以明初功，世袭尼山卫百户。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岁贡生，考授州别驾；父公瑞，恩贡生，候选教谕。”（蒋祥墀《桂君馥传》）桂馥祖父枝茂，曾有贫苦中藏金一镒专为儿子“纳粟入监”的故事（周永年《桂先生墓表》），至为感人。
桂馥参加乡试及优贡考选，还基于自家日益窘迫的家庭生计。
桂馥的父亲桂公瑞，为恩贡，直至乾隆三十二年，方才“以恩贡例选教谕”（周永年《桂先生墓表》）。而桂馥此时，业已儿女成行。然而，大儿未曾入学，儿媳长年患病（“大儿犹废学，拙妇惟善病”， 《未谷诗集》卷二 《入都留别运生》）这一切，都需要恋家的桂馥作出出游之决断，寻一个功名、“出身”，以解日渐寥落的家庭困境。
桂馥参加乾隆三十年山东乡试，还有一证，即在后来的《上阮学使书》中，他称自己：“三十后，与士大夫游，出应乡举，接谈对策，意气自豪。”（《晚学集》卷六）桂馥自乾隆三十三年，便离开济南作国子监生员与正蓝旗官学教习，直至乾隆五十四年参加山东己酉乡试方始成为举人。第二年登进士第。因此，他的“三十后……出应乡举”，应在乾隆三十年为是。
书影：桂馥《上阮学使书》
然而，桂馥自幼对于科举的“帖括之学”毫无兴趣。他说自己“自束发从师，授以高头讲章，杂家帖括，虽勉强成诵，非性所近。既补诸生，遂决然舍去。”（《上阮学使书》 《晚学集》卷六）因之，他的乡试不第当是意料中事。
因此，桂馥退而求其次，走了第二步棋：优贡考选。
桂馥于乾隆三十年的秋日入京（《未谷诗集》卷二《入都留别运生》：“三十始出门，行止浑如梦。京华多高轩，穷达会有命。……前路无故人，瑟瑟秋风劲。”），当是为进入国子监作优贡且能养家糊口作铺垫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乾隆时期的优贡是不予安排的。优贡，为清朝五贡之一。即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乾隆中定，每三年由各省学政考选，大省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到部朝考。然无录用条例，故被选者多不赴京。直至同治年间始定，优贡经廷试，列一二等者用知县或教职，三等用训导。亦属正途出身。（《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
然而，桂馥在朝考之后，大约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学，便成为了正蓝旗官学教习。因八旗官学隶属国子监，遂有“近水楼台”之便。（参见周永年《桂先生墓表》：“馥，优贡生，正蓝旗官学教习。”）桂馥的祖父、父亲俱为贡生，应该熟悉贡生这一行当录用的规则、内幕与方式，而为桂馥设计了这样一条人生出路。而桂馥由太学生而兼八旗官学教习，应该是有一定俸禄或报酬的，故能在京、在国子监居留十二、三年之久。直至乾隆四十五年冬，方始教习期满而归里。
与桂馥同年考选优贡的，还有周永年弟子、历城郑铭（字秋池）与汪镛（字东序）。不知二人是否赴京就学。
桂馥虽则为官学教习,但依然是太学生(优贡生)的身份。如乾隆四十三年五月，翁方纲为华岳碑作跋并记：“太学生桂馥借得颜氏所摹杭人金农双钩本以示……”（《复初斋集外诗》卷十二）依然称桂馥“太学生”。翁方纲乾隆四十六年迁国子监司业，此时，桂馥在半年前教习期满归里，翁方纲深深遗憾未能再早半年而收桂馥为门生。
翁方纲《陈桂堂户部今年元旦偶集句云：石渠万卷全归笥，鲁国诸生半在门。是秋果典试山东，归而属予书其斋壁，赋此代跋三首》诗之二有注：
“曲阜桂未谷及安邑宋芝山，皆与予考订金石六书十余年矣。己亥秋，予典试江南，未谷、匏尊、芝山置酒赋诗为饯。其后芝山以癸卯中顺天乡试，而未谷庚子（注：乾隆四十五年）冬教习期满归里。予辛丑（注：乾隆四十六年）春迁司业，有‘愧二成均迟半载，不收未谷作门生’之句。”
（《复初斋集》卷三十九）
书影：桂馥《未谷诗集四卷》
乾隆四十八年，桂馥选长山学博，属翁方纲题“巾卷斋”匾额。巾卷，头巾和书卷，古代太学生所用也。
只是，当年考选优贡的所有一切努力，当时却都被桂馥概括为“作计违本怀，荷鑱忘其柄”的痛苦、无奈之举（《未谷诗集》卷二《入都留别运生》）。然而，从桂馥长远的学术事业发展过程来看，其实，意义非凡。他在济南结识周永年即周永年好友李文藻等人，在京师结识翁方纲、丁杰、王念孙等“当世士大夫”，得其指授，真正奠定了一生治经事业的基础，终于成为了一位名留青史的学人、专家。
之三：周永年、桂馥首创藉书园时间考
笔者之所以抓住周永年与桂馥的关系不放，实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的首创者，周永年一世之伟业，最初的合作者只有一人：桂馥。
在此，笔者之所以使用“首创”“初创”的字眼，乃在于，周永年分别于乾隆三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两次在济南建藉书园，第一次是与桂馥合作，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大约在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三年间，周永年历尽艰辛，终于在济南名胜园林贤清园内将藉书园建成。
今世学者，多将藉书园初创定在乾隆五十年左右。这是不对的。
错误产生的原因来源于，桂馥同年进士蒋祥墀为桂馥所作《墓表》，《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四十四 守令三十》所收蒋祥墀《桂君馥传》即此。
该《传》中称：（桂馥）“戊子（注：乾隆三十三年）以优行贡成均……已而以教习期满，补长山司训。复与济南周书昌先生振兴文教，出两家所藏书，置借书园，”
书影：蒋祥墀《桂君馥传》
因桂馥“教习期满，补长山司训”，在乾隆四十九年。此时“复与济南周书昌”置藉书园，故学者多将藉书园创建时间定为乾隆五十年后。
大为不确。
不知为何，蒋祥墀所作《桂君馥传》多有与事实不相符之处。比如他称桂馥：“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正。为《说文义证》五十卷。”这连桂馥本人都不敢承认。在《上阮学使书》中，桂馥说自己“自束发从师，授以高头讲章，杂家帖括，虽勉强成诵，非性所近。既补诸生，遂决然舍去，取唐以来文集说部，氾滥读之，十年不休。”由此可知，桂馥治《说文》实在三十岁后，属大器晚成，这也就是桂馥以“晚学”来命名自己的文集的原因。
鲁迅研究中，素有“以鲁解鲁”的方法，为学者所习用。今者，我们还是“以桂解桂”，或“以桂解周”为好。
其实，藉书园的真实答案就隐藏在桂馥为周永年所作的碑传《周先生永年传》里。可惜为今人所忽略。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语：
（周永年先生）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县令胡德琳延先生与青州李文藻同修《历城县志》，即出其书，肆力搜讨。既成，学士朱筠目以“详慎”。
桂馥说；当年周永年约他一同买田建藉书园，他把自己的藏书也投入进去了。结果，因为力量不足而没有成功。然而，他们的书籍却用在了之后的纂修《历城县志》上，由胡德琳任总修，李文藻、周永年担任纂辑的乾隆《历城县志》的水平极高，学士朱筠称为“详慎”。
书影：桂馥《周先生永年传》
这样，我们只要搞清楚乾隆《历城县志》的纂修年代，便可以推算出藉书园的初创时间了。
那么，乾隆《历城县志》纂修于何时呢？
据该志总修胡德琳《历城县志·序》：“丙戌夏，余自济阳调任，丁亥春杪，即开志局。”
这就是说：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夏天，胡德琳由济阳知县调任历城知县，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春末，即成立志局开始修《历城县志》。
由此可知，周永年、桂馥初创藉书园应在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春末、即“开志局”之前，这无疑就是此前的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藉书园于乾隆三十年代初创立，还有一个间接证人：乾隆。
咸丰年间，寓居济南任泺源书院主讲的何绍基有诗《朱时斋、杨旭斋来看“石门颂”，因追述癸未、甲申旧游，话及蒋伯生、周通甫、杨征和、张渌卿、朱季直及仲弟子毅皆成古人，凄然有作》，披露乾隆修《四库全书》的盛事,正来自“藉书园”的名称。诗中有句云：“石门颂出藉书园，当日园名动当宁。纯庙方开四库馆，主人与窥东壁府。”何绍基说：“石门颂”的旧拓，出自周氏藉书园。是周永年的藉书园的名称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震动，于是，乾隆才下大决心要纂修《四库全书》的。当宁、纯庙，乾隆之谓也。
乾隆诏修《四库全书》在三十七年正月；其时，乾隆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三十八年二月，（乾隆）上谕开四库全书馆。周永年等入馆。以此可知，周永年藉书园初建在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之前，诚无疑也。
桂馥书法
已故著名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认为：从桂馥《周先生永年传》里所说的“约余买田筑借书园……”来看，（周永年、桂馥置藉书园）也许“只是一种设想”，而“力屈不就。”（见《山东藏书家概述》 《山东藏书家史略》，齐鲁书社2017年版），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不大。因为，桂馥所记如“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等，过程详细生动，几绘声绘形，如在眼前也。
由此，也向读者诸君纠正笔者的一次失误。笔者曾在《周永年成功创办藉书园新考》（《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第三期）一文中，考证周永年初次创建藉书园的时间为乾隆三十四年。在此一并修正为乾隆三十一年，并向读者致以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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