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六部 开创新中国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毛主席亲自电令：“入城必须经过东交民巷”！
旧时这里是帝国主义的天地，中国的军警都不得进入的地方。如今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不仅要从这里经过，还要昂首阔步地经过这里。
中国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一日割五城，明日让十城”的清朝，而是一个伟大的全新中国。那些曾经践踏在中国尊严的列强，在中国领土中就必须遵守中国的规则。
1949年2月3日，当解放军昂首阔步走过东交民巷后，近50年不允许中国武装人员进入东交民巷的耻辱被洗刷请。解放军进入东郊民巷，百姓夹道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北京市民自发地高喊着口号，但此时不少人心中还是担心，即便此时解放军能够走过东交民巷，却这里依然在列强的把持中，许多人心中都期待着东交民巷回归的日子。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刚建立，并未得到美国等国认可，可见新中国此时国力尚未得到世界认同。
为此不少人就东交民巷回归问题，存着缓缓图之的心理。认为目前国家尚且弱小，应壮大实力，再将帝国主义残余清理出去。
在北平解放后，毛主席早就想到这个问题，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此次入驻北京，被毛主席称为“进京赶考”。
既然是进京赶考，就应该以最好的面貌面对全世界。那什么是最好的面貌？毛泽东说过，是从内到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中国向来被称之为礼仪之邦，讲究待客之道。过去的中国里里外外都脏透了，有军阀、帝国主义，所以才显得千疮百痍。如今人民翻身做主，就要把这个“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加以整理，再欢迎外来的客人。
新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到访中国、与中建交，可从前这种以建交为名的不平等待遇，信中国并不欢迎。尤其是驻华兵营的存在，更不可能存在于新中国境内。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也就成了新中国的两大外交方针，那驻华兵营就成为了毛主席首要针对的对象。
中国人还是那句老话：“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新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的主权国家，岂容他国在中国享有驻兵权？
所以针对东交民巷，外事处、外侨管理科等四部门联合配合下，决定收回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在东交民巷的兵营。
古人云：“先礼后兵”！虽说列强在中国横行了几十年，但这毕竟是事关外交，一切都得走章程、有说法。
只有给够别人“体面”，这样才不会落下口实。以四大部门发了布告。一个布告，宣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中国交好，中方欢迎；与中国交恶，中国摈弃。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发布的一张布告张贴出，北京市民奔走呼号。与整个北京城的欢庆不同，此时整个东交民巷陷入了诡异的安静。谁能想到新中国刚成立，就如此强势，二话不说，上来就要收回驻华兵营的占地、建筑。
布告告知：“北京市内帝国主义兵营的占地一律收回，其建筑全部征用。一些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继续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这明确东交民巷所有权和管辖权。
当东交民巷外的中国人再次踏入这片“故土”，那些驻守在高墙大院里面的外国人被“请”出东交民巷，踏上“故土”的中国人眼泪止不住的流。那多年的屈辱感，让许多被迫离开的老北京人感伤之余，也多了不少骄傲。
而这一切，全因毛泽东的一句：“东交民巷这个长在中国脸上的烂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不难看出，不管是老北京、还是毛泽东，都将“东交民巷”视为“眼中钉”，那这里与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这一年东交民巷还不叫“东交民巷”，清朝尚且能直着腰板告知外国使节：“只允许在此居住四十天”。
清朝天国的梦还没有做完，随着炮声轰鸣，这个美梦被打破。原属于清朝的骄傲，一点点被帝国列强践踏，蹂躏。他们能看到清政府的弱小、无能、无助，因此他们在中国愈发肆无忌惮。
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帝国列强的试探，那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帝国列强明目张胆的豪取强夺。
这一年，在美、俄两国的支持下，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随即直逼天津。这让隶总督谭廷襄吓得不能自主，主张彻底投降。
在他写的凑折子中，他坦言称：“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
何为不战而降？这便是。尚且没有一战，就以“不能战”为借口，消极避战。而清朝消极应对，也给了帝国列强狮子大开口的机会。最终列强发动侵略战争，由清政府背后受苦受难的百姓买单。
经此一战，双方签订了《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美俄四国入驻东交民巷，并允许建立大使馆。虽然这里称之为“大使馆”，显然并不是人权平等之地。
何为大使馆？大使馆的首要职责即是代表派遣国，促进两国的政治关系，其次是促进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关系。而清朝和列强的关系，并不像表面所说的这般和谐。
而之后在东交民巷建立大使馆的列强、乃至于英法俄美，并没有将这里当做大使馆，而是将之视为“自家的后花园”。法外之地、国中之国，这里充斥着人间黑暗与丑恶，列强在此奸淫掳掠，可谓是无恶不作。
在清朝民间有顺口溜道：“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东交民巷，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南粮北运的咽喉要道。许多双眼晴都盯着这里，清政府、义和团、还有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位中国人。
虽说此时东交民巷乱象杂生，但清政府在此地依旧有部分掌控权。因此这里不仅有清廷诸多衙门、王公府第，也有列强的使馆。
中国有句老话：“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这本属于中国的地盘，却来了这么一群外国人，在这里办公的清政府官员、住在这里的达官贵人，自然颇有微词。而对于列强来说，他们也不愿和这些中国人生活在一起。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随着义和团运动大肆兴起，列强在华的利益受到极大威胁，于是八国联军大肆入侵。这一次清朝依旧采取“不抵抗政策”，乞和求降。
原本清朝是想让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谁承想偷鸡不成，不仅没有落得好，就连首都北京都被占了去。慈禧、光绪连夜出逃，整个北京落入列强之手，尔后纵兵在北京抢了三天三夜。
一直觊觎东交民巷的列强，也遭到了洗劫。对于这些强盗来说，但凡有价值的物件，他们都没有放过。户部三百万两白银被劫、太医院针灸铜人被抢、翰林院收录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被毁。
可他们的强盗行径并没有完，为了在华得到更多利益，一纸《辛丑条约》，彻底将清朝拉下神坛。此时的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而东交民巷也完全划给列强，一个“国中之国”正式形成。
这里不再允许中国人居住和设立行署，就连行政管理权也完全归属使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一道六米高的围墙砌起，周围布置了各种岗哨，巷口安装了坚固的铁门，全天由军士守卫。在对外的围墙上，列强布告称：“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
且不说这六米高的围墙，就单说这布告，中国何来半分主权？而清朝，只为一时安定，今日割五城，明日让十城，祖宗的基业就一点点被卖的一干二净。
国中之国、国将不国！辛亥革命爆发后，东交民巷再一次干涉中国内政。在其支持下，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更甚于在这里还签订了让国人愤怒、倍感屈辱的“二十一条”。
纵使游行队伍义愤填膺，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依旧端坐钓鱼台。这就是“现实”，谁叫此时的中国羸弱？讲道理，那是站在平等的角度。没有实力，就只有看他国脸色。
好在此时国人皆义士，一次次游行示威、敢于赴死的中国人也一次次向东交民巷提出抗议。国家之伟大，在于人之伟大！有这样的人存在，中国必然有复兴的一天。而这一天，也没让人等太久。
在中国享受到了足够优待的美国领事柯乐博，显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撺掇着英、法、荷、比，四国领事，召开秘密会议，希求能用老一套——联合施压，拒绝交出兵营。
今时不同往日，往日柯乐博这个提议，众位领事自然是一呼百应。可如今每一位领事脸上都露出了沮丧的表情，因为他们知道新中国的领导人并不吃这一套。但他们还想试一试，于是一封以《辛丑条约》和国民党“新约”为依据的拒交信函，呈交了上去。
可让柯乐博没想到的是，这封信根本没有呈交到周恩来总理的手里，就被退了回来。原因是柯乐博的领事身份并未得到新中国承认，他目前被视为普通侨民，无权干涉两国外交。
这让自恃高人一等的柯乐博，变了脸色。过往的一套不再适用于新中国，他只能无奈向美国本土求援。美国政府指示其继续对抗军管会，从中斡旋。而美国政府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与英国交涉，希望英国能帮帮忙。
英国没有拒绝，答应代为呈递柯乐博的信。当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司长宦乡和高来含（英国驻东交民巷领事）会面，商谈了建交相关问题之后，高来含将柯乐博的信递了过去。
出于和美国的特殊关系，高来含十分隐晦地表示：“贝文先生（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对于当下情况发展十分不安，他希望当局对过去条约中规定给予使领馆权利加以考虑”。
不同于柯乐博，高来含是中国所承认的领事，他所说的话还是具有一定分量的。但关于“驻华兵营”这一原则性问题，中国不会有半点让步。
宦乡回应说：“那是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决不允许它们的存在”。
对于中国来说，驻华兵营的存在是耻辱；但对于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国家来说，这也是耻辱。世界本就是大家的，侵略永远都是最不道德的行为之一。只有将这些彻底清除掉，才有助于中外之间关系的改善。
不管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关系永远建立在平等之上。英国虽没有直说这次意图，但宦乡心知肚明，故如此强势。
英方出面依旧没能挽救当下局势，这让柯乐博意识到恐真无办法继续斡旋。果不其然，对于美方等不愿配合的领事，身处莫斯科的毛主席发电，指示：“必须贯彻相关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将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一周期限前夕，军管会再次通知柯乐博，表明接收兵营的行动将于次日上午9时开始。若是以往，柯乐博必然会仗着背后国家强硬回怼，这次却只能用“不搬”的赖皮方式，来抗议军管会强制收回驻华兵营。
柯乐博预想，此次军管会恐怕会派遣大军来强制收回。若是制造舆论压力，或能再挣扎一番。可当看见门外零零星星的几名工作人员，让他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
诸多想法在他心中浮现，唯独没想到这是中国的待客之道。中国从不讲究人海战术，因为这里属于中国、而行为又属于正义之举，即便只来了几个人，那也代表的是中国。
当军管会在美国兵营外宣布了相关条令条例之后，欲进入美国兵营大院。此时柯乐博故作镇定，煞有其事地提出抗议，可乐博称：“这里属于美国政府财产，故征用布告对他们无效。由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所引发后果，当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
军管会可不吃这套，前来接管的工作人员不回答、不理会，表明一切抗议、不满，可以到军管会去说。当下柯乐博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带着他们进入美国兵营大院，方便他们接收。
想制造争端的柯乐博，计划落了空，只能带着工作人员进入大院。工作人员才发现通知多天，这里没有一点撤离的迹象，显然柯乐博等人打算采用拖延战术。
柯乐博有意拖，可中国不愿等，一分一秒都不行！工作人员指着院子，十分严肃地说：“柯乐博先生似乎有意违抗军管会的命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当由柯乐博先生负全部责任”！
中方的强硬态度，让柯乐博再不复最初的淡然。内心挣扎之后，柯乐博垂着头说：“一天之内将院内物品全部搬完，将院子交出”！
除美国之外，其余列强在华的兵营也一一被征用。随着北平驻华兵营被收回，其余地区的收回工作也顺利进行。
1950年1月份，兵营回收只剩下了英国，这个曾经的老牌强国，第一个叩开大清的国门，如今也要乖乖地搬出去了。
不过正当工作人员准备收回英国兵营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突然致电周恩来总理，宣布英国承认中央人民政府是合法政府，愿意同中国建立其外交关系。
此时北京市军管会决定暂时延缓收回英国兵营，以利于中英建交谈判。
1950年3月份，中英开始进行友好会商建交事宜。然而很快，我们便发现，英国外交使团一点诚意都没有，谈判毫无结果。
1950年4月11日，北京市军管会强势勒令英国兵营立即搬离，英国方面不得不按时搬走。
至此，新中国征用外国兵营完美落幕，在诸多大事记的建国初期，并未掀起多大波澜，但对于新中国，却意义非凡。
世界唯独革命1918年10月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革命接见以发扬，毛泽东也刚好走上中国历史无产阶级政治舞台，1947年初，对国民党反动进攻解放军，已经打破，正进行反攻时刻，毛泽东断定蒋介石败局已定，计划亲自去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建国经验。
1947年初，毛泽东访苏的意愿通过秘密热线传达到苏联，斯大林最初表示同意，但要求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成行，最好取道哈尔滨，必要时苏方还可派飞机接去。
接到密电后，毛泽东做好了动身准备。然而，7月1日，斯大林发来一份内容迥异的电报。斯大林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
原因苏联与美国及西欧关系正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时刻。接受毛泽东访苏的要求不久，苏联发现欧洲国家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已不可避免，不得不进行全面出击，接连同东欧各国签下了一系列协定，以切断东欧九国与美国、西欧之间的主要经贸联系。在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下，莫斯科确实很难正式接待毛泽东正在筹备见过客人。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共故意放弃延安，布下“口袋”准备更有力打击蒋军，斯大林对中共能否胜出毫无信心，生怕毛泽东的访问使苏联在西方列强面前“引火烧身”，所以拒绝毛泽东第一次的访问。
解放军收复延安后，中共胜利在望，急需同苏联调整关系。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去电询问斯大林的意见，再次希望访问苏联。这次他是为中共成为执政党积极准备。
4月2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双方商定毛泽东的动身时间为1948年7月中旬。然而不久，斯大林又变卦了。5月10日，斯大林来电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安全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考虑推迟来苏”。
斯大林之所以又拒绝了毛泽东访苏，因为美国驻苏大使发表一项声明，称无意反对苏联，造成两国紧张局面。斯大林对此求之不得。在这种情况下，让正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一争高下的毛泽东到莫斯科来，似乎也不那么合适。苏联还有想法中共否取胜还是未知数，这就是第二次理性拒绝。
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7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本月派船到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这次毛泽东急着去苏联，是因为有建国的要事与斯大林面谈。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毛泽东的最好时候。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告诉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斯大林用这种方法搪塞毛泽东，最主要的是斯大林签订了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第三次拒绝。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再电莫斯科：“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这封电报已带“调侃”意味和中国式幽默了，提出访苏要求，按照新约定的时间，在11月底动身。但是，这时毛泽东已经下决心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三大战役拉开了序幕，毛泽东想把动身的时间延后到12月底。这一次，又被斯大林找借口第四次拒绝。
据苏联党派给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安·雅·奥尔洛夫1948年8月28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说：他最近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一些问题，并希望苏联党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帮助。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谈的问题如下：
1. 关于同一些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 关于联合东方各种革命力量和关于东方各共产党（及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
3. 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进行斗争的战略计划。
4. 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的工业，其中包括（尤其是）军事工业、采矿工业，恢复和建筑交通道路——铁路和公路。在那里要把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的东西都讲出来。
5. 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
6. 关于同英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策略（路线）。
7. 一系列其他重要方面问题。
毛泽东在对上述一切加以总结时着重指出：“应当就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方面达成协议”。
1949年1月10日，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我们遗憾地认为，您应将行期再推迟一段时间，因为在此情况下您访问莫斯科，敌人会污蔑中国共产党，似乎它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莫斯科的，这对中共和苏联都没有好处”。这很明显，毛泽东不是代表主权国家，接见毛泽东是非法的，或说成附庸国家代理人，第四次拒绝访问。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还是坚信自己求教而去，毛泽东又回电，坚持起程前往。但是，1949年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此时，担心中苏关系被西方误解和利用是一个方面，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也使斯大林看到了中共的力量和胜利的曙光。于是，酝酿很久的毛泽东访苏没有成行，斯大林派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于1月31日下午来到了西柏坡，晚上就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主要是毛泽东介绍解放战争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历史。
本来，米高扬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就带着耳朵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和主张，以及对未来的安排，没有讲苏联建议，主要听取毛泽东介绍说：“为了在南京和上海地区一定取得胜利，就需要把林彪的精锐部队从北平地区调往中国南部和西部，使国民党没有可能从那里把增援部队调到南京、上海一带。北平地区的形势是复杂的，要在这里巩固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
在同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着重指出：共产党人是从对最坏情况的估计出发来制订自己的计划的。他们准备在稍事休整和训练之后用武力夺取这些城市（即南京和上海——米高扬）。北平事态的和平结局缩短了这些部队为进攻而休整和备战的时间。不仅这些部队为进攻而休整需要时间，而且为了如下情况也需要时间，这就是：
（1）为了消化和教育最近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几十万被俘的国民党军队；
（2）为了整饬后方和恢复供给前线给养的被破坏的铁路；
（3）为了把枪支弹药从目前的制造地集中起来（因为这方面的储备很少），问题的复杂在于需要为美式、日式、捷克式和苏式的武器准备弹药；
（4）为了培训管理上海和南京地区的干部也需要时间，因为不能完全依赖地方干部……
（5）为了对南京和上海地区进行经济管理做准备也需要时间。那里粮食很少，需要储备粮食。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发货币……（注1）
米高扬经历了整整7天多的时间，2月8日凌晨离开西柏坡。都是在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谈话，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主谈。这是第五次拒绝访问苏联。
注1《毛泽东访苏的行程为什么一拖再拖？》2019年07月16日08：2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接受斯大林邀请已经确定，一是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诞辰，毛主席决定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二是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
为给斯大林祝寿，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不知江青闻讯后，她迫不及待地插手选送礼品一事，她再三建议，带些能表明中国国情的礼品去：首先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大白萝卜，其次是绣有斯大林形象的湘绣制品、景德镇陶瓷、浙江龙井茶、杭州刺绣、江西的竹笋等。
毛泽东得知江青插手选送礼品极为恼火。一次，他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国带的礼品选好了吗”？杨尚昆说：“选了一些，江青同志正在帮我们一起选”。毛泽东一听，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杨尚昆连忙解释道：“主席，这是我们找江青同志帮助办的”。毛泽东挥了挥手，口气很严厉：“你们不要找她，她不懂这方面的事，这是和外国人打交道”。杨尚昆继续解释：“江青同志最近刚从苏联回来，有些情况她可能比较了解”。毛泽东真动了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怎么非要她插手呢”？杨尚昆见毛泽东如此生气，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最后，礼品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足有两车皮。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送蜜橘很好理解，甜甜蜜蜜，但用大葱作礼品却让人费解。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解释说，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吃大葱马上不打了。“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他说，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
这次出访，除了祝寿的礼品，毛泽东的衣着也需着重准备。据时为毛泽东卫士的李家骥回忆，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建议毛泽东顺应国际的礼节，请他着黑色服装——黑色礼服，黑色皮鞋，甚至袜子也是黑色的。毛泽东就问：“怎么这么复杂，我就不穿黑的”。总理做工作说：“咱们国家第一次以主席这样的身份访问苏联，我们一定要和外交礼节相适应”。毛泽东听总理这么解释，就说：“那好，就一套黑色的，一套做灰的”。灰色是他喜欢的颜色。
在毛泽东的行囊里，最多最重的是书。《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装了整整两箱子。
毛泽东主席向苏联学习真难，经过五次请求，在建立中华人共和国后，中国人真正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称为领导地位，毛泽东成了国家掌权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南海。第二天，苏联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由此带动了欧亚十余个国家对中国的承认。苏联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政府，表明国际法的法律地位，这时毛泽东主席才有资格代表国家出访苏联。
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才接到了来自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一份邀请信，在信中他邀请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如果毛泽东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邀请，那么这将是刚刚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走出国门，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元首正式出访。为了向世人展示新生的中国，为了解决过去中国与苏联留下的遗留问题，毛泽东主席决定接受邀请，出访苏联。 (《国家记忆》 2016年12月26日 《1949毛泽东访苏》系列 第一集 来自斯大林的邀请)。恰巧又逢斯大林七十大寿，既拜寿又国事访问，一举两得。
毛泽东决定亲赴莫斯科访问，毛泽东的目的主要是商谈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就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商谈；同时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活动。此次出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出访。红墙内的人们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为毛泽东的远行忙碌开了。苏代表团机要员的沈剑心出访配置的装备，一人一床缴来的美国人的鸭绒被和每人一双的大靴子。
除了必备物品，毛泽东出访的衣着也是需要着重准备。为毛泽东卫士的李家骥说：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建议毛泽东要顺应国际的礼节，请他着黑色服装，黑色的礼服，黑色的皮鞋，甚至袜子也是黑色的。毛泽东就问：“怎么这么复杂，我就不穿黑的”。总理做工作说：“咱们国家第一次以主席这样的身份访问苏联，我们一定要和外交礼节相适应”。毛泽东听总理这么解释就说：“那好，就一套黑色的，一套做灰的”。灰色是他喜欢的颜色。
除此之外，毛泽东的行囊里，最多最重的是书。《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装了整整两箱子。
为了这次访问，毛泽东心里准备非常充分，为拜寿准备礼品，为学习准备方法，为谈中苏友好，准备谈判条件，为建设国家恢复经济，找学习途径，一多看从北到南。
先说毛泽东准备礼品，以国情和传统，毛泽东背的礼品，很有些特色，能吃的：中国名茶叶中国布匹、丝绸、中国自古以来瓷器、工艺品；冬天煮菜吃的紫铜火锅、中国捻菜吃饭用的象牙筷子等，体现中国礼物精品，足足有两火车皮。
毛泽东出访苏联，保卫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主要问题。临行前，斯大林电告：“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的提示。
周恩来亲自对毛泽东出访苏联，为毛泽东安全着想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对他俩说：“主席马上就要动身了，公安部队要全力以赴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的命令。
在毛泽东出访之前，公安部队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彻底清剿沿途匪患，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
周恩来说：“敌特已经将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报告了台湾保密局，中央担心敌对势力利用我们的出访搞突然袭击。因此，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安全，中央军委已经命令在主席出访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又说：“没有特殊情况，你们两位要将主席送到满洲里，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报告。正常情况，每4个小时报告一次，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罗瑞卿说：“专列我们已经全面进行了检修，并派部队工兵用雷达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都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
出访前一天，毛主席向出访人员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
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注1）。
在接到苏联邀请信到毛泽东出发之日，一共二十四天准备，1949年12月6日清晨从中南海丰泽园从发，上午8时，毛泽东坐着新中国第一列代号为9002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随行的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和师哲等人。毛泽东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和送行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李克农等人员话别。
这趟编号为9002的专列，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设备十分高级，蒋介石还没有坐过，就被人民解放军缴获。专列备有一节参望车，挂在列车尾部，镶有落地的大玻璃窗，四周挂有墨绿色的窗帘，拉开窗帘，车外的风景一览无余。还有一节会议室式的车厢。除了几节软卧车厢和高级餐车外，毛泽东乘坐的车厢里，会客室、卧室、浴室一应俱全，可以随时在行车中洗浴，十分舒适。
专列一共三节，前面是前驱车和警卫人员，后面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经验丰富的老英雄，开车又快又稳，专列上的服务员都是从中央警卫部队挑选出来的。
肩负着保卫安全重任的罗瑞卿、杨奇清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人，每到一站都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为了保证毛主席的正常工作，罗瑞卿下令火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
为保证这次出访安全，公安部队早就沿铁路开始警卫执勤，从北京到满洲里几千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戒备森严。专列开动后，人民解放军动用3个军的兵力为毛泽东护行，在专列的前后，各有一列载着50名士兵的警卫车。铁路两旁岗哨林立，差不多是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列车沿途停靠时，只允许当地两名主要军政领导上车看望毛泽东。随行人员在中国境内不得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注1：《汪东兴日记揭密：毛主席首次访苏前的各种准备》news.cri.cn 2011-10-17 09：42。
毛泽东出访苏联，国民党暗藏大陆特务间谍也在蠢蠢异动，准备用最残酷的手段，害死毛泽东。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敌特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台湾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要在列车运行中将毛主席暗杀。毛人凤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交待完后，毛人凤对美国顾问布莱德说：“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布莱德兴奋地说：“岂止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战争。日本人为你们做出了样子，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人凤做出部署后立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咬了咬牙说：毛泽东访苏，是针对我们的，如果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的条约往哪里摆，难道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了吗？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你们要先发制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毛泽东访问，绝不能让毛泽东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国民党特务为了暗害毛主席，曾经在大兴安岭隧道放炸药。
大兴安岭隧道是1903年建造完成的，也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一旦被炸，毛主席和铁路列车都将被埋在长长的隧道中。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增加了很多公安部队的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毛主席经过大兴安岭隧道时，陈全有负责勤务。大兴安岭特冷，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列车安全通过，他们在大兴安岭隧道的两端挂上棉被，防止因为太冷，隧道顶壁的水滴落下来结冰而将铁轨冻结，妨碍列车通过，他就负责每天将棉被悬挂和摘下。毛主席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枪，有一个战士被打伤。部队立即组织人员对敌特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了三名敌特。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经过公安干警的努力，敌人的阴谋破产，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大兴安岭隧道。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气愤，打电话找来毛人凤，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将毛主席的车炸毁。
毛主席的列车一路不停长途奔驰。为了保证主席休息，决定在哈尔滨市休息一下。省公安总队奉命负责保卫安全，省公安部队政委王化成具体指挥这次保卫任务。
第二天列车继续按计划行驶。列车从哈尔滨市开出，王化成也是在列车出发前的五分钟才知道。
列车到了长春，谢富治和罗瑞卿到车站去接毛主席。在大兴安岭隧道炸毛主席专列的计划落空后，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暗杀计划。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在四平路投放炸药、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的方法企图颠覆列车，加害毛主席。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刘金鹏还在铁路内部发展了苗延年、南云海等多人，以便计划实施时协同行动。这一重大的情况被公安局获知，市委书记刘业雄要求严密监视，定时破案，吉林公安局调兵遣将，在毛主席回程临近时刻，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为了保证绝对不出问题，沿途公安部队都是几个人守一个扳道叉，主席的车没过前，扳道叉都锁着，主席的车过去后才把扳道叉启开。除了加强专列的警卫外，他们曾在一个很小的车站内将五辆车来回调整了十几次后，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主席在哪辆车上了。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敌人知道主席的车辆位置而搞破坏。想尽办法在一个小车站将车辆调来调去，为了毛泽东的出行安全。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十分尊重，派了他自己的专列专程到中国满洲里迎接毛泽东。列车服务员全都是苏联人，唯有餐车配有中国厨师，为的是给毛泽东一行做中餐。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陪同毛泽东登车，并为他安排好座位。然后，拉夫伦捷夫、乌洛夫等又下车对送行的人们说：“请中国同志放心，我们保证一路照顾好毛主席”。
为了保证绝对不出问题，在苏联境内，沿途公安军都是几个人守一个扳道叉，毛泽东的车没过前，扳道叉都锁着，车过去后才把扳道叉启开（注1）。
一路上，毛泽东为了缓解疲劳，经常走出车厢，到月台上散散步。有一段时间，毛泽东病了，手脚冰凉出冷汗。他在延安的时候得过这个病，生病以后，就不下车了，每到一站，人家来迎接的时候，就只好给人家说一声：“抱歉”。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前来迎接。毛泽东邀请莫洛托夫一行上车就座，要他们品尝中国特产，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不符合礼仪而谢绝了。鉴于毛泽东在途中身患感冒以及天气严寒等原因，苏方只安排了一个十分简洁的欢迎仪式。由仪仗队举行迎接礼，毛泽东也只绕场一周。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被苏方安排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一个叫“姐妹河”的别墅，有三层，是斯大林的第二别墅。苏方为毛泽东准备了非常漂亮的弹簧床。他转身告诉李家骥：“你想办法把这个垫子给我撤掉，换成木板床”。李家骥觉得在外做客，不好和主人提这样的要求，很是为难。但毛泽东坚持说：“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又回过头来对他说：“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我相信你能给我想个办法。你去找大使馆”。这下提醒了李家骥。李家骥将量好的床的尺寸通知了大使馆，到下午四时多大使馆把木板运来了（注1）。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整，毛泽东专列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上车慰问、迎接。考虑到天气寒冷，毛泽东得感冒病，隆重的欢迎仪式被压缩。按照苏方安排，毛主席只在仪仗队前绕场一周，未致答礼，散发了书面讲话。毛泽东救助进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当天晚上6时，斯大林那天显得很精神，一身笔挺的军服。他破格地站在了厅门口，而且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列队，这在苏联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罕见的，斯大林竟然没有要一名苏联的翻译，只是由中国方面的翻译师哲一个人全权代表。这足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国方面的信任。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厅门口时，斯大林迎了上去，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您好！您很年轻，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毛泽东说：“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十分高兴”！
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赞赏，他接连说了好几句：“伟大，真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我们祝你健康”！
会谈的气氛的确十分热烈。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关于这次会谈，师哲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毛泽东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人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
“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经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注2）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刨根问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的内心打算是，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5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注2）这是双方首次会谈所遇到的难题及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这些隔阂和不愉快，是通过斯大林的让步而解决的，当然也埋下了中苏关系的一些不和谐的种子。
这期间，斯大林派了好几个人来摸毛泽东的底，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一些具体想法。
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有一天他对来看他的科瓦廖夫发起了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这里来，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事情也不谈，难道我是来这里天天吃饭，天天来拉屎、睡觉”？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英国路透社发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据说消息来源还很可靠。
这一下子苏联方面紧张起来了。他们大概也感到10多天没有毛泽东的消息，没有办法向世界交代，就急忙派员来和中共方面商量，怎样对待这条消息。
还是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答记者问，这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注2）。
苏联方面对毛泽东来访十分重视，斯大林的想法是，无论签署什么文件，应由中苏最高领导人，即毛泽东、斯大林亲自签署。这就是中方和苏方文化差异，思维方法不一样，毛泽东却一心要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斯大林的国家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身份是相称的。
注1：《毛泽东首次访苏：拍桌骂人被“软禁”》2019-12-11 09：37 星岛环球网。
注2：《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神秘“消失”十多天》www.chinanews.com 2012年05月29日 15：01，本文摘自《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董保存 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和斯大林谈话中，没有意向性中苏合约，斯大林把毛泽东领班下来，争取立场改变，在斯大林生日后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也拒绝参加任何公开活动。莫斯科的空气凝重而紧张。两位政治强人在较劲——斯大林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
机会终于来了。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很快被西方媒体捕获，英国一家通讯社放风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这条消息不胫而起，一时间，西方各国谣言四起——“毛泽东被迫将中国的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斯大林”、“斯大林对毛泽东软硬兼施”、“毛泽东在莫斯科进退维谷”……等等。
这时，苏联人也坐不住了。1950年元旦，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有意无意透露了一个消息，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面对捕风捉影的谣言和西方国家频频向中国示好的消息，斯大林的立场开始松动。1月2日，他安排毛泽东发表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以击破谣言。
此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发布了一份文件，称美国将调整亚洲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北京同莫斯科缔结新条约。
答记者问一月三日在报纸上一发表，谣言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成为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的契机。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月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电报写道：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 （注1） 电报还提出：“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
一月三日晨四时，毛泽东又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注2）
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特别好。他一面思考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为主持下一轮的中苏会谈作准备；一面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到外地参观，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一些接触。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大使的陪同下，拜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 一九五0年一月十一日”。同一天，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列宁格勒访问，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前往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
毛泽东执意要驱车前往波罗的海参观。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急驰，遥望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达得要塞。毛泽东走下汽车，举目眺望。苏联朋友告诉他，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一至一点五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陪同人员听到这样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顿时活跃起来，欢腾、鼓掌。
中苏之间为签订新约问题而形成的僵局已经打开，事情正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注3）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双方就若干国际外交问题交换意见。随后，莫洛托夫将艾奇逊的讲话交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声明，对艾奇逊的造谣予以驳斥。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十九日发回北京，二十日由新华社播发，赶在二十一日见报。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和他特有的风格，尖锐泼辣地驳斥了艾奇逊。谈话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注4）
二月二十一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甚为不快，认为中国没有用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量。
对于苏方的不快，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在他看来，中国发表这份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毛泽东回到莫斯科后，就接到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
微妙的国际形势，促使斯大林改变态度。权衡利弊，他终于同意周恩来赴莫斯科，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达莫斯科后，毛主席和斯大林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了交谈，然后他让周总理赶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谈论具体问题。
注1：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1月2日。
注2：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1月3日。
注3：转引自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8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注4：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8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生日庆典
1949年12月21日这天，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70岁生日。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来祝寿，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给斯大林祝寿，是毛泽东访苏的任务之一。
12月21日，即斯大林生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毛泽东带了不少礼品，大都是中国的土特产。有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白萝卜，湘绣的斯大林像，江西景德镇的中国名陶瓷、冬笋，上海的香烟，浙江的西湖龙井茶叶，杭州的纺织品，安徽的祁门红茶，福建的漆器，贵州的中国名酒茅台等。此外，还有中文版的斯大林著作和中国象牙雕刻（注1）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给斯大林的贺电中，毛泽东这样写到：“主席先生！值阁下七十寿辰之际，我荣幸地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全世界的和平堡垒苏联在阁下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注1）。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身边。尽管毛泽东的位置很抢眼，但他的表情依然高兴不起来，脸上表现冷漠，没有一丝笑容，沉默寡言，原因可能是第一次会谈，相互理解心思，以及所处的环境，结果令毛泽东大失所望。
反而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贺词屡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庆祝大会之后，举行了演出，毛泽东和斯大林同坐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人们还不时地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注2）
几天后，毛泽东对柯瓦廖夫说，他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看来，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祝寿，他要做的是“中苏条约”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这才是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真正目的。
12月22日， 斯大林七十大寿的第二天，毛泽东要求再次与斯大林见面。两天以后，在斯大林的别墅，两人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这次长达五个半小时。他们谈到了越南、日本、印度、西欧等许多国际问题，但对于中苏之间的新约，斯大林依然只字未提。
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一气之下，毛泽东索性闭门不出，躲在别墅里“睡大觉”。当柯瓦廖夫来请毛泽东外出参观时，毛泽东拍着桌子大骂苏联人是王八蛋，说他的任务只有三条：“一是吃饭，二是睡觉，三是拉屎”。他还冲柯瓦廖夫发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注2）。
注1：《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去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2015年02月17日07：3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注2：《毛泽东首次访苏：拍桌骂人被“软禁”》2019-12-11 09：37 星岛环球网。
周恩来一行是一九五0年一月十日离开北京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工作班子，其中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泽东主持下紧张地做会谈准备工作。一月二十二日，毛、周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
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
斯大林一开头就提出：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拒绝签订新约，理由是必须顾及雅尔塔协定。这一次改口了，旧的条约和协定必须修改，理由是日本已经投降，情况变了，旧的已经过时。雅尔塔协定可以不去管它，原来所说中国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有不利影响，也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在同盟友好条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他说：我提出的以上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协商的内容。斯大林非常痛快地说：当然要写上这一条。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
接着，讨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用委婉的口气回答：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立即回答：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斯大林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签订和约后，苏军撤出旅顺港；另一种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港撤出军队。
中方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海军尚未建立，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进驻。所以毛泽东赞成前一个方案。斯大林又复述了一遍这一方案的内容，毛泽东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这个过渡期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从旅顺撤军。
在讨论大连问题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大连将保持为自由港吗？
大连为自由港，是旧的大连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确定的，这涉及大连的地位问题，自然受到中方的关注。斯大林说，罗斯福在世时，他坚持大连为一个自由港，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说，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
会谈又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同意中长铁路继续由两国共同管理，但中国应起主要作用，还要缩短旧协议的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周恩来提出，应取消原有的管理体制，铁路局的主要负责人改由中方担任；双方投资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
关于贷款协议问题，谈得很顺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来。毛泽东表示，贷款协议总的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谈了贸易问题。（注1）
这次会谈，在主要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这为以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
关于中长路和旅顺、大连协定，会谈时争论最大的是中长铁路的归还问题。中方提出，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斯大林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中方又提出，如果对日和约三年还不能缔结，应当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和中长路归还中国。斯大林表示同意。中方还提出，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大林也表示同意。（注2）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二十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二十三日，周、王、李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 （注3）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经过讨论，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中苏会谈顺利地进行着，条约和各个协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双方在加紧进行。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情况时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又说：“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注4）
这就是说，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大体上已得到符合中方意见的比较圆满的解决。
二月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中苏关于贷款协定三个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但是，谈判并不都是顺利的。在谈判的后期，突然出现一个小的波折。二月六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方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 （注5）这实际上是苏方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他们的身后，并排站着毛泽东、斯大林，以及中方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一九五0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中长路谈判中，苏方最初不愿交还，中方坚持，最后苏方同意归还中国。但在归还前的过渡时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问题上，中方作了让步，最后达成协议。
关于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苏方表示愿意早日放弃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得的某些特权。中方考虑到共同防御帝国主义的需要，同意有一个过渡期。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及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回其驻军，并将该地区设施移交中国政府，中方偿付旅顺港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方保证将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予中国政府，中方同意大连自由港问题待签订对日和约后再作处理。
关于贷款问题。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为好的想法，中方提出贷款三亿美元，拟三年内还清。斯大林表示，偿还期可延长为十年，年利率定为极优惠的1%。在贷款协定谈妥之后，苏方要求中方提供它缺少的战略原料钨、锡、锑，以偿还贷款，双方为此商签了一个秘密议定书。稍后，双方还达成在中国创办石油、有色金属、航空和造船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是新中国利用外国资本促进工业化的最初尝试。
最后，关于空军支援问题。由于在谈判期间发生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方派遣空军保护华东。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之间要签署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得给予第三国(主要指美、英、日)租让权利，也不准许第三国公民进行经济或其他活动。中方经反复考虑后予以同意。随后，斯大林表示，要把苏军原在东北接收的日伪财产和苏联在北京的教堂等财产交由中方接收。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注6）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同日，中苏双方发表关于两国缔结新的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并声明中苏旧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4月11日，中苏新约及有关协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批准生效，有效期为30年。在批准这一条约时，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注7）。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这个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注2）。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 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斯大林、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
毛泽东与斯大林
斯大林、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
该条约签字当晚，中国以驻苏大使王稼祥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饭店举行盛大宴会。
宴席的主菜是传统的中国火锅。这只火锅是中方从国内带来专门送给斯大林的礼物。宴会前，苏联方面的安全人员把它拿去，再送回来时，人们发现原来的紫铜火锅变成了银白色的。苏联方面说，怕铜有毒，特地镀了一层锡。斯大林不懂得吃火锅的方法，进餐时他把生冬笋片直接放进嘴里并连说：“好吃，好吃”！毛主席挟了一片笋，放在火锅里涮了涮，然后放进嘴里说：“这样吃，味道会更好些”。斯大林照着毛泽东的样子试了试说：“果然不错，中国菜确实名不虚传”！（注8）斯大林才学会吃火锅的方法。
注1：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二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注2：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2月8日。
注3：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25日。
注4：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31日。
注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1950年2月。
注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
注7．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人民网 . 2016-02-03
注8．1950年2月14日 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中国网 . 2016-02-03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注1）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注2）
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国主义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二月十七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并沿途在斯维尔德洛夫、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进行了参观。26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车站，苏方人员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礼物——两辆小轿车转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用萝卜、白菜换回了汽车，看来，“老大哥”比“小弟弟”要财大气粗。
1950年2月27日在哈尔滨市短暂停留。与毛主席同行的还有周恩来总理和借道回国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
松江省（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和哈尔滨市的领导听说毛主席要来，喜不自胜。当天下午，毛主席一行甫一抵达，便不顾疲倦，直赴哈尔滨车辆厂视察工作。到晚上用餐时，毛主席看到上桌的菜肴后皱了皱眉头，简单动了几筷子，饭后，他对负责接待的相关人员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毛主席还专门向他的警卫交代，今后吃饭要从简，没有必要嘛！
晚上，毛主席被安排住在一栋别墅里。这栋别墅是西式建筑，以原木建造，富丽堂皇，堪称建筑瑰宝。但毛主席对这一安排颇觉不适，甚至不愿意睡沙发床。他让警卫人员撤去沙发垫，换上了硬木板和旧军毯。他看看别墅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他问松江省负责同志现在是住洋房还是平房，负责同志回答：“住洋房”。毛泽东谆谆告诫，住洋房脱离群众，领导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毛泽东听取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的情况汇报后提笔写下了“学习”“奋斗”和“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几行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第一次为地方省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这幅字是比较大的，题词的用意不言自明，是要告诫大家牢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当时党面临的严峻形势来看，毛主席的题词也是对全党同志提出的要求（注3）。
毛泽东题词
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中苏两国的关系也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三月四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在苏联参观时，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卫士李家骥，毛泽东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他一面询问，一面思索着。
一九五0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注4）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了毛泽东这么浓厚的兴趣，这不是偶然的。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注5） 十月革命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不是很弱小吗？然而今天的苏联却有了许许多多大规模的工厂。从苏联的建设历史中，毛泽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虽然还很落后，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中国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也会像苏联一样，有自己的大工业。这对于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吸引力，这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清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新的中苏条约对旧的中苏条约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新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很快就被历史所证明了。
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情况下的中国来说，极为有利。
此外，新条约还特地增加了这样一条：“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它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合国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注6）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注7）
一九五0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注8）
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注9）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一九四九年六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注10）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作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付诸实现。
“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的前后，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春提出来的。同年三月五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注11）
在毛主席回来之前，公安部队一举将毛人凤在北京潜伏的电台抓获。至此，敌人企图破坏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暗杀阴谋彻底破产。
注1：现译名为费德林。
注2：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注3：刘少奇起草的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的电报，手稿，1949年12月21日。
注4：来源：人民日报（ 2018年07月17日 18 版） 作者：冯静武
注:5：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注6：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49年12月25日。
注7：毛泽东在1944年4月9日给陈毅的信中曾说过：“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注8：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注9：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14日至16日。
注10：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注11：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的谈话，1963年2月23日。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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