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中活出精彩人生》第二刊

作者  丁国军

金色少年

初读村小一九五八年春天，二爷府村小学陆老师和鲍老师登记适龄入学儿童，把我写上了，上学后我很爱学习，经常收到表扬。我这两只该死的耳朵可受气了，小朋友们取笑我，围观我，我也无地自容。自卑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对知识的渴望，让我在屈辱的环境下刻苦学习。只有学习、读书，才使我愉快、兴奋。小学三年级时，课本已经满足不了我的求知欲了，那时就一本语文书，一本算术书。我求爸爸领我去书店买一些小册子，什么星星、月亮、地球、海洋、陆地等科普读物，这些小丛书开阔了眼界，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看“十万个为什么”和“连环画”，那时我们叫小人书，三国、西游、水浒……的画面和精炼的语言在少年的心灵中留下记忆，培养了我初步对文学的爱好。我现在还怀念小人书。由于掌握了科学知识，就不迷信了，过年时，爷爷叫我和弟弟给“灶王爷”、“天地爷”、“观音”磕头，弟弟听话，我不愿意，爷爷就不喜欢我了。

一九六二年我去北门外村读书，那里是“管理区”所在地，（即现在的“村委会”）。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施行供给制，学生也在集体食堂用餐，中午每人一个玉米面窝头，一碗玉米面粥，一根胡萝卜咸菜。也有顺口溜曰：“干巴达”、“粥巴达”、胡萝卜咸菜酱疙瘩，（巴达蒙语饭的意思）一九六三年本村有高小了，我又回来读书，五、六年级班主任是江老师，他教学好，特别负责任，放学后还在煤油灯下辅导学生练珠算，我珠算加减乘除精通，江老师功不可没。江老师发现我爱好文学，就有意给我“收获”、“人民教育”刊物看，赵树理的“早春二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读。对我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在恩师的辛勤培育下，一九六五年，我在全班二十一名学生中和另外两名同学顺利考入乌丹中学。

中学时代

村小土房子、纸窗户、土坯课桌、凳子是木板条，黑板是用煤油灯烟子刷的。来到中学，教室砖瓦的，大黑板是毛玻璃的，天花板上有播音器，大操场上各种体育运动器材应有尽有：单双杠，软梯，篮球场，足球场……比村小学这里真是五星级呀！

那时乌丹中学党委书记赵润德，校长赵景堂，教导主任苏华。中学的老师许多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如闫长治、张汉瑞……我们初一三班班主任龚建雄老师。我初中也是语文成绩好，数学较差。新的环境收到新同学的讽刺和嘲笑。但毕竟我们都少年了，熟悉之后，大家也不歧视我了，现在我们五十多年前的老同学还经常沟通，同窗情谊绵绵。

正当我们这些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新的校园孜孜不倦的学习知识，锻炼身体，修养品德，争当“三好”生的时候，一九六六年春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一开头是批《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接着批“三家村”“四家店”“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再发展为写大字报，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学校书记、校长、主任和成份不好的教师都是被批判的对象，贴大字报，挂牌子，弯着腰被揪到台上批斗。我们的龚老师也被全校和班级批斗，据说他父亲在台湾，有一次少先队过队日，玩寻宝游戏，把红领巾当“宝”埋了，这成了龚老师的反革命罪状，他的问题就十分严重了。

破四旧，立四新，记得“梵宗寺”的佛像都被红卫兵造反派运到中学教研室门前小广场上，砸烂处理了，庙里库存的经卷都被烧了。大火着了好几天。现在叫文物，当时在革命群众眼里都是牛鬼蛇神，毒草、封、资、修、四旧，必除之，而后快。

文革进行到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首次接见了红卫兵代表，我校高三吴国权同学受到毛主席的握手，为了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乌丹中学更名为“八一八中学。”

国庆后的初冬，我们一部分红卫兵大串联的队伍在几位老师和高中大哥哥的带领下，奔向全国人民向往的北京城，去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当时带队的老师有孟老师、邱老师、林老师，高中大哥哥有吴琛、江泽川等人。记得吴琛带一个小提包，里面是人民币，我们的活动经费，每天还发给我们伍角零花钱。

在北京我们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检阅，地点在西郊飞机场。壮观场面在我的《红色年华》里有描述。从北京回来后邱老师进入校革委会，可叹林玉昌老师在“红色造反兵团”与“东方红”的武斗中被“红色”开枪打死了，还有学生史兰轩等人。那时“红色”以乌丹电影院为据点，“东方红”以俱乐部为据点，“红色”的韩世荣是被“东方红”的刘殿义开枪打死的。两大革命组织对立了好几年。

一九六七年夏天，举行了简单的毕业典礼，中午在校食堂吃了一顿毕业饭，我们六五届和其他各界八一八中学的学生都毕业了。停课闹革命的号召，让我们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可爱的学校，踏入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受到十年动乱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就在生产队挣工分糊口吧！悲哀。

(待续)

文章插图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