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六部  开创新中国

第一百二十八章 镇压反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被打败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各种部队，以及潜伏着国民党派遣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约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这是对人民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有的上山为匪徒，有的潜伏下来，有的还压在人民头上继续做歹。他们不甘心失败，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狼子野心。

又加上美国美国1950年9月15日，美国在朝鲜仁川登陆，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就要打过呀绿江，蒋介石发功大陆的时机已经到，便纷纷在各地冒出来进行破坏活动。

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阴谋破坏抗美援朝的军营和经济建设。他们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务、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他们甚至劫机、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1950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三千多干部被杀害。就连美国情报机构也派特务人员潜入中国内地，积极发展组织，试探情报，并企图暗杀中国领导人。

在反革命日益猖狂的情况下，一些领导部门和干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虽然1950年7月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群众对此很不满意，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工人气愤地质问干部：“看我们竞赛几个月，特务放一把火就烧完蛋了；再不镇压，说什么我们也不竞赛了”。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就开始了。相隔抗美援朝只相隔两天。

12月19日，毛泽东看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送来的综合报告。报告中反映了在湘西地区的镇反中，现实存在着不敢“开杀戒”的问题，再开杀戒以后，又出现杀人过多的问题。报告中对这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给复电黄克诚说：“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在“稳、准、狠”这三个字中间，毛泽东最强调的是“准”。只有打得准，才有打得稳，才能打得狠。

1951年1月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战役胜利结束，朝鲜战局大势已定，毛泽东放手让彭德怀指挥四五次战役，自己在最需要的时间，关键问题上，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或隔一段时间，向彭德怀问一问朝鲜战场的情况。毛泽东把注意力从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转到了国内的镇反工作和编辑《毛泽东选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起草了一二百份镇反方面的批语和电文。

镇反开始，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优柔寡断，行动不力。这是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有转发广西真烦报告时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是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来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毛泽东同时认识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在共产党内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还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做广泛的解释。黄炎培是党外人士的中代表人物，毛泽东亲自向他做解释工作，并且送一些镇反材料给他看。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写给他的信中这样说：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不可杀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既不应再杀人了”。

1952年二月中旬。这么多主持召开有各中央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重要会事项。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与干部撑腰”。

就这样，镇反就更加明确，分外、中、内三层区别进行。外层，指社会；中层，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指党内。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运动有了法律根据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镇反工作全面铺开，各地进展情况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对滞后。

毛泽东在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镇反运动在向深入发展时，毛泽东十分关注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多次提醒各级党委给与充分注意。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重要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反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三月十三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经查，这个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告密出卖过两名共产党员，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因而行凶报复，并当场自毙的事件。

这一事件，在党内引起了震动。这样的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所刺杀，为过去极为少见，在建国后更是首例。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黄祖炎被杀事件的通报，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务必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应当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内、政府内机关内的纯洁和安全。“绝不可以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这么多及时而且周密地作出部署，保证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公安部门在镇反运动中的安全，起到有力的保障，至此以后，在没有过像山东军区那样的事件。

毛泽东在指导镇反运动十分周密，十分注重研究各地方各部门的经验，及时推广。所写的批语，态度十分鲜明，政策明确，语言尖锐，又十分讲究分寸，对各地各部门的镇反工作，凡是做得好的就表扬，做得不力得催促，做得不对的纠正。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效决不罢休。提出任务，有具体要求，有时间限制，有时还指定由哪个人具体负责。拖延不办者，立即通报批评。为了准确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毛泽东还要求全国两千多个县为和市委书记都要向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可看出毛泽东对工作细致入微。

毛泽东是一有名宣传家，对宣传非常熟悉，宣传起到作用和价值。毛泽东说：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活在乡村，要大张旗鼓地镇反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各地都要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协商委员会会议等各种形式，调动各种宣传工具，揭露反革命罪行，宣传镇反政策，动员各阶层坚持镇压反革命，反对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毛泽东强调：“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语中：“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个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四月二十日，再次在一个批语中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最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从1951年5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为实行这一方针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收回来给下级的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

五月七日，没做到位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派人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中央局批准。

为了实行谨慎收缩方针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措施，视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都采取除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

在前一阶段镇反工作中，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群众拍手称快，对嚣张一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起到了震慑作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人民政权。但是，杀多了人，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甚至会丧失社会的同情。

对于犯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来的“死缓”。在古今中外法典里都找不到这一种刑名。它虽然仍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这就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发现的。后来，“死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刑名，写进法律，在中国实行。

五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中：“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有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毛泽东预计到，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应执行死刑的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

从而这两项这项重大措施，在1951年5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公安会议。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农村不应超过千分之一，城市一般地域千分之一，千分之零点五为宜。凡介在可捕可不捕的人一定不捕，凡介在可杀不可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错了就是犯错误。严格掌握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对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认真清理反革命犯罪的积案。抓紧对国外反革命分子的打击。为了更好打击反革命，全国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

经过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七个月来，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审查捕人和杀人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镇反过程的收缩阶段，有的区，村干部对死缓政策产生误解，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一笔勾销。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立即作出解释：“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绝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去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那些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镇反运动已经进行到彻底和比较彻底时候，在1951年9月，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再次审阅决议草案时，加写了一段话：“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到1951年10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喜欢读《西游记》，读完书后写了批语，“除恶就是行善”。镇压反革命分子，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为民除害，伸张正义。毛泽东这一型主张得到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并投身于作这个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铲除了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恶势力，人民民主专政得到了巩固，保证了正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和社会环境。

最凸显的是，中国有着久远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历代旧中国政府伤透脑筋，特别是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最为甚行。解放初期，据统计，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踞错中复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这真是了不起的历史事件。长期在城市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消声灭迹。社会次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绝口称赞，夸奖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在镇反中，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者欠有血债的重要反革命罪犯，也被捉拿归案，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消息传出，民心大振，显示出民主专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巨大威力。

与此同时，也对侵入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国外敌对分子，也被逮捕法办。1953年3月，美国情报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的潜伏组织，在天津被破获。8月17日，图谋在1950年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日本人，在北京处决。这真大快人心，才保证国庆盛典正常举行。

毛泽东在指导镇反运动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紧张而有序的进行，及时纠正各种偏向，保证了运动健康的进行。

195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时说：“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清楚”。从此中国就出现了和平团结的象征。

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较量，毛泽东是这样认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在这个制度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种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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