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我们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在当前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衔接与过渡中，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行政机制将会逐步让位于市场机制，外部经济支援将会逐步让位于内生发展动力。因此，以“经济能人”著称的乡村“带头人”--村支书的功能与作用也将会更加凸显。

2021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推动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选拔思想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行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党员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注重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中的党员里培养选拔村党组织书记。”而如何落实这项政策，还需要因地制宜进行河南省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各项“底层创新”。

毋庸讳言，商丘市农村的“空心化”较为严重，青年劳动力持续流失，以村为单位相对构成了较为封闭的社会经济系统。在这种大环境下，村支书就构成一个特殊而关键的群体：他们大多数都是从事过经营活动的本地男性，年龄段集中在四十五岁以上，正值创业的黄金期。作为村两委一肩挑的“带头人”，他们的权威性也因近年来脱贫攻坚的显著成果而得到极大的提升，农村基层的干群关系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改善。他们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但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

从自身素质与能力看：一是他们自身的个体经营与乡村集体经济的利益冲突。村支书作为“经济能人”本身就开展经营活动，有不少还是离乡创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家；而当选村支书之后，他们必然要放弃部分经营活动，或多或少存在着个体经营利益与集体经济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二是他们自身的理想情怀与乡村传统权威的个性冲突。当前地方组织部门要求村支书和村班子成员的年轻化，年轻人充满朝气与理想情怀，这是乡村振兴的新鲜活力和希望所在；但同时农村基层乡邻之间又是一个熟人社会，往往需要传统权威来压住阵脚。这一冲突常常表现为新旧村支书之间的琐屑矛盾中。三是他们自身的创业能力与乡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冲突。“经济能人”的能力越强，权威性越大，乡村振兴的动力越足；但反之亦然，一旦“带头人”出现战略误判和决策失误，由于制约制衡机制缺失，往往也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和后果。

从治理环境与机制看：一是商丘市村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村级干部考核与评价的复杂性和难度提升；二是村民关注自身利益，对公共事务的精力投入少，村级议事和村级民主制度尚未有效发挥；三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突出了村级党建工作，但忽视了村级多元化治理机制，村级自治能力较低；四是传统农区的村级干部的行政负担较重，文山会海、层层加码、形式主义等问题还未根本解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为了更好释放村支书“经济能人”的带头功能与引领作用，不仅要选对人，还要完善商丘市乡村治理体制，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地形成乡村振兴中的地方性的基层治理模式。为此，应以“商丘之为”构建赋权赋能村干部的“六大机制”，以期为全省村干部乡村振兴引领作用机制建设上提供新镜鉴：

一是任务导向的激励机制。发挥村干部积极性的关键在于如何激励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为此，应在村支书和村两委班子的选拔过程中强化与乡村振兴有关的任务导向，为其赋权赋能，给予充分授权与信任。

（一）设置主要目标，制定村支书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任期内的核心工作任务和重点发展目标，减少量化考核指标，由村支书领认工作任务并承诺完成；（二）设置退出机制，当达不到工作考核目标的底线时就自动辞职，形成能上能下、有进有出的适度竞争机制；（三）注重地方差异，适当加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指标考核权重，适当配比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人居环境等内容；（四）强调取信于民，由村支书公开自己的任期承诺，在竞选中提出发展集体经济的思路和主要举措，取信于民，凝聚全村的发展共识。

二是优秀人才的提拔机制。为村两委班子成员中的年轻同志提供晋升通道，激励内生性成长动力。当前村支书和两委班子成员从体制内财政获得的补助一般不超过三千元，同时也缺乏提拔进入体制内的晋升渠道。近两年全省共有363名村或社区的党组织书记被录用为乡镇（街道）公务员，477名被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这对于广大基层干部而言，比例仍然过低。

（一）拓宽晋升渠道，有条件的设置专门村级干部编制，或者采用遴选制，选拔年轻有为的村两委班子成员在乡党委、乡政府任职，或者成为乡级储备干部，或者县级部门的储备干部；（二）设置荣誉称号，评选“商丘优秀村支书”，对优秀村支书和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表彰和嘉奖，对其事迹进行宣传，对其工作模式进行推广；（三）强化财政保障，由市级财政切块预算资金，支持地方财政保障村支书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的补助发放，兜底最低生活保障。

三是多元治理的调适机制。当前，不少地方的组织部门要求村班子成员的年龄不得超过60岁，还要有35岁以下及女同志，为“配班子”出现了“拉郎配”现象。为此，应在村支书和两委班子中灵活进行年龄搭配和结构调整，不搞“一刀切”；实施多元化搭配的调适机制。

（一）鼓励基层治理创新，允许村委会聘请年龄较大的原村支书担任顾问工作，利用其影响力协助新任村支书开展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返聘年龄较大的原村干部从事开展与乡贤文化有关的工作，促进村级自治与德治；（二）由商丘市妇联组织开展对村两委班子中的女同志开展培训，提升其管理经验，拓宽其事业视野；重视女企业家和女性“能人”的特殊治理作用，利用其自身亲和力和善于沟通的特点开展农村基层社会工作。（三）探索试行村干部收入与集体经济收入挂钩制度，对村集体经济年度经营性纯收入超过计划目标的，从净增量中拿出一定比例奖励贡献突出的村干部。

四是基层民主的监督机制。以党的二十大倡导的“全过程民主”为指引，围绕重要建设项目和重大事项，在全国推进村级“四议两公开”（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的全过程民主议事规则。

（一）设置重大公共事项的决策规则，有关集体经济和公共事务的重大事项必须由村党委提议，经村两委商议、党员评议和村民会议讨论之后执行；（二）设置党员评议规则，加强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监督；（三）设置村级议事规则，围绕有关公共建设项目和迫切的民生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促进村级自治；（四）学习借鉴中牟官渡的“三项制度公开”的经验，将群众关切的公共事务信息公开化处置，促进村级政务公开。

五是注重实效的减负机制。河南省一些乡镇对村的考核指标包括二十大类上百小项，而一个村也就五六名村干部，如果要对考核指标全部进行文字、图片、台账等方式进行留痕管理和过程管理，其工作量可谓过于庞杂。因而应改变农村基层工作“痕迹管理”的工作作风，减少对乡村工作的考核频度，以“减负”释放基层活力。

（一）推进基层评价体系创新，管理重心要由“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由年度的短期考核转向任期的长期考核，结合本村实际，落实差异化发展要求，“一村一策”精准制定村干部业绩考核评价办法；（二）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大数据技术和基本数据库，让村两委班子和工作人员从填报各项台账、报表与表格中解脱出来；（三）利用疫情防控中的腾讯会议使用的便利条件，在疫情新政措施保障下，鼓励召开视频会议，逐步减少线下会议；（四）强化任务承诺制度和重大事项公示制度，通过“靠前指挥”“压实责任”“群众参与”等举措激活基层活力；激活村民的主体意识，利用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乡贤捐资、社会帮扶，提高村级自治水平。（五）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将“减负”与“容错”相互结合，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营造鼓励实干、宽容失误的良好干事环境；坚持匡扶正气、激励担当原则。

六是人才交流的支援机制。加快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人才培育，开展人才对口支援与交流。疫情达峰过后，商丘市经济恢复和城乡互动将会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和扁平化也会为乡村经济带来要素重组重构的创新活力。为此，村干部群体也应融入城乡人才交流与锻炼的计划之中。

（一）在豫鲁苏皖接合区跨区域实施技术人才对口支援，选聘城镇医生、高校教师、科技文化部门的实用型人才，建立定期对口服务乡村的交流机制；围绕村集体产业的需要，跨区域选派涉农企业与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担任科技顾问，实施人才共享；（二）跨区域选派涉农企业的创新创业的业务骨干入驻乡村，释放“村级能人”“致富能手”的示范与模仿效应，打造村两委的“创业班子”；（三）由地方组织部门牵头，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异地考察交流、挂职锻炼，开阔其创业视野与思路；（四）利用农村电商的渠道优势，加快电商平台的种植养殖技术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服务建设，促进“数字下乡”，引导智慧农业技能人才的返乡创业。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由此可见，村干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执行人，具有对基层引领的重大功能。为此，商丘市应以上述六大机制的构建为抓手，以“商丘之为”率先在豫东地区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村干队伍和村级治理模式。（本文选自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与世界意义（项目编号:2022DWT006））

（作者徐可系商丘师范学院豫鲁苏皖接合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河南大学区域创新与发展新型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