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六部  开创新中国

第一百三十三章 社会主义党内教育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改后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用户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公司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修改税制的原由，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批准。接着，又向工商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意见。十二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财政务院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改的通告”。

这个事情出现后，修正税制的公告出来，一九五三年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山东分局向明等三人和北京市委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状态，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经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这件事，关于新税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关注。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说：“新税制问题，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勿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诉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和旧税制必交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这个新税制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毛泽东重视，薄一波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看见毛泽东写的这封信，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急忙在二月十日，组织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位同志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就修正新税的目的，新税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如何解决，一一作了说明。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改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更好处理新税制这个问题，一九五三年六月五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毛泽东要求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五个文件印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同时也在五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的几个文件”。

原本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组织的列会，后来变成了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人员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参加列席会的，共一百三十六人。会议进行了两个月，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结束，可算中央最长的会议了。会议地点在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主题三项：财经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主题仍然是财经问题。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六月十五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的改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没找到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系统地阐述。毛泽东便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是这样写的：“总路线是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二）由新民民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这只是一个提纲，没有展开，但在毛泽东会议上的讲话，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接着又说：“考虑来考虑去，将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时限和总任务。总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即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边讲边进行分析，边告诫参加会议人员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接着毛泽东分别对“左”和右的倾向的错误表现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有的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是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毛泽东批评了“左”的错误，接着又批评右的。毛泽东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停的，连续进行教育，一发现出现右或左的都要进行指出批评，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在周恩来向全国政协已一届四次会议政治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这句话。可话虽然删去了，这件事始终记在毛泽东脑海中。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有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对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毛泽东针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产阶级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

毛泽东对另一种讲法“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提法提出批评。毛泽东认为：“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吗？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就是“确保私有财产”。毛泽东看法是：“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为此，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考虑的非常仔细又非常谨慎。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这个话，很强调“逐渐过渡”。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提出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渐过渡，最后完全过渡完”。

总之，毛泽东在六月十五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一篇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毛泽东组织召开的一九五三年六月五日到八月十三日新税制扩大会，新税制的错误问题在哪里？陈云作了详细说明，我们看了就明白了。

陈云说：“解放以前，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法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交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买卖，赚钱，当然他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业产品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货轮、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标上几个字，‘次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家商业差不多，他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再买加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得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到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本来是两道税批发营业税，并不需要纳批发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出来的，这是不符合国家政策”。

党中央政治局新税制扩大会议开了一个月，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到七月十三日，会上大家发言对新税制问题发表意见，分组会议上，高岗等人看见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就鼓动一些参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题摆桌面上来说，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可适得其反，七月三十日，薄一波坐了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骤然紧张起来，批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上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会议一度走离了方向。到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然没有通过。到了会议很难作出结束场面，这样会议就结束不了。毛泽东看出了这种现象，毛泽东指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毛泽东采取了一个方法，召回陈云和邓小平参加会议。陈云在会议上发言，既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又肯定了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邓小平也肯定了，不赞成把薄一波的错误说成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由此改变了会议气氛，为周恩来做会议结论提供了比较正常的氛围。

就在会议要结束时，也就是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没有像其他的发言那样绘声绘色，却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意见，都安在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这些话的内容，在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一些提法，一九五0年关于对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等等。很明显，这是批评薄一波而暗中映射刘少奇。高岗特别用心就是想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阴谋在财经会上已经暴露不已了。

财经会议结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引用了总路线的提法，毛泽东又加些了一段话：“这个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的解决。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对于新税制的错误，他是这样看待的，凡是在原稿上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都把“带路线性”的四个字删除。这个修改，主要涉及到对薄一波问题的定型。毛泽东是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的。但是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讲话以前，毛泽东是看过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才能涉及到有关党的二中全会内容。

毛泽东在讲话过程中涉及到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提到了“三反”“五反”，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的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道路问题。毛泽东还讲到，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了。

毛泽东再三说二中全会，会议中对利用、限制、改造讲的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指在活动范围反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引注）受到限制，它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经济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按新税制是“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毛泽东继续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脱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说道，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济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是这样，建设方能成功。毛泽东着重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注意，这是是主要关键问题。

毛泽东是一个自明的人，在批评新税制、批评薄一波之前，首先做自我批评：“在批评薄一波的错误中，周、陈都说要主要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们的错误在于：（1）抓得太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份搞起，经过一个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的十六亿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达如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在报纸上公布的太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地改革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支持的，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意见，修改了原来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年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纠正”。

毛泽东在财经会上自我批评，在大庭广众之下诚恳检讨自己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毛泽东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具体工作的人员减轻了压力。从根本上说，希望通过财经会议批评，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提高参加会议人员的认识。这是薄一波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最后讲：“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坚忍的精神。

要坚韧。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害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军队受到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己，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金属看不起有色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要在全党特别是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没有写进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要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列、斯平列。这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达到社会主义胜利”。

从这次财经会议中，真正达到了宣传教育社会主义从新民民主义到社会主过度问题教育，彻底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党内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像毛泽东说说的那样：“总路线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结局这个问题。”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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